张永江: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13-04-23 21:54:25

进入专题: 文化相对主义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张永江  

  

  【摘要】文化相对主义对战争罪行的追诉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创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国际刑事法院更有利于正义的伸张。文化能影响证人证言的采纳、种族灭绝等国际罪行的界定和正确的量刑,因此建立只对国内法院无法或不愿意管辖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才是最好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教训

  

  过去十多年新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了许多如何在法院上伸张正义的法律和政策问题。一个最重要争论的问题的是文化差异应该在这些法院的创立和操作中充当何种角色。一方面,为什么国际社会普遍地谴责某种罪行,文化差异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和检控这种罪行中应该起何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法官怎样才能结合不同的法律文化去寻求公正地裁决案件?

  

  一、文化相对主义在追诉战争罪中的作用

  

  国际人权领域一个主要争论是文化普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坚持认为,文化是人权或规则的有效性唯一的源泉。而激进的普适主义则坚持认为,文化与这些权利或规则的有效性完全毫不相关{1}。文化相对主义有两幅面孔,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主要作为应对殖民主义罪恶而演变来的,因为非洲、亚洲和穆斯林(包括拉丁美洲)等地的领导者和国民对殖民者统治下的痛苦往事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外部压力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性。对文化帝国主义危险的敏感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还是国际经济剥削和政治征服的工具,抑或是赤裸裸的极端人种优越论。否定说则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经常被作为避免承担人权侵害责任的借口。统治者经常以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幌子以转移人们关注其暴行的视线。

  (一)文化相对主义与战争罪行

  谈到罪行,多数学者,包括文化相对主义者,都同意至少有一小部分核心的禁止性规范是普适的。例如,现在无人会采取文化相对主义去认可奴隶制、杀人或灭绝种族。然而,具体什么行为应该普遍禁止,何时被禁止,则很少有明确的表述。

  实际上,战争罪行即使在各种各样的文明里都是不被允许的,不值得称赞的。战争罪行这个名词也是疑点重重。实际上,各个国际刑事法庭倾向于赋予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新的内涵。而且,这些众多罪行属于国际罪行仅仅是由于它们所发生的背景。换句话说,强奸是强奸,谋杀是谋杀,但他们有时既是国际罪行也是国内罪行,而有时都不是。总之,它取决于它们是否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而这些判断多少带有主观色彩。在武装冲突这个背景下,将平民或非战斗员作为攻击目标的行动则构成一种国际罪行,而定义战斗员和非战斗员则也带有主观性。

  (二)文化相对主义对战争罪行的反应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罪行作出反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国际反应表现为创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形式。首先,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创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以回应在巴尔干冲突期间所发生的暴行。然后,1994年安理会创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回应当年在卢旺达所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另外在塞拉里昂、科索沃、东帝汶和柬埔寨建立了几个混合法庭。期待已久的第一个基于条约所产生的国际刑事法院,也于1998年7月建立,并于2002年7月正式开始工作。如果法律是文化表示的形式而不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移植,那么国际刑事法院的创设必将预示着有关文化相对主义争辩的开始。战争罪行的普遍管辖权为公众舆论所接受,人们广为赞同对从事大规模杀人、强奸和折磨人的人应当追究其国际刑事责任。然而,也有学者争辩说,局外人起诉纯粹是对战争罪行的一种有缺陷的反应{2}。例如,Jose.Alvarez教授就对国际社会对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反应提出批评,国际社会既需要对严重侵犯人权的特殊情形作出反应,也需对在暴行发生后该地区的态势予以关注。他认为也许有某种特殊的文化或历史原因导致卢旺达人抵制国际社会设计或强加给他们的解决方案。同样,国际社会不能以一种家长式态度来对待战争罪行及其受害者,即以一种偏见、狭隘、无经验和不适当的方式看待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混合法庭试图联合国际和国内法官参与裁决战争罪行,某些程度上这是更好的精英模型(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3}。虽然它没有具体使用文化相对主义语言,但潜台词是混合法庭将更好了解和反映文化价值,也不易遭受道德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所有的种族灭绝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罪行,然而,各个种族灭绝是独特的。追究责任者和安抚受害人的形式应该因案而异,即,对战争罪行的反应采用“实证方法”而非“道义方法”,所选择的审判方式应该是该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专属补救反应。

  (三)战争罪行追诉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如前所述,对战争罪行的文化普适主义的反应就是创设诸如卢旺达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因为追诉国际战争罪行本质上是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冲突的。例如,前卢旺达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主检察官Richard Goldstone称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危险趋向”,它不应该在追诉战争罪行中起作用{4}。基于文化的差异认为非洲所发生的种族灭绝与欧洲的不同从而得出国际社会不应该干涉的结论这是非常可怕的{5}。然而,文化和文化差异已经和必将继续对介入国际刑事法庭的各方产生不容置疑的影响。因为被告或者受害者不同而组建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律政官员(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和职员)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在一个与卢旺达没有任何关联的国家审判嫌疑犯。对许多文化普适主义者来说这也许意味着胜利,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国的司法系统有着其特有的权力和补救措施,是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概念的产物和反映。如果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拒绝承认这一现实,反而只是单一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准则简单地判断证人、事实以及被告的行为,则是不大可能收获正义的。因此国际法官办案时应当承认和考虑文化差异。文化相对主义既可适用于人权和其他特殊权利的解释,也可以适用于这些权利是怎样被实现的。例如,在人权(如反对种族灭绝)问题上既主张文化普适主义的立场,也允许基于文化相对主义所作的与国际准则稍有偏差的解释(如种族灭绝在一个特殊情况怎样被定义)或在实施的形式上略有区别(如法庭怎样去调查和检控涉嫌的种族灭绝)。

  

  二、文化相对主义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研究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个理想主题,因为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创立和运行过程中就有文化普适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争辩。

  (一)卢旺达种族灭绝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

  1.卢旺达种族灭绝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Juvenal Habyarimana的座机为一枚地对空 导弹击落。这次事件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屠杀,该屠杀导致大约500,000到1,000,000平民死亡,其中主要是图西人(有75%的图西人被屠杀),其残暴程度史无前例,几乎相当于二战期间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人数的3倍{6}。然而此次种族灭绝不是自发的起义,亦不是古老部族间不可避免的争斗,它是经过仔细和周密的计划,完全可为国际社会所阻止。

  卢旺达主要由两个族群组成:胡图族(占人口的多数)和图西族(占人口的少数)[1]。然而这两个民族历史上共享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互相通婚,杂居在一起,没有领土的界限,就连人种学家和史学家都怀疑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否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胡图族以农耕为主而图西族则是游牧民族。由于游牧是更加兴旺的职业,少数图西人最终成为贵族,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依然不明显。然而,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到达卢旺达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他们鼓励和强化了二者间的界限,先是法国人,后是比利时人制定了对殖民地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即图西族作为封建领主代表欧洲进行统治。比利时人最终促成了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分裂,他们为颁发身份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按父系将每个卢旺达人分别标明胡图人、图西人和特瓦人{7}。

  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傲慢和欧洲人强加的由胡图人实施统治的规则感到愤慨。二战结束后,独立运动遍及非洲,比利时人开始同情胡图人为其谋求自决权,1959年胡图人因此开始执掌卢旺达政权,随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出现第一次暴力冲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约100,000图西人为躲避大屠杀而逃亡海外{7}。在20世纪70、80年代,卢旺达由法国支持的总统Habyarimana实行独裁统治,与此同时,逃亡海外的图西人多次试图以武力推翻卢旺达政权,但每次失败总伴随着数以万计的图西人被屠杀。1990年,主要由图西难民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再次发动攻击,1992年底,卢旺达军队和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的战斗达到对峙状态,两个阵营开始谈判,1993年8月双方达成爱考士协议。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卢旺达。胡图极端分子以及许多Habyarimana总统身边的人强烈反对和平协议,为此他们于1993年建立了一个训练胡图民兵的营地,每次训练300名胡图人,主要是传授大屠杀和煽动种族仇恨的方法。卢旺达当局将法国提供的价值600万美元的军火分发给民兵成员和其他Habyarimana支持者;另外,从中国进口的大砍刀也被秘密存放到全国各地。

  1994年初,驻扎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Romeo Dallaire少将寄发一封电报给联合国维和部队总部,他警告说胡图族强硬派计划了一场针对图西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在随后的数星期里,他不断要求增派力量并希望获得授权使用武力占领武器库,但联合国鉴于美军士兵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遇难的惨痛教训,拒绝了这些请求。这些都为1994年4月开始的种族灭绝埋下了伏笔。几乎在Habyarimana遇刺后不久。胡图士兵和民兵开始搜寻并杀害图西平民和温和派胡图人,胡图总统护卫队的成员在主要通途上架设护拦,检查身份证并处死那些持图西族身份证或具有图西人体格特征的人。他们同时挨家挨户搜寻并杀害图西人,即使逃进教会寻求庇护的人也未能幸免。成千上万的图西人被谋杀,成千上万的图西族妇女被强奸。然而到7月中旬,卢旺达爱国阵线向首都推进,数以万计胡图人出逃到卢旺达西南和扎伊尔(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7月18日,胡图极端政府逃亡,卢旺达爱国阵线联合幸存反对党成员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种族灭绝从此结束。

  2.国际社会对种族灭绝的反应

  国际社会未能阻止种族灭绝,但将犯人绳之以法却反应迅速。卢旺达刑事司法系统完全瓦解,而卢旺达新政府则急切要求建立一个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相似的审判机构。然而,许多国家在安理会上对耗资巨大的国际罪行调查和建立超出联合国财力承受的法庭的设想持抵制态度。这样的抵抗遭到严厉批评,认为这有种族主义嫌疑。

  应卢旺达联合政府代表的强烈要求,1994年11月,安理会建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卢旺达是安理会中唯一投票反对创造法庭的国家。卢旺达主要是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某些规则。首先,卢旺达反对国际刑事法庭只对1994年的罪犯行使管辖权,这会阻碍国际刑事法庭充分调查导致种族灭绝的真正原因。其次,卢旺达抱怨国际刑事法庭人手不够和资金短缺。第三,卢旺达反对国际刑事法庭设在坦桑尼亚,因为这会造成卢旺达人难以出庭作证。第四,卢旺达反对国际刑事法庭将判处监禁刑的罪犯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豪华监狱中服刑,因为这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最后,卢旺达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禁止适用死刑。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只对组织和执行种族灭绝的主犯进行审判。由于卢旺达刑法典存在死刑,那些对种族灭绝负主要责任的人不会面对死刑,而从犯在卢旺达受审则可能被适用死刑{8}。这些具体争执反映了卢旺达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失望。卢旺达需要适合其本国国情的国际协助,但国际社会反而运用一种“曲奇饼切削刀”的方法建立一个比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力量更加微弱,经济上更加贫困的复制品。而且,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是由于该国不能有效地追诉战争罪犯。而卢旺达的情形则不同,该国愿意检控战争罪犯,因此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存在更多反映了国际强权政治,而不是卢旺达人所真正需要的帮助。

  (二)文化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中所起的作用

  1.文化影响证人证言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注意到了法官难以理解与自己文化相异的证人证言。在Akayesu案中,法庭判处这位前Taba市长犯有种族灭绝、煽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文化相对主义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300.html
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7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