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遭遇前所未有的国内外新挑战，也体现出“坚韧性”和内在潜力。近10年来，全球经济普遍进入内生增长动力弱化的局面，相比而言，据统计2013年至202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6%，远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七国集团（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的加持下，党中央推动的“数字中国”建设，为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激发更多活力提供了重要“抓手”。最近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数字化将成为协同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基础

应该说，我国作为全球少有的“巨国经济体”，仍然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和牢固的发展基础，具体有几方面值得关注。

（一）我国基本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尤其是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也是直面新挑战而维护和提升产业基础优势和应对冲击的能力。

（二）我国市场的规模、深度和广度也是极为突出的。“大市场”意味着庞大的经济主体数量、丰富的市场拓展空间、交易活动的活跃性、发展“腾挪”的众多维度。只要改变低效率、低质量、不可持续的部分，就能够不断把“经济潜力”转换为“经济动力”。正如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的，“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在全球逐渐体现出“结构性竞争优势”。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逐渐发挥更大作用，这要归因于包括经济规模、贸易、投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如我国的数字经济和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在诸多领域都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之一；在低碳和绿色能源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归根结底，这都是缘于我国坚持开放政策，“引进来”大量外部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了国内经济主体“走出去”，在全球化“互动”中实现各方共享共赢。

“数字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当然，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原有的优势因素还需进一步巩固和优化，从而有效应对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我们看到，在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的加持下，党中央推动的“数字中国”建设，为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激发更多活力提供了重要“抓手”。

（一）以推动数实融合为主线，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承认，原有的粗放式、要素堆积型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从不同层面看，一则，宏观层面是通过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改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质量，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二则，中观层面是促进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并且重构众多行业的上中下游运营方式。三则，微观层面则是推动市场主体的数字化创新与变革，改善企业生产函数，全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不同部门看，一则，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高精尖”部分，尤其是前沿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迫切需要技术迭代升级的支撑。二则，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经过数字技术改造，增加了新价值、形成了新业态，更是数实融合的核心地带。三则，需强化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更需新型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包括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

（二）以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手段为载体，改善消费和就业，应对需求收缩。数字化全面改变了消费产品、模式和场景，为促进消费拓展了新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国办函〔2023〕70号）就提出，壮大数字消费，推进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稳定就业才能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数字经济对此大有可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例如，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工业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预计到2025年我国相关核心产业人才缺口数量将达约254万人。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指出，我国平台企业创造就业约2.4亿，这也是数字化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体现。

（三）依托数字化打造“新开放模式”，在坚持合作交流中应对“逆全球化”。伴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科技脱钩等声浪涌现，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合作与互依共存受到极大影响。同时，虽然在空间地理层面的经济交流短期内可能弱化，但跨越时空约束的、庞大的数字化世界已经“扑面而来”，我国可以在其中探索诸多“新共识”。例如，已倡导提出《二十国集团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达成《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正式成立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等。此外，当前全球产业链确实出现本土化、区域化回归，但数字经济具有内在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可以有效对冲部分产业的逆全球化。由此，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大力支持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对外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改造，都是重要的可选项。

（四）以数字化的力量来改善“预期管理”，增强经济发展的信心。所谓预期是指市场参与者对于宏观政策和经济前景的预测和期望，也是影响经济运行的核心因素之一。当前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如何改善预期管理就成为重中之重。数字化工具有助于增强信息准确性、传播效率，因此可以被政策部门用来更加充分、精准地向公众传达政策意图，避免信息扭曲，增强市场信心。同时，数字化也有助于全面推动政务服务能力的提升。当前，全国线上政务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线上渠道更加多元、各类应用深入普及；全国各级政务数据平台建设正有序推进，政务数据目录体系已初步形成。数字化政务也能够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对政府政策能力的信心。

此外，党中央也多次强调要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随着数字化改变原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金融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数字化力量的加持。这既是因为数字经济带来了全新的金融需求，使得金融业需要进行适应性变革；也是由于金融业即为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数字化引发信息技术迭代，也对金融功能、要素、市场带来深刻影响。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工作

虽然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也遭遇了风险与挑战，但经过监管治理和政策引导，各方对于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仍然存有较大信心。对此，也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我国金融业应用技术的创新“百花齐放”，但在底层重大技术方面还有所不足。尤其伴随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ChatGPT）在全球的快速应用，我国也掀起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创新浪潮，并在金融领域对提升面向客户的服务能力、改善机构工作流程与效率、文本处理和信息技术（IT）支持等方面展现了价值。在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原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办发〔2022〕2号）等引领下，包括AIGC在内的新技术将成为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二）努力夯实数据要素基础。党中央已经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治理也成为提高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助力。在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探索，我国已经在全球走在了前列。这对于全面推动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丰富业务与场景。从产品视角看，金融科技创新更注重技术的深度赋能以及多层次的开放金融场景探索，并且以移动支付为代表，使得诸多新产品创新受到各国瞩目。从功能视角来看，各方也在推动创新成果扎根于实体经济需求，如目前小微金融、农村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成为金融科技渗透与应用的重要领域。

综合来看，随着金融监管与治理模式的完善、技术与金融的融合不断深入、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生态的优化，数字化将成为协同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金融时报》2023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