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七年三月，秋瑾在自己主持的《中国女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首《勉女权》歌：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以“男女平权”“恢复江山”为己任的秋瑾，在此唱出了“国民女杰”的理想和抱负。然而，仅仅四个月后，秋瑾被捕，旋遭杀害。被推为“东亚罗兰”的她，用史迹与文字，深刻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与文化心理的变动，亦与近现代女性解放的话题紧密关联。她在生前身后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集中体现了变局时代女性在新旧道德之间的境遇与选择；其从“才媛”到“女杰”的身份转向，则牵涉“规复女权”的世纪话题。诚然，百余年来，中国女性的处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晚清舆论所聚焦的话题，包括戒除缠足、教育平权、婚姻自由等，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女性社会地位和百年前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晚清发端的女性解放思潮、提倡女权的时代呼声，至今并未过时。在这一意义上，透过世纪云烟，返回历史现场，体贴这位女性先驱的生命故事，追溯斯人斯文的历史回音，对于理解百余年间女性的觉醒与成长之路，也有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
夏晓虹自九十年代初开始涉足晚清女性研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晚清女界的人物与故事，发掘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的成长足迹和时代心影，在海内外学界皆极具影响力的“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和《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正是她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品。在夏晓虹笔致所及的众多晚清女性中，秋瑾是其“最熟悉、投入时间最多”的中心人物。以作于一九九六年初的《始信英雄亦有雌》为开端，她在秋瑾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和拓展，到现今结集为《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一书时，已有十二篇相关文章。组成这样一部研究专集，不仅能够凸显“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策略，围绕秋瑾这一晚清女界的“关键人物”，进行多元视角的综合考察，同时，辑合作者二十余年研究成果，展现出独具学人色彩的学术履迹。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书中各文写作时间前后跨越二十六年，所涉议题覆盖秋瑾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其周边人物亦做有细密的观察和考论，足可见作者对秋瑾持久且全面的学术关注。各文写作都以“论从史出”作为基本路径，将晚清女性研究作为窗口，重审中国社会文化的世纪变迁。
早在初涉晚清女性研究之时，夏晓虹就确定了这一史家立场。她自称“对史实的偏爱甚至胜过了女性研究者的自我意识”（《晚清文人妇女观》日译本自序），在当下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的热潮中，她素不套用西方理论，亦不照搬时尚术语，而是独树一帜地站在自家立场，返回文本语境，爬梳报章文字，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入手，经由史料考证和文本调查，实证性地解决历史问题。在这些个案研究的背后，每每暗含着全景性的社会观察，理论视野隐于其中， 在性别研究中别具一格。由“衡史”到“论文”，夏着以从容绵密的笔致、环环相扣的追索，以及压在纸背的历史关怀，在构建起“旧年人物”立体形象的同时，也生动地诠释出“晚清的魅力”。
夏晓虹以史见长的研究风格，很早就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和肯定， 而其话题切口与文思笔法，又与一般的史学论文有所区别。《秋瑾与谢道韫》一文曾选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2〇 世纪中国：199〇—1999 年辛亥革命论文选》，主编严昌洪在前言中即点出“该文出自一位文学学者之手，其角度之新颖，在史学论文中是少见的”。同时，善于把文学作品当作史料运用，也是夏着的一大亮点。秋瑾的诗词、弹词等作品，在作为文学研究的文本和对象之外，也是揭露秋瑾的婚姻观念、女权意识以及革命主张的第一手资料。夏晓虹将这些文字与秋瑾的演说、报论、杂文进行参照，解读词章典故中蕴含的隐微心情与时代心境，这一游刃于文史之间的学术思路， 不但能够打通学科区隔，多维度还原研究对象的生命情态和思想脉络，亦使学术文章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她自陈业余喜欢侦探电影，在考索晚清人物、稽核史事真伪的过程中，也常常体现出侦探之奇与设思之妙。其研究切口的选择，往往是带有悬案色彩的话题，由此调动多元材料，层层推进，抽丝剥茧，直到为历史积案下定断语。这种论述方式，避免了铺陈史料所可能带来的芜杂与单调，同时也让她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抵达晚清，体察那新旧纷呈、生气淋漓的万象时代。
夏晓虹曾戏言“对每日发生的国家大事不甚了然，却嗜读晚清的旧报纸，只能说是无可救药的历史癖”（《晚清报纸的魅力》），而“嗜读晚清的旧报纸”，善于运用报刊史料，正是其研究中的过人之处。不同于文集、全集的阅读观感，借助报刊返回历史现场的冲击性体验，直可用“天地为之变色”来描述。晚清文化传播和启蒙思潮皆与报章的兴起紧密相关，由其形构的公共立场和文化空间，也成为“过渡时代”重要的民间力量。通过报刊，回到文本的发表环境和社会网络，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氛围中，钩沉旧年人物往事，触摸变动社会脉搏，倾听历史话语回响，这样一来，那些远隔百年时光的名字，也都有了气息与表情，由此路径阅读晚清女性，在“理解之同情”的眼光之外，也让学术笔墨多了几分温润。夏晓虹将报章作为自身研究工作的基石，以此重构晚清的“文学场”，不断从中挖掘新资料、做出新论断。早年旧报刊查阅不易，无论是翻阅泛黄发脆的故纸堆，还是调阅缩微胶片，都是相当大的工作量，且很有可能连日毫无所获， 她早年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等辛苦之上，也让她的相关研究得以开风气之先，乃至具有引领潮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和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立，近代报刊查阅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夏晓虹即利用电子检索，发现了秋瑾祖父和父亲确切的仕宦经历，由此完成了相关积案的清理（《秋瑾早年行迹考辨》）。然而，且不说仍有相当多的近代报刊尚未完成数字化，文字的机器识别常不够准确，关键词检索虽能快速获得结果，但毕竟不能使读者获得翻阅原报刊的“历史现场感”，也会容易遗漏相关重要信息。因此，她也不断强调，要警惕过度依赖数据库，电子资源检索不应完全取代对原报原刊的整体阅读。亲手触碰那些泛黄的纸页，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感性体认，也是数字时代对人文精神的某种坚持。
梁启超曾提出，“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并强调“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即通过核心人物关联和笼罩时代全景，以为历史写照。夏晓虹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梁启超其人其文的浓厚兴趣，自身的研究方法也深受任公的影响。在晚清女性研究中，她选定秋瑾作为枢纽人物，不仅是出于秋氏“革命巨擘、巾帼英雄”的巨大影响力，也因为“对秋瑾的言说本身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足以映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更迭与演进态势”（《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18〇 页），即这一研究对象同时具备“思想的伟大”与“关系的伟大”两方面的中心地位，研究者能够由此个案人物，统观晚清女界乃至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
以“良玉勋名、云英事业”为奇志的秋瑾， 自二十七岁离湘进京起，行迹思想即与兴复女权、立身救国紧密关联。居京期间，秋瑾结识新学名士，参与京城最早的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在女界开风气之先；东渡日本后，她活跃于“三合会”“同盟会”等革命社团，思想上则完成了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由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至于其恢复“共爱会”、创办“演说练习会”，发刊《白话》杂志和《中国女报》，主持绍兴大通学堂、创作《精卫石》弹词、翻译《看护学教程》等一系列知识普及和思想启蒙工作，更使她在女报、女学堂、女子团体、女性文学等方面皆具影响力。革命起事失败后，秋瑾的以身殉国之举，最终实现了“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的自我期许，以女性先驱的形象留名青史。从一九〇二年入京到一九〇七年被杀，短短五年间，秋瑾的交游留学、办报结社、兴学启蒙、创作演说乃至抵抗旧式婚姻诸种举动，几乎覆盖了当时妇女解放所能涉及的全部话题；而其策划武装起事、谋求排满革命的行动，则超越了性别立场，达到了民族解放的高度。夏晓虹以性别问题作为透视晚清社会的窗口，在浩瀚的史料中，集中打捞秋瑾生命历程中所关涉的人物和事件，展开具体的个案剖析，从而对世变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心理进行解读。以人物为中心，“以包含了丰富信息量的‘事件核作为考索对象”（《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不仅避免了宏大叙事所可能造成的平面化视角，由个案所展开的史料处理和史实考证，也能在细节中凸显社会情态与舆论氛围，逼真地呈现历史现场中的诸种动态因素。例如，《秋瑾与贵林》以杭州驻防营协领贵林参祭秋瑾一事为核心，通过这位满族官员的言辞和立场，分梳秋瑾之死所引发的社会声音，从而打破既往研究中常见的二元对立模式，让学术研究回归“有情的历史”，呈现研究对象的血肉和温度。
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策略，在还原历史坐标、重建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使研究对象的生命故事更为可亲可感，再现史料背后鲜活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夏晓虹教授与晚清人物结缘，既不是隔岸观火式的世纪远眺，也不是显微镜下的标本解剖，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关注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心理，以“尚友古人”的心态，体贴、理解他们的现实境遇和生活世界，从而知人论世，做出准确且生动的历史判断与文本解读。她以优雅从容的学术笔调，细致考察秋瑾的家世背景、成长经历、社会活动与思想主张，探讨这位晚清奇女子与时代思潮的有机关系，进而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坐标中，追寻近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女权思想的萌生之路，体现出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同时也对当下的性别文化研究有所启发。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夏晓虹着，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