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秋瑾文学形象的时代风貌——从夏衍的话剧到谢晋的电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7 次 更新时间:2009-12-20 00: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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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  

  

  如果考察20世纪以秋瑾为题材的文学写作,夏衍于1936年发表的话剧《自由魂》无疑是影响最为持久的作品。作为连接晚清与当代的重要一环,这出戏将近50年的创作、演出与改编,积淀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值得研究者仔细辩说。

  

  上篇:以“政治革命”收编“家庭革命”

  

  《自由魂》为夏衍创作的第二部多幕话剧,1936年12月初刊于左翼文学杂志《光明》第2卷第1、2号上,次年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当年正式演出时已改名《秋瑾》,故1944年夏衍刊行《边鼓集》时,即有《〈秋瑾〉再版代序》一篇。1950年上海开明书店重印此剧本时,亦即以《秋瑾传》名篇。

  述及《自由魂》的易名,必得提到夏衍创作的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此本作为“在中国提出建立‘国防戏剧’的口号后,第一次收获到的伟大的剧作” 1 ,当时虽引起很多争议,对于夏衍的戏剧编写生涯却是意义重大。接续着以历史“讽喻”现实的思路 2 ,直接呼应周扬关于“国防文学”的“文学者应当描写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件和人物,努力于创造民族英雄和卖国者的正负的典型”的吁求,《赛金花》与《秋瑾》以一反(指剧中塑造的卖国媚外的满清官吏)一正的人物典型 3 ,实践了夏衍对于抗日救亡文学的理念。1937年1月,四十年代剧社为与《赛金花》同时赴南京演出,排演夏衍新作时,演出委员会“决将‘自由魂’改名为‘秋瑾’”。此举除了“以便更加通俗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亦颇有使此两位巾帼英雄能同时与首都人仕[士]相见也” 4 的考虑。因此,《赛金花》也构成了讨论《秋瑾传》时一个必要的背景。

  就表现的年代而言,《赛金花》与《秋瑾》是前后衔接的,故《秋瑾传》的序幕便设置在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故事发生的时段——1900年庚子事变之际。接下来的三幕四场正戏,第一幕写秋瑾决意到日本留学;第二幕演秋瑾归国后的办《中国女报》与筹划武装起义;最后一幕的两场,分别表现秋瑾的拒绝出走因而被捕以及最后的不屈就义。如此,秋瑾一生中的大事基本已囊括进来。

  考究剧本最初的命名《自由魂》,夏衍在四十多年后曾有回忆:

  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乃绩(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

  夏衍承认:“《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5 由此可知,“自由魂”之“自由”有两重含义,即“女界的自由”与“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换用晚清讨论秋瑾被杀一案时的说法,这便是“男女革命”或“家庭革命”与“种族革命”或“政治革命”之别。以这两条线索分析《秋瑾传》,我们可以看到夏衍在其间的依违抉择。

  夏衍虽然是杭州人,但他并不同意《秋瑾传》的写作有“表扬乡里英杰”之用心的说法。自述缘起时,以下一段话颇值得关注:

  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 6

  这让我们明了,正是对妇女命运的关心,促使夏衍留意此题材。而在晚清文学研究专家与藏书家阿英的帮助下,夏衍也读到了不少相当珍贵的史料,并适当地吸纳进其剧作。不过,这一晚年追忆仍不免与事实小有出入,因为初名《妇人与社会》的倍倍尔译著,其实1929年已经出版,谓之远因自无不可;若论及夏衍创作的直接动力,自应与前一年《人间世》杂志关于晚清小说《六月霜》的集中讨论以及秋宗章的系列文章有关。

  1935年5月,阿英在《人间世》第27期发表了《关于秋瑾的一部小说〈六月霜〉》,对“静观子”1911年出版的作品作了介绍。恰好王灿芝也获知林语堂藏有此书,便往借观,而撰有《读〈六月霜〉后之感想——关于先母秋瑾女士》之短文,在该刊次期登载。秋瑾弟宗章看到王文,发生兴趣,随后写作了《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于《人间世》第33期刊出。不过,执笔之时,秋氏虽曾“连日向杭城旧书肆搜求甚力”,《六月霜》却“渺不可得” 7 ,因而只能根据阿英文中陈述的故事梗概提出意见。此前的1934、1935年,秋宗章已接连在《东南日报》副刊《吴越春秋》连载《六六私乘》与《六六私乘补遗》,从家人的角度叙说秋瑾生平细节。至1936年2—3月间,秋宗章又有《大通学堂党案》的专文揭载于《越风》杂志,文中采录了大量当年绍兴府存档的官方文案,对秋瑾策划起义的前因后果作了仔细辨析。就时间与资料而言,上述诸文已为夏衍编写《秋瑾传》作好了充足的铺垫。

  而秋宗章无缘得见的晚清小说《六月霜》,凭借同为地下党员的阿英的帮助,夏衍并不难看到。尽管秋瑾家人对其书评价不高,秋宗章谓之“记实部分固多,而穿凿附会,亦复不少”,王灿芝更一言以蔽之曰,“是书与事实不相符合者甚多”;但二人的最大不满,实在对秋瑾“革命”性质的认定上。而抛开《六月霜》写秋瑾的思想行动“始终限制在‘男女平等,家庭革命’”一点之外,秋宗章所承认的“《六月霜》纪事,泰半根据当时报纸,大体自无错误” 8 ,向夏衍传递的仍是此书可取的信号。自然,阿英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引起了夏衍的格外关注:

  《六月霜》是有缺点的,但在当时的小说中,这不能不算是很好的一部,……在书里,可以看到清室统治的日趋崩溃的情形,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腐败,可以听到在压抑下的民众的被残害的呼号,同时,更如实的反映了革命的势力是怎样如火如荼的在暗黑中起来。 9

  这样的评述很容易连通革命者夏衍的现实情怀。

  对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歪曲,注定《六月霜》相关内容之遭摒弃。而关于“男女革命”、“家庭革命”的描写,秋宗章虽对其中王子芳休妻一节判为“决无之事”10 ,却无疑是小说中异议最少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夏衍《秋瑾传》11 的第一幕于此多有采纳。

  这一幕的开场写秋瑾读报,感慨“国家快要亡了”,焦灼万分。其夫不以为然,称“国家的盛衰,一半由于人为,一半由于天数”。秋反对,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回应。其夫反以轻薄的口气挑剔:“这只说‘匹夫’,没有说‘匹妇’”;并告诫秋瑾,女人“没有救国的责任”,“即使国家有了什么不幸,天下后世,也决不会责备到你们女人身上的”。秋瑾却慨然答道:“错了,救国是每个人的责任”;进而反诘其夫:

  你不仅是一个有责的匹夫,而且是一个吃了国家俸禄,吃了民间脂膏的官吏,你自己尽了你的责任没有?吃花酒,打牌,这算是你的“在其位,谋其事”吗?我跟你说,中国好好一个几千年的大国度,弄成现在这个极穷极弱的地步,大部分都是你们这班醉生梦死,只知自己,不知国家的官儿的责任!12

  这一大段同时针对抗战时事而发的议论,其实渊源有自,如果对照《六月霜》第七、八回的“说前因女士谏夫君”,不难发现《秋瑾传》乃是据此改编而来:

  我在这里想,我中国好好一个几千年的大国度,为什么弄到这个极弱极穷的地步?既被外人嘲笑,又受外人欺侮。国中枉有了四万万子民,却都是一个不能替国家分分忧、雪雪耻的。那一班大老官绅,更似醉生梦死,只知敲剥穷民的脂膏、贪图着自己快乐,娇妻美妾,斗富争豪,食了国家的俸禄,全不想为国家办一点事,出一点力。咳,我看他们还有一点良心的么?你虽是个小小京官,政府里头的事是不得与闻的,然而一官也应尽一官的职。若只是拿吃花酒、叉麻雀算正经事体,将真真正经事体反丢在脑后头去,这不是国家白白养了你们这班官儿了么?

  关于救国责任之争,小说也有涉及。秋夫称:“万一祖国有了陆沉的祸,决不有责备着你们女子的道理。”秋瑾的回答虽没有夏衍笔下的那般高亢,先是认同了“这本是你们男子的责任”,却还是委婉而坚定地表示:“但只是我虽女子,却女子也知有女子的责任。我今只要尽了我女子的责任,也不枉人生一世了。”13

  而这一大段被秋宗章认作“出自作者装点”14 的争论与劝诫,因其足以彰显秋瑾深切的爱国忧国之情,仍然为夏衍所吸收。

  接下来关于“家庭革命”与留学日本这些关键性的戏剧冲突,也基本化用了《六月霜》的描写,甚至因为这些情节原本以秋瑾与丈夫以及女友的对话展开,更方便直接挪用。如小说第八回秋夫对秋瑾宣讲“从来妇人家自应以柔顺为主”、女子“应该要服从男子的道理”,说:“你也是名门出身,自幼也读过书的,岂不闻曹大家《女诫》上头说过的两句话‘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秋瑾争辩道:“君枉读诗书,连个经常权变的道理都没有懂得,但只知诗云子曰,拘泥牢了圣贤一两句话,死也不化。照你说来,竟是科举也不必废,立宪也不必立了!”15 这些话稍加增删后,在《秋瑾传》中都可见到。

  最堪玩味的是秋夫反对秋瑾留学一节。夏衍剧本最初的对白设计为:

  王 我可不准你!

  秋 你不能干涉我!

  王 我是你的丈夫!

  秋 你做丈夫的不能干涉我念书,正像我做妻子的不能干涉你嫖赌一样!

  王 (站起来)我好好的规劝你,你竟越说越不是话啦,怎么说来说去,终是些男女平权,家庭革命,听了这种混帐的话,就像着了魔似的,永也劝不醒了,我现在不再跟你空费口舌。你真个要去,你就去,只是你与我没有半点儿情分,(威胁地)我得先休了你,再让你到外面去!我可不能让我的妻子在外面丢丑。16

  对照《六月霜》第八回文字,秋瑾的语气并没有如此强硬,如说:“君虽不准我去,然而人各有志。譬如君爱嫖赌,我也不能不许你。此刻我要游学,谅你也不得相强我的。君只知男人是应该压制女人,那里晓得男女是平权的呢!”17 其夫的反应却几乎是原样照搬。问题是,这一以男子嫖赌为正当的思路,放在《六月霜》小说创作或《赛金花》故事搬演的晚清,都不算离谱;但出自推崇女权的秋瑾之口,却颇有些不类。显然是意识到其间的缝隙,加之新中国建立后道德观念的整肃,1953年《秋瑾传》收入《夏衍剧作选》时,秋瑾的话已被删改成这样一个问句:“你做丈夫的就能干涉我的念书?”18

  至于小说《六月霜》中的越兰石,阿英已指明其人即为参与安葬秋瑾的吴芝瑛。夏衍易名为“吴兰石”,固然更切近原型,却破坏了小说中用对偶形式影射人名的规则。在戏剧第一幕为留学日本的学习科目上,吴与秋瑾有一番争执。秋瑾请教吴兰石“我应该学些什么好”,但吴的说法并不能令她满意。吴氏认为,“现在中国需要的应该是女子师范,家政学,保姆科”,秋瑾却说:“这些都是家常的琐碎事情,学了回来,也是无关大局的,您知道我的性子,我能做得这些事吗!”吴又猜她“一定去学什么医学,看护,蚕桑,或者和女子职业有关系的工艺”,并“正色相告”,“别把这些太看轻了,在西洋,女人学医药和看护,都是很神圣的,有许多贵族女子,都舍身去当看护,平时救济同胞,战时到战场上去救济兵士”。秋瑾答道:

  您的话,也许是不错的,可是我却认为这些学问还不是救拔同胞和女界自立的第一层工夫,天下的事情,都有本末之分,假使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是不论怎样的学问,还是没有用的。19

  至此为止,《秋瑾传》与《六月霜》在言辞上并没有大出入。

  而转入讨论“根本问题”的意指时,小说与话剧才出现了分歧。同样叹恨“现在中国两万万的女同胞还是在不自由不平权的黑暗里面”,《六月霜》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要替他们争回了这个自由,使世界上男人女子一例平权,那才是根本上的救拔同胞,可以使女界有自立的基础了。”因此,对于出国留学,秋瑾表示,“也不过胡乱拣几样学学罢了,不过可以借此考查考查外边的情形,联络联络同胞的声气,多结交几个男女朋友,自己放些眼力出来,拣几个热心热血的真同志,将来可以大家帮助帮助”;即使最出格的想法,也只是“可以多看些中国没有或是中国禁买的书籍报章”,而决不会涉及小说竭力否认的“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因此,小说中秋瑾的诸般思绪,还是被作者归结到“家庭革命”20 一途。到了《秋瑾传》这里,秋瑾考虑的却已是“不把中国弄得强盛,不把政治弄得清明,她们(按:指两万万女同胞)怎能从这黑暗里解放出来呐”。难怪吴兰石立刻会意:“那么您的志向太大了,您主张的已经不单是家庭革命,而是……”吴氏的话虽未说完,但“政治革命”一语已是呼之欲出。剧中秋瑾不但笑着承认“我真的想这样做”,而且明确地肯定:“我想救女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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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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