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飞:从战略集中到两线对抗:美国欧亚战略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56 次 更新时间:2023-08-06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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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飞  

 

从“必须避免两线作战”的军事经验中抽象出的战略集中原则是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传世圭臬。美国曾长期依此原则运筹欧亚战略,并在冷战中与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期成功规避了过高战略压力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迅速恶化,但美国并未因欧洲方向战略压力陡增转而在亚太地区谋求对华缓和。更令人费解的是,俄乌冲突至今已持续一年有余,美国不仅没有改变两线对抗的战略倾向,反而在拉拢西方国家不断升级与俄对抗的同时,变本加厉地对中国围堵施压。本文尝试在精准定义战略集中原则的基础上,详细展现美国从奉行到放弃该原则的战略转变过程,从美国社会矛盾、经济发展和外部条件等方面深度发掘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并全面总结美国由此形成的新欧亚战略及其影响。

一、战略集中原则的形成与美国的战略集中问题

随着国际竞争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崩溃、制度变更、国家解体等严重后果未必只源自军事失败。曾几何时,战争逻辑在事实上已被扩散至经贸、金融、科技、人文交流、意识形态等诸多非军事领域。因此,对军事经验进行理论化处理和综合性应用是现实条件变化对学理研究的必然要求。

因此,可对战略集中原则作出如下定义:它是为维系国内政治经济稳定运行,要求主权国家避免同时在多个地区与一个以上以物质权力界定的国家形成多领域对抗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在特定时间内,一国在越少的地区与越少的物质权力中心在越少的领域内形成对抗关系,越符合战略集中原则;反之,则越违背该原则。

二、美国战略集中原则的运行与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提出同时在欧洲、亚洲和某局部地区“打赢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思路。但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美国决策层发现,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各打一场大战严重脱离美国战略承压能力的实际。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苏交恶后,美国开始长期按照战略集中原则运筹欧亚战略。自 1969 年至 1991 年,美国整体采取“联中制苏”战略,以求降低两线对抗造成的超高战略负荷。自1992 年至 2007 年,美国决策层与战略界对两线对抗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缺少重视和讨论,其本质是外部压力骤减造成了战略“失焦”。自 2008 年至 2013 年,美国初步将综合国力与其日益接近的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采取“联俄制华”战略,整体上仍坚持战略集中原则。但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沉重打击了美俄关系。美俄对抗一度蔓延至经贸、核武器、生化武器等领域。自2014 年至 2016 年,美国虽未明确宣布重塑欧亚战略,但在行动层面已经开始同时对俄中两国采取敌对态度。

2017 年至今,美国最重要的官方战略文件普遍对俄中两国一致采取敌视态度和敌对叙事,并明确提出针对两国各自或整体的打压方案。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均倾向于采取多领域、高强度、对抗性措施,同时向俄中两国施加战略压力。

三、美国放弃战略集中原则的原因分析

身份政治泛滥,国家认同下降。美国身份政治越泛滥、社会对立越严重,美国的意识形态包容度便越会下降,美国政府便越需要捏造更多、更强的所谓“国际反美势力”和“修正主义国家”。单纯以俄罗斯或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愈发不足以向国内民众证明“以团结求生存”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美国社会经济危机和身份碎片化持续加剧,并放任“内病外治”的战略倾向继续膨胀,美国最终或将界定对手的标准从“非西方”进一步扩大为“非美式”,欧洲、日本、印度也可能成为美国渲染外部危机、维持国家认同的锚定物。

科技创新放缓,争夺利益存量。在短期内无力利用科技创新大幅提高利益增量的情况下,美国要缓解被新兴国家反超的霸权焦虑并尽量维持相对实力优势,只能“转身”打压后起国家发展并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夺利益存量。因此,一切有压可施、有利可图之处均是美国彰显霸权、出手争夺之所。如果美国仍然处于既无力开辟利益空间,又要继续维持霸主地位的矛盾之中,美国各精英集团恐将在地缘政治、金融经贸、产业布局等诸多领域与包括盟友、伙伴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竞争。

防止遗漏对手,实力优势尚存。在 美国看来,如果将战略资源集中于应对俄中之一国而放任另一国自由发展,则不能根除威胁,甚至最终将被遗漏的竞争对手击败,因此必须尽快、同步遏制俄中两国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美国自身实力存量尚堪消耗,短期内可以勉强支撑执行有悖于战略集中原则的欧亚战略。

四、美国新欧亚战略的目标、途径与影响

在美国身份政治加剧、科技创新放缓、俄中平稳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的战略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整体策略原则已从“长期延续霸权生命”变为“短期追求对抗胜利”,美国对战略“大三角”互动关系的理解已从“在战略稳定中优先创造利益增量的竞胜游戏”变为“在战略对抗中优先获取利益存量的竞劣游戏”,美国对大国博弈性质的理解也已从“在长周期内动态占据优势地位的无限博弈”变为“在短周期内静态压制竞争对手的有限博弈”。美国放弃战略集中原则正是这些认知变化在行为层面的必然体现。放弃旧战略的同时,美国新的欧亚战略自然而然同步蜕变而成。

与遵循战略集中原则的旧欧亚战略不同,美国新欧亚战略的直接目标是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占据全球利益存量,不惜以战略失衡为代价延续霸权寿命。为实现新欧亚战略的直接目标,美国正在从三条途径同时发力,并努力使三者相互融合,彼此强化。第一,精准投资,扩大优势。与冷战结束后恢复正常发展的自我投资不同,美国开始寻求重获重点领域的“绝对优势”。第二,整合盟国,统筹欧亚。与此前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支配两个独立的同盟体系不同,美国在“边缘包围中心”的思路下谋求将北约组织和亚太同盟体系融会贯通,使两者以更高的效率亲密合作,降低美国压力,服务美国利益。第三,塑造认知,引导舆论。在认知领域,美国已在对俄实战中打造出一套被普遍用于提振本方士气、瓦解对方意志、拉拢中立国家的认知战和舆论战方案。

短时间内,美国这一野心勃勃的新欧亚战略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但从长期来看,美国执行两线对抗的新欧亚战略势必对国际格局、世界发展及其盟友、伙伴国家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并最终伤害美国霸权。第一,俄中被迫走近,系统风险上升。虽然俄中两国没有建立集体安全关系且更倾向于实现多极化的、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但鉴于以美国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向俄中两国实施战略合围并大力施压,两国势必被迫以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谋求自保。第二,经济让位政治,世界发展受阻。若美国强行以意识形态与俄中划清界限,世界经济恐将滑向某种畸形分裂格局,冷战结束后 30 余年全球化发展成果将受重创,广大发展中国家将被迫承担美国对外战略的剧烈涟漪效应,并面临经济危机、人道主义灾难和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倒退。第三,盟国利益冲突,战略分歧突显。目前,美国盟友国家的核心利益关注仍主要集中在本国所在地区范围内,对远方事务无法产生共情,遑论全情投入。第四,美国衰落加速,内部危机加剧。在约瑟夫·奈等战略界人士看来,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并非外部挑战,而是“重振自身的民主”。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不仅会逐渐丧失领导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软实力,也会增大盟友伙伴对美国外交政策稳定性的质疑。

(作者: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摘自《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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