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5 次 更新时间:2023-06-28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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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优秀政治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之一,也是当代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宝贵思想资源。

“民为邦本”是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凝练表达

泱泱中华,涓积江河。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贤哲在总结和把握天地大道运行规律与历代王朝兴亡演替经验的基础上,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不变,从实现“良政善治”的目的出发,洞察到人民是立国之基、民心是政治之本的客观规律,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将“民为邦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形成一整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无逸》中有“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等记载,彰显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观念,是先民们最早认定的政治理想之一,开启了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传统。

《礼记·缁衣》中记载,“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哀公》中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指出,“民无不为本”“民为国本”“民为政本”“民者,万世之本”;王符提出,“民为国基”;唐太宗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王夫之的“宽庶民,严吏治,重民情”的倡议,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发展,都强调了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民心是国家的命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治理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演进史之中,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为政以德”蕴含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深沉的精神追求

人为本,德为先,能为上,行为善。“为政以德”充分彰显了良好政德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也体现了人们对“为政之道、德在其首”的认同和推崇。《论语·为政》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在《论语》中仅次于《学而篇》排列,一方面强调“为政”是人道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道德品行在“为政”中的重要性,是做人、做事、做官首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孔子的为政思想中,政治与道德、伦理密不可分。依据传统儒家观点,“德”是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品质,也是其内心最真实的表现。被誉为儒学总纲的《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强调做学问的目的在于彰显至善的品德,再推己及人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中国传统政治本着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凝聚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要旨,以修齐治平为根本、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境界,在政治思想上提出和阐述了“为政以德”的社会治理思想。

“为政以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承载着先秦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其突出强调道德对政治的深远影响,主张以“仁政”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准则,包含政者正也、克己复礼、德主刑辅等方面,以“仁”与“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为政以德”思想体系的思想基础、逻辑起点和主要内容。一方面,从内在的角度对人们的言行进行约束,通过道德协调各种矛盾,进而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并同时重视强调为政者的主导地位与关键作用,将为政者的道德素养看成治国理政的关键与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则要求执政者必须以道德作为着眼点,以各种道德规范为基础,如孝、悌、忠、恕、礼、知、勇等,并将其自觉化为各种政治原则,从客观上升格了道德的作用,使其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进行有效的融合,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维护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孟子·离娄上》中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素养及其表率作用。正因如此,儒家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等三方面的为政素养,主张选贤举能,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是解决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为政者的“修身”问题直接关系政治的得失成败、国家的兴衰治乱。

先秦儒家“为政以德”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巨大。儒家强调为政者首先要“其身正”,做到“恭、宽、信、敏、惠”“尊五美,屏四恶”等,尤其做到要求民众做好的首先自己要做好、要求民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周易·系辞下》更是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定意义上说,“为政以德”治理思想的重心不在“治民”,而是在“治官”以达到“为民”的目的。因此,“为政以德”思想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的理性思考和远见卓识,是一种心存敬畏,忧道、忧民、忧己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宋孝宗在《原道论》中谈道:“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由此,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为主,辅之以道家释家法家,“儒释道法”一起构成传统文化的主干。唐以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儒家“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在承继方面虽有所损益,但也基本沿袭了其中的要害与精髓。也正因为儒家“为政以德”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突出作用,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成为传统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深刻诠释与模范践行

中国传统社会从人道与政治、君主与民众、手段与目标、职责与素养等关系层面,贯通天命人性,使“知天命”与“尽人事”统一起来,将正世道人心即推崇仁义道德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提出“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核心理念及原则要求,对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如何良性发展以及如何达成理想社会,对为谁执政、让谁执政、如何执政等方面给予总体建构与设计,内在地贯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由此可见,“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与政治智慧,挖掘、总结其中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政治智慧和文化精髓,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遇,书写成就人类文明史上大大的“人民”两字。1925年,郭沫若曾创作过一篇名为《马克思进文庙》的小品文。在郭沫若笔下,马克思与孔夫子跨越千年在上海文庙相遇,双方相见恨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如何让更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等,是马克思一生奋斗且一直念兹在兹的伟大目标和人生命题。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资源。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申明:“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物以美为资,官凭德服人。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正是实现良政善治的支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也是个人立身为政之基,更关乎民心向背、政权兴衰。有了良好的政德作保证,做人才有底气,做官才有正气,做事才会硬气,才能真正地践行“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会真正地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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