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安 杨富荣: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1-12-09 1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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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安   杨富荣  

  

   摘要: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阐释了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从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出发,指明了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及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阐述了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儒家“为政以德”政治哲学思想的价值理念和内在理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核心理念;内在理路;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面对春秋晚期“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他极力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现实人际和社会政治问题,并且高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不仅明确指出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且直接道出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总纲领。鉴于儒家政治思想突出强调道德在政治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学界一般称之为“政治伦理思想”或“道德的政治”。

   孔子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政”或“德治”思想,经后世儒家不断诠释,逐渐发展为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自汉代以来就主导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对于儒家这一政治哲学思想,笔者拟从3个层面予以探讨与论述,以期从整体上把握其内在逻辑,并就教于方家。

   一、哲学基础与王道政治、进取精神、社会理想

   孔子对春秋时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无道社会充满忧虑,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担当精神,探索其理想的道德政治,并对未来政治、社会进行了总体构想与设计,目的是使社会恢复礼乐秩序,使社会进入生生不息的良性运转之中。一言以蔽之,孔子立足“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基础,明确阐释了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通过对中国上古社会治理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现实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刻思考,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孔子主张,为政者一方面要实行有德之政,关注天下百姓的疾苦,实施惠民之政;一方面要让有德者为政,为政者要做民众的表率,做到率先垂范。孔子称赞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为政者应学习尧舜、文武之道,效法天道,提升自我修养,以“內圣”的修养功夫开出“外王”的事功,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目的。孔子主张“畏天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当然,他更加注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同时也希望为政者效法天道之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做到与时偕行、奋发有为。孔子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把“知天命”与“尽人事”联系起来,目的就是达成“知天命”与“尽人事”的有机统一,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

   汤一介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仅对天人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形成了不同的天人观,在这些“天人关系”的学说中,“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种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孔子在反思与继承西周以来天人观念的基础上,将天人关系的重心由“天”转到“人”。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德性是“天”赋予的,不受任何人限制。后儒对孔子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提出了性命问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里所讲的性命之道,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儒家期望为政的“君子”达到“至诚”之修养高度以及“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和谐境界。孟子顺着从性命出发谈“天人合一”的思维路向,进一步阐发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肯定了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性,认为人性源于天性,希望通过修身养性,上达个体之天性。对此,宋儒又作了进一步阐释。张载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并且,他还提出了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人生志向。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虽然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但因儒家的“人本位”意识,故其“天人合一”思想关注的重点是人心、人性基础上的道德与政治的问题,所以儒家探讨的重点是“天”与“人”共同组成的整个宇宙系统内的社会政治建构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和关键是人的道德素养问题,特别是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的作用和影响。正是如此,儒家才提出了“内圣外王”即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主张,倡导为政者效法和借鉴“天道”之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纯粹境界,最终奔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可见,儒家“德政”思想是基于天人关系的思考而提出的,它体现了儒家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的和谐状态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二)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

   “內圣外王”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想政治,也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最高目标。这一概念尽管是由道家首先提出来的,但儒、法等学派也都谈及这一问题。只因儒家的“内圣”不像道家那样消极遁世,其“外王”也不像法家那样专任刑法,所以备受人们的重视。《中国伦理大辞典》解释说:“‘内圣’,指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指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内圣外王’,意谓内有圣人之法,外施王者之政。”梁启超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将“内圣外王”解释为“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还对“内圣”与“外王”定义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换句话说,“内圣”是指通过为政者自身心性修养的提升,进而达到所谓“圣人”的最高境界;“外王”是指推行王道政治,进而实现所谓“博施济众”的政治功业。徐远和指出:“儒家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独特的道德—政治哲学,即‘内圣外王’之学。”孔子曾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命题,其中,“修己”是内圣的功夫,“安人”“安百姓”是外王的事功。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儒家治国的政治理念与目标追求,不仅是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也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所热切追求的政治理想,即王道政治。

   (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不竭动力,其核心就是生生不息的进取和创新精神。“自强不息”和“与时偕行”最早均出自《周易》,《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卦·彖传》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孔子主张为政者要效法天道之生生不息的精神,意在强调为政者要做到与时偕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干部要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与创新精神,不仅关涉个人的进德修业,更关涉政治的变革与创新精神。如《周易·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儒家看来,变革、创新不仅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政治生活应遵循的法则。所以,儒家提醒人们要因时而动,随机应变,与时偕行,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出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一大批政治家、改革家,以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而且这种变革与进取精神已积淀为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之林、历经磨难而奋起的精神文化基因。然而,有学者认为,儒家这一进取精神过于偏重个人修养,显然这一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儒家那里,个体修养不是最终的目的。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强调个人修养,重在让有德者为政,目的是要将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人生品格用于政治实践,为实现其构想的“天下大同”理想社会不懈努力奋斗。退一步说,个体即便是处于“独善其身”的情况下,儒家也绝不会放弃个体的人生追求而远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境界。

   (四)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一般来说,孔子政治思想的渊源可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概括,其理想社会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天下大同”。相对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就是“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天下为公”。在这里,“公”主要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着重强调执政者的公平、公正、不偏私。陈来先生认为:“‘公’是超出私人的、指向更大社群的利益的价值。如个人是私、家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等等。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儒家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是对人类走向更加和谐状态的盼望和期待。

   尽管儒家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离我们还很遥远,但“天下大同”的思想理念作为中华民族对美好未来的精神追求,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实,这一观念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即便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天下大同”的理念仍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这种中国智慧和方案就是儒家“天下大同”政治理念在当代的最好呈现。

   二、价值取向与治理模式、经济导向、教化理念

   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不仅指明了为谁执政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还回答了如何执政的实施性、操作性问题。总起来看,就是从“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出发,以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以及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明确回答了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等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呈现了“民惟邦本”“政得民心”的价值理念。

   (一)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民本”出自“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僖公五年》引《书》语)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主张。孔子作为“以民为本”的首倡者,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为政的首要地位,“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提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等思想。孟子把这一思想提到非常高的地位,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同时他还用舟和水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他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意在使为政者深刻认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政治哲理,期望为政者能够始终秉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二)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

儒家强调执政为民,主张“仁政”“德治”,倡导以教化作为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但它并不排斥政令刑罚在政治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只是认为道德教化相对于法律和政令具有价值选择的优先性,进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治理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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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陵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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