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易经》:人类的智慧宝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5 次 更新时间:2023-06-04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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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  

 

《易经》被称为中国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对西方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欧洲哲学权威捷恩曾说,中国的《易经》最有资格称为世界人类的智慧宝典。据不完全统计,欧美汉学家所译《易经》版本至少58种,包括英文24种,拉丁文6种,法文6种,德文6种,西班牙文6种,俄文2种,意大利文2种,波兰文2种,捷克文2种,拉脱维亚文和荷兰文各1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早年对中国文化十分着迷,他在自传中承认他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受到《易经》的影响,并说其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读透《易经》。

关于《易经》的译介

最早西传《易经》者之一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卫匡国于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著作《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初编十卷》),该书向西方介绍了《易经》,说中国的第一门科学就是数学,因为易卦反映的是天人之间的一种数学模式,《易经》比毕达哥拉斯的著作更早。1753年,法国人孙璋完成了《性理真诠》,这是他十几年研究的结晶,该书系统地探讨了易学的哲学问题,感叹《易经》的博大精深。1697年,法国皇室数学家白晋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关于《易经》的演讲,提出书中蕴含的伏羲思想是“先知预言”,其哲学成分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合理完美,此说记录于白晋的拉丁文著作《易经要旨》。1701年,法国人汤尚贤来华,他能注解《易经》的艰深难解之处,汤尚贤的室号“宾斋”中的“宾”字来自《周易·象》“观国之光,尚宾也”,表现出他对《易经》的着迷程度。1981年,俄罗斯汉学家尼·特·费德林的专著《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代》出版,书中表示《易经》等儒经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是通往未来成就的大门”,“是一代传一代的精神遗产”。汉学家对《易经》的赞誉不可胜数,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

刊登《易经》研究的国际英文期刊很多。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办了专门的英文期刊《周易研究》,法国“周易中心”(也称“易经研究与应用协会”)创办了两份易学刊物,分别是《周易小册子》和《卦》,刊载了大量易学爱好者和易学专家的文章。国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中国出版。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代表人物成中英的专著《文化·伦理与管理》,该书涉及易学与管理学的关系。199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化》,其中收录了成中英的论文《〈易经〉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这些论著研究《易经》的应用问题。

译介《易经》的西方人至少可以分为五个流派:索隐派、语境批评派、哲学派、自然科学派和艺术派。索隐派以白晋、傅圣泽和马若瑟为代表,他们相信,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古经之中蕴含了超自然的信息。语境批评派以韦利、闵福德、夏含夷、孔理霭等为代表,他们将《易经》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加以阐释,结合20世纪中国考古研究成果、天文学、民俗学以及音韵学等,还原《易经》的筮书本色,向人们展现其中所描绘的中国原始社会风貌。哲学派以卫礼贤为代表,他从对立统一、艺术精神以及变化与持恒等方面淋漓尽致地阐发了《易经》哲理,旨在从古老的东方汲取智慧之泉,挽救二战后欧洲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危机。自然科学派的基本范式是在《易经》哲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建立相互发现和相互认同的关系。一方面,现代科学为人们重新认识《易经》提供了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易经》的符号体系和方法也为现代科学思维提供了很多启示。艺术派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对《易经》的创造性运用,将其融入现代文艺的评论和创作实践中。由五大流派亦可见西方在实践中运用《易经》的程度。

《易经》对西方的多个学科产生影响

在数学方面,德国科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发明与伏羲八卦图有关。白晋曾与莱布尼茨通信,讨论八卦的卦象,这极大地吸引了莱布尼茨,他发现阴阳变化的现象与二进制的数学原理相契合。张西平认为,莱布尼茨二进制的发明并非他在单纯的欧洲知识中发展起来的,他在二进制的发明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伏羲八卦图的影响。(张西平:《莱布尼茨和白晋关于二进制与〈易经〉的讨论》,《中国哲学史》2020(6))与白晋通信切磋之后,莱布尼茨吸收了白晋提供给他的伏羲八卦图的符号内容,对自己的二进制算法论文进行增补和修改,将题目改为《关于只用两个记号 0 和 1 的二进制算术的解释——和对它的用途以及它所给出的中国古代伏羲图的意义的评注》,并再次提交给法国科学院。曾在美国油墨行工作的沈仲涛于1924年在《中国时报》上连载发表《易卦与代数之定律》,对二项式六次方解析式与《易经》六十四卦进行了对比研究,并通过几何分析揭示了一个正立方体中蕴含的易卦信息。沈仲涛最具代表性的英文著作是《易卦与科学》,其中也有数学与易卦相互启发的内容。这些作品以新内容、用新方法拓宽了象数易学的内涵,在当时颇受追捧。在心理学方面,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依据《易经》的原理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新路径。荣格基于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提出“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新支点,以弥补以因果性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心理学的缺陷。荣格曾为美国汉学家贝恩斯的《易经》译本作了长序。他在序言里说,西方传统哲学重因果性,《易经》研究的焦点是偶然性,而世界的运作是充满偶然性的。荣格之后的心理学家多是《易经》的推崇者,将之运用于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学术会议爱诺思圆桌研讨会均围绕《易经》而进行。

在物理学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量子物理学大师玻尔将太极鱼图作为自己的族徽,因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发现“并协性原理”与《易经》的阴阳互补原理有着内在的深刻的共通性。量子论所谓的光具有波粒互补的形态,体现了《易经》阴阳互补的思想。哲学家成中英也认为,量子论所谓的测不准原理,若从《易经》的更高层次上看,是由于主客体在观察活动中的关系及其相互依存性可以大体确定,所以两者的统一性还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而,如何用微观来证实宏观,用宏观来协调微观,《易经》的思维模式至少在量子论研究的哲学层面上是富有启发性的。(成中英:《欧美〈易经〉研究总论》,载《中华易学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在《易经》的物理学研究方面,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是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之一。他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一书是科学易经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易经》的现代物理学基本思想与东方神秘主义作平行性探索。他将《易经》的阴阳变易思想与引力场理论、量子场论、S矩阵理论等相关联。卡普拉的见解已为部分学者所接受,并被进一步阐释。东密歇根大学教授柏啸虎在评论此书的时候认为,它不仅解释了东方哲学,而且还解释了现代物理学与其他思想的联系。该书1975年出版后掀起了东亚哲学研究热潮。截至目前,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已至少被译为12种语言。

在《易经》与天文学方面,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刘子华的研究颇引人注目。他基于太阳系的金、木、水、火、土等星体和太极八卦的对应关系,运用一系列天文参数进行运算。经过十余年的刻苦钻研,他于1940年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法文博士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第一个向世界宣布:太阳系肯定存在第十颗行星,并命名为“木王星”。其论文以全太阳系星球速度或密度的总合数与八卦原理相结合而证明天极中心的存在。刘子华的研究成果吸引了西方的专业杂志、报纸和广播电台等对其进行着重报道,并引起西方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关注,他们想不到中国几千年前创造的八卦竟能与现代天文相互印证,甚为惊奇。(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日月的胎时地位》,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200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发现了太阳系内的第十颗行星。

在生化领域,科学家们在DNA 的基本结构中发现了《易经》象数模式的内核,从而将其结构与六十四卦作整体的配合。譬如,1973年法国学者马丁·申伯格出版《易经与遗传密码:生命之秘匙》,论述六十四卦与64个真核生物密码子一一对应的关系:碱基腺嘌呤对应少阳,鸟嘌呤对应少阴,胞嘧啶对应太阴,尿嘧啶或胸腺嘧啶对应少阴等等。中医学者谢文纬曾在美国学习细胞分子学,并在凯斯西部大学附属医学院开创和讲授中医课程,他在《两部天书的对话——易经与DNA》一书中也论述了《易经》中六十四卦与DNA中64个遗传密码之间的内在关系。另外,美国科学家、肯特州立大学博士Johnson F. Yan 的专著《DNA与〈易经〉:生命之道》、谢尔盖·费多托夫的文章《破解〈易经〉密码的DNA结构》,以及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卡斯特罗·卡韦斯的文章也都作了类似的探索。

在文学领域,罗森菲尔德受《易经》的启发而创作出小说《死亡与易经》,每一章都以一个卦名为标题。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迪克在设计《高堡奇人》的小说情节时也大量借鉴了《易经》,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用《易经》卜卦以做出重要决定,而他们所卜的卦都预示了后来事件的发生。迪克的小说反映了《易经》在那个时代的文化重要性,该书1963年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易经》也曾深刻影响过黑塞的文学创作,其晚期的集大成之作《玻璃球游戏》就以《易经》的卦象之意义为核心元素之一。欧美诗歌领域也有《易经》的影响痕迹,英国著名诗人李道的诗歌集《变易》主要基于《易经》而创作,西班牙诗人米拉格罗斯·萨尔瓦多和葛洛丽亚·利玛的合著诗集《龙与月》以《易经》的六十四卦为题,表达他们对卦象的理解与感悟。

在音乐和舞蹈领域,20世纪50年代初先锋派领军人物、美国音乐家约翰·凯奇基于《易经》,通过卜卦记录乐谱,进行“偶然性音乐”的创作,带来了演奏法与记谱法都迥异于传统的空前转变。这种全新的美学理念吸引并启迪了一批年轻的作曲家,使得他们继续反思和探索。约翰的密友,舞蹈家默斯·坎宁汉也是《易经》的忠实拥趸,他基于《易经》进行“偶然性”舞蹈创作,这种创作被称为“机遇编舞法”。这种舞蹈反过来又对中国现代舞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在心灵深处是相通的,万物本源也是相通的,《易经》揭示了这种相通性,使西方文化在某些层面得以浸润与滋养,在促进中西互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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