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君: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19-04-14 1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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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君  

  

   摘要: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关键词:顾颉刚 “层累”说 学术理念 古史观念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下简称“层累”说),质疑中国旧有上古史记载,轰动一时。他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传统格局,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①。在对顾颉刚古史学的认识与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到其变化问题。即如杨向奎以顾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为据,认为此文“自成体系”,“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②。持类似观点者如当时的胡适、钱穆及今人张京华等③。许冠三则提出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④。近来,冯峰认为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前期,顾颉刚受考古学影响,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人们的“上古观念史”⑤。上述论文尽管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顾颉刚古史学存在变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颉刚古史研究重要代表作之一,重点讨论汉代经学。但它与“层累”说是否为独立两部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及发展,特别是殷墟发掘无疑会影响到顾颉刚,但他是否因此才“转向”研究“上古观念史”?

  

   在顾颉刚一生之中,其学术出现一些变化很正常,但他以“层累”说为核心的根本学术理念是否改变?如果存在改变,我们如实探明自是应当。如果不存在改变,诸多变化说法就容易造成人们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判,特别是在“疑古”争议颇多的当下,很可能会出现类似陆王心学宣扬所谓“朱子晚年定论”式的效应。因此,本文拟就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问题,略抒浅见。

  

一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层累”说的关系


   顾颉刚写就并发表于1930年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否“自成体系”,是否意味着他回到了晚清今文经学的立场?讨论此问题,我们首先应明确: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层累”说所针对的旧有上古史系统,乃是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立足的根基。正如王学典所说,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君统、道统、学统、王制等,均立足于“历史”的叙述上,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层累”说就是要颠覆这个“经学上古史系统”⑥。

  

   顾颉刚创立中国古史的“层累”说,确实与他的经学认识密切相关。晚清民国以来,传统的经学发生嬗变,经历了所谓“以复古为解放”的发展历程,如梁启超、蒙文通、钱穆、周予同等均有此说⑦。顾颉刚也有类似认识,但他不是讲“复古”,而是表述为逐级“打破”。就《顾颉刚读书笔记》来看,他最晚在1916年至1917年间注意及此,此后屡见提及⑧。只是到1930年才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公开表述出来,写道:

  

   我承认我的工作是清代学者把今古文问题讨论了百余年后所应有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应比清代的今文家更进一步。从前叶德辉(他是一个东汉训诂学的信徒)很痛心地说:

  

   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与戴宣翘校官书》,《翼教丛编》卷七)

  

   想不到他的话竟实现在我的身上了!我真想拿了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⑨。

  

   此处“打破”,比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解放”更具有迅猛和震撼的力量。此时顾颉刚已经构想要“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其实质是结束经学对古史的束缚,使中国上古史真实地获得解放。为此目标,他要承继与推进清代经学发展趋势,先“打破西汉之学”,再“打破战国之学”。顾颉刚持续、经常提及此问题,其史学理念应受此影响。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主要运用了先秦的材料来揭露汉代的编造”,正是“一次‘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精采表现”。“把每一个帝王怎样安排到这一体系(旧有上古史系统——笔者注)中的来龙去脉摆清楚,正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作的一次精辟的解剖”⑩。因此,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与方法看,此文并非“自成体系”,而是整个“层累”说系统建构的组成部分。

  

   后来,顾颉刚对逐级“打破”有更系统、完善的表述,也证明了这一点。1948年,他在兰州大学开设上古史课程的讲义中,论述了“清代整理并研究经学的成绩及次第”,认为逐级“打破”最后一步是章学诚、龚自珍等“攻击《六经》”,“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经”,“以恢复《六经》本来的面目”。并说这“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在他们(清代学者——笔者注)是本无意识,无关联的”(11)。这恰说明了顾颉刚的“有意识”:既然清代经学在“逐级打破”道路上已开始“化经入史”,他要“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自当顺着“六经皆史”主张继续“化经入史”。也就是顾洪所说:顾颉刚始终认为自己所担当的任务是结束经学而开创古史学(12)。

  

   “化经入史”首先必须解决经学问题,如顾颉刚后来所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是最显著之一例)。”“然此不可能。盖如不从辨别经学家派入手,结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从家派中求出其调理,乃可各还其本来面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始可以见古史之真相。”(13)解决经学问题,顾颉刚首先选择从研究“汉学”入手。他认为经学派系、旧有上古史系统等基本学术文化范式,都在汉代凝结定型(14)。历代信古的学者、信古的考据家也大多立足于“汉学”。但“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15)。故打破汉代经说、史说,也就成了顾颉刚贯彻治学理念、还原上古史真实记载的首要任务和先决问题。此即顾颉刚“化经入史”的基本理路。他要打破“经学上古史”系统,为建设新古史学扫清基础。因此,顾颉刚对经学问题颇有留意,宗旨却在于结束经学,厘清古史,并不是主张某一派经说,尽管利用了康有为等人的见解,也不能证明他“走了今文家派的老路”(16)。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所重点关注的,正是汉代经学及其对汉代古史观念的影响,顾颉刚明确提出要借此结束今、古经学问题(17),体现出结束经学、开创古史学的学术自觉精神。因此,“层累”说延伸到汉代经学的结果,乃是“使中国的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18)。此文无论与晚清今文经学有多少关联的痕迹,都不能表明顾颉刚回到了晚清今文经学的立场,正如刘巍所说:“‘古史辨’运动所讨论的经学今古文问题,只是由汉秦而上复三代的‘现代之古史研究’的一个环节,它与道咸间的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不可同日而语。”(19)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化经入史”,与“层累”说打破“经学上古史系统”、开创古史学的理念一脉相承。“层累”说提出的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学说,1930年前后顾颉刚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主,大量涉猎汉代学说、考辨汉代古史观念,则是证成该学说的关键,二者并非游离的关系。

  

二 对后世“古史观念”的持续关注


   前述冯峰认为,1930年前后,顾颉刚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的后世“上古观念史”。那么,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时,焦点是否集中于“上古历史事实”?他是否受学界影响才转而关注后世“古史观念”?解决此问题,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在他1930年前的治学计划中找寻线索。顾颉刚一生为自己制定过不少治学计划,虽然很少彻底实现,但却足以体现他的学术思想及走向。正如刘起釪所说:顾颉刚一生学术上的成就,无一不是由他所订研究计划中出来(20)。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1924年因标点《崔东壁遗书》,无法如期恢复古史讨论,写下《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此文反映了他提出“层累”说时的史学理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探讨后世“古史观念”与其古史研究的关系。

  

   这个“计画”共分六个学程。第一学程(1925-1930年)是读魏晋以前史书,时间最长,其中读《汉书》、《后汉书》要花四年,又占大部分时间。顾颉刚解释道:“分析之后,汉归汉,周秦归周秦,然后古史始可有切实的整理。”“汉学”研究在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前已论及,不再赘述。第二学程(1931-1933年)中,他说:“汉人的附会拨去了,各种古书始可显出它们的本相,考证之事方才有所凭借。所以第二步接做这事,把古书的时代与地域统考一过。”第三学程(1934年)中说:“依据考定的经籍的时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料,排比起来,以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2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顾颉刚前三个学程的研究对象完全是文献及其中的“古史观念”。第二,从汉到秦再到周的研究,逐步逆推,环环相扣,紧密相关,顾颉刚强调了考辨“汉学”真伪是古史研究的先决性条件。第三,顾颉刚的落脚点是“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亦即文献中的“古史观念”。

  

   第四学程研究古器物学,“把传世的古器的时代厘正一过,使得它们与经籍相印证时可以减少许多错误”。第五学程研究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研究古史的内部”,“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更把汉以后民众心中的古史钩稽出来,直到现在家家悬挂的‘神轴’为止,看出他们继续发展的次序。这个研究如能得到一个结果,古史在古代的地位更可确定了”(22)。可见,顾颉刚研究古器物学、民俗学更多是其古史研究的辅助手段。他要考订民众心中古史发展的次序,显然是对人们“古史观念”的考辨。

  

   在第六学程中,顾颉刚给出了所要得到的结论:

  

   应将下列诸问题作为系统的说明:

  

(1)某时代的古史观念如何?(2)这个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或因何事来的?为什么要求[来]?(3)这个古史观念在当时及后来发生了什么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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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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