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我所认识的编辑——兼谈基于思想自由原则的编辑规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1 次 更新时间:2007-05-09 22: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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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我认识许多编辑。因为写作方向在思想、学术上面,认识的编辑也多半是思想学术类刊物的编辑。他们中不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方土地思想禁忌多,我在思考、研究和写作上不接受任何禁忌的约束,写出的东西往往不合时宜。思想禁忌这东西,用来钳制人的思考和写作,不一定管用。只要自己精神上是独立的,再多的禁忌都阻止不了自由的思考、探索和写作。可它在限制自由思考的成果变成出版物上,却能量非凡。无形的禁忌化为明确的禁令,出版界就处在了头悬达摩克利斯剑之境。我的稿子不少直接涉及当时尚属“不宜”的论题,这些“不宜”稿子大多问世,多亏得处理稿件的编辑们有担当。

  

  一

  

  我国思想学术编辑很不好当,不光要具备胜任工作的相应素养,还得准备承担本不该由编辑承担的风险。担额外风险,拜国情所赐。每家报刊、杂志、出版社名义上独立法人单位,其实上有婆婆管制(不止一个),下有发挥余热的死盯。上管下盯,出版物动辄得咎。当然,并非所有出版物都如履薄冰,严管对象主要在思想学术性方面,特别在读者范围较广的非学术的思想性方面。这类出版物触犯禁忌,过去一般拿作者是问,虽然委屈思想自由,可好歹歪打正着跟“文责自负”的通则对上了号。自从惩处对象由作者向编辑转移,编辑的风险就陡增了,轻则写检讨、扣奖金,重则砸饭碗,搞不好还株连整个报刊杂志或出版社。仅我认识的编辑朋友,有这等经历的,都记不清多少位了;我有联系的刊物,消失了的,也好几家了,最令人惋惜的是《方法》、《东方》和《东方文化》。

  我是1998年偶然看到《方法》杂志的。大气而又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封面一下就吸引了我,翻开杂志,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份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思想锐利的月刊。投石问路寄去《民主的后援力量》,不料想很快就发表了。后来寄去多篇文章也相继刊出。联系多了,渐渐了解到这份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思想性杂志编辑部只有几个人,却雄心勃勃,硬是在思想性出版物很低迷的情况下把杂志办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平台,经济上也实现了自负盈亏。然而,当《方法》在社会影响上和经济上都步入良性循环之时,却不料杂志的自由倾向已经招致厄运逼近。为了杂志能够继续生存,编辑部作了大量努力,一批两院院士也以高度的评价对这份中国科协主管的杂志表示支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999年3月,《方法》停了,说是整顿,却再也未能获准复刊。

  从向《方法》投第一篇稿到它停刊,编、作之间的合作不到一年,却很难忘。他们收到稿件,会很快就把处理意见通知作者。发我第二篇文章时,建立了电话联系。那天很有意思,一天之内接了编辑部三个人的电话,内容一样,都是通知我文章采用了。我有点纳闷:怎么这么隆重?杂志停刊后,见到来蓉办事的原执行主编李可,听他聊《方法》,才知道编辑部的女士和男士拿我的性别打了个赌,打电话证实赢输来着。这有趣的小插曲之外,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并非职业编辑出身,却表现出优秀编辑的素养。首先是充分尊重作者,有问题及时跟作者沟通,不轻易作文字改动,更不阉割文章的精神。我认为这是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尊重,所以很看重这一点。特别是此前有过的和后来仍不时遭遇的一些文章被改得惨不忍睹的经历,更让我觉得,在一个对支配、扭曲人的精神普遍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这种尊重十分难能可贵。再就是敬业精神。我见识过某些编辑借自己掌握着公共传媒的有利位置经营自己,包括利用跟作者的关系经营自己。但《方法》的编辑为推出心目中的好作品竭尽全力,跟作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欣赏彼此工作的单纯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编、作关系。因为这,我把他们视为朋友,联系不多,但彼此关注着,有机会的时候则见见面。2001年在北京再次见到了李可,他信息多,特别能侃,带来一顿信息大餐。那次在北京还认识了《方法》的美编陈威威。她当时已在中评网。她为中评网设计的主页,底色是纯正的黑色,页面正中是一头体型健美的金色猎豹,只是嘴里叼的不是羚羊,而是一支冒烟的香烟,正吞云吐雾呢。这页面真是漂亮而又充满幽默感。威威倒是在继续发挥特长,但其他几位都没能继续办刊物,实在可惜。

  《方法》之后,轮到《书屋》当出头鸟。之前“北有《方法》南有《书屋》”,就已经使书屋很受关注了,方法一停,书屋便处在了风口浪尖上。跟方法一样,编辑部很精干,就三人。主编周实,我没见过面,但从杂志风格和读他的诗集,知道是一个执着、坚韧,敢作敢为、抱定目标不回头的人。认准的好稿子,顶着雷也要发出来。本来就惹眼,还经常上演惊险动作,麻烦自然少不了。大抵好稿子,都不可能在思想上循规蹈矩,所以很容易触及到什么禁忌或冒犯到什么权威。结果,发好稿和杂志的平安竟常常不可兼得,但这位主编心大,熊掌和鱼都要,于是,就多了一门必须经常做的“功课”:向有关部门作检讨。有时还得专程赴京检讨,缓和可能灼烧掉书屋的怒气。然而,在接连发了几篇达数万字的重头文章后,特别是发了一位去国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问题的长文后,引发的怒火就不是检讨能平息的了。不过,对书屋的处置不像对方法杂志,书屋没被停掉,但编辑部彻底改组,原先三人一个不留,统统走人。有意思的是,整肃后的书屋没过两期,就悄悄向原来的办刊方向回转,当然,新编辑部谨慎多了,惹大麻烦的文章是不会发了。

  周实一定是钟情于思想领域,后来在网络世界开辟新的空间,搞起了《真名网》。曾来邮件邀请我注册帖文,可我笨,从未注册成功过,几乎有点注册恐惧症。网站帮注册了,还告知账号和密码,我倒是上去了,看到一个很出色的思想平台,可就是不会贴文,真是有负邀请。

  比起《方法》、《书屋》这类非学术的思想性刊物,广州的《东方文化》每期都有相当比例的学术文章。可它刊登的学术文章一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注;二不属于我国学界特别盛产的配合性“学术”,这类“学术”占据着那些号称权威的学术期刊大量版面,即使一些有个性、有追求的很不错的学术期刊,为着增加安全系数,每期也总得安排它一两篇。但在《东方文化》,我没看到过有此种“学术”文章。这一来,它就很异类了。

  我跟《东方文化》结缘于我在1999年初秋写的《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一文。文章揭露当年从夏季开始在“教育产业化”名义下暴涨学费的实质及其后果;批驳为学费暴涨辩护的种种说辞;通过与美国一些大学在坚守大学核心价值前提下进行的一定程度产业化尝试相对照,指出中国式教育产业化把人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举措扭曲、变形为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由于“教育产业化”名义下的学费暴涨乃是伴着1999年6月中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过后才透露的家庭要多担教育“成本”的风声出现的,似乎是获得政策支持的做法。公共传媒一如常见的那样,对这一显得大有来头的举措几乎一边倒的辩护、叫好。质疑和批评很少见,即使有,也是被打磨过的和被置于陪衬地位的。我以近万字的文章对此进行系统剖析,跟时令精神大大犯冲,没有一家报刊敢顶风发表。2000年初才有地方报刊摘登了片断。而这年四月,一家书店请我作讲座,我讲了这个问题。次日,本地青年报在头版以《……炮轰“教育产业化”》为题介绍了讲座内容,第二天报社就遭到整顿,写报导的记者受到重重惩处。如此大动干戈,肯定不是因为这篇报道用了一个蹩脚的标题。辗转一年多,2000年底发给了素无联系的东方文化。此时的公共传媒在教育产业化问题上还是显得讳莫如深,我对文章能否采用没抱多大希望。但出乎意料,东方文化一收到就很快定下来。文章在2001年2期全文登出,原汁原味,一字未动,后来发的多篇长文同样如此。从这篇文章开始,副主编余皓明跟我建立起经常性的电话联系。从第一次电话我就发现,她很乐于也非常善于跟作者沟通。后来,除了约稿,还常常在电话中谈起她对杂志的设想、打算组织的选题……言谈中,觉着她十分热爱编辑工作,而且全力扶持岌岌无名却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有一次,我读到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记得内容属于中国史范畴,文章篇幅不长,但文字洗练、见解不同凡响,且考证翔实、严谨。看得出,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字里行间透出的智慧、幽默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作者姓名我从未听说过。一次她来电话时我好奇地问:“这季x是谁啊?文章写得可真漂亮!”余皓明告诉我,是一位正在复旦读博的青年人,已经发了他几篇文章,正在帮助联系出版他的学术文集。她还讲了不少轶事,作者那些书呆子气的故事,直让人忍俊不禁。后来听丁东、谢泳也讲起,季x完全活在书斋里,全部时间都在读书,极不善于跟外界接触。听了读了,我很感慨,学界浮躁越来越甚,却还有人这么耐得住寂寞、这么脚踏实地做学问,实在不容易。虽然关在书斋,头脑中却风云激荡。从已经读到的文字,我敢断言,他将是学术上有大成就的人。

  如果东方文化能一直存在,以余皓明不论资历、不重关系而只以质量取文的作风,她还会继续推出优秀作者给读者新的惊喜。遗憾的是,2003年下半年,东方文化面临危机了。主管方说要将办刊方向转到时尚上。为何要这样?原因秘而不宣。为了保住这份有良好信誉的杂志,余皓明他们作了持续的努力,其中的艰辛,局外人很难想像,我是从她那段时间的电话和邮件才多少能体会一点。但再怎么努力,仍然跟方法杂志一样,最终没能保住。不同的是,方法杂志死得明明白白,东方文化死得不明不白。

  大概最后一期上登有一张编辑部“全家福”照片,从照片看,余皓明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南国女性。但她编的稿子让人感到她的胆识和魄力。

  同时在2003年底停刊的还有北京的《东方》,这也是一份在思想、文化界享有良好声誉的期刊。

  

  二

  

  上面提到的几家刊物风格各异,但它们的编辑有很多相似处。胆识、魄力、敬业,特别是都很尊重作者的精神世界,尽可能呈现作品原貌。所有这些,尤其后面这一点,其实是优秀编辑最具共性的特征,我认识的其他优秀编辑也个个如此。虽然在道理上,尊重作者的精神产品是基于思想自由原则的通例,但在中国并不具有常识的地位,做起来很不容易。现实中一些无法忽略的力量使认同这一原则的编辑也可能对文章进行伤及内容的处理。对作者来说,看到自己的文章被阉割是很恼火的。在编辑方面,这样做常常也是不得已。很多情况下,为了能够通过审查,编辑不得不对文章的观点和表述进行艰难取舍。诗人李静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出色编辑,曾先后在《北京文学》和《东方》做编辑工作。她约我写过几次稿,次次遇上杂志的多事之秋,写好的稿子最后都搁浅了,但彼此都有一份理解。后来,她就删改《公民诞生的条件》一文发来邮件,看到信中把被迫的文字删改自喻为“精神上挥刀自宫”,还有“内心产生罪恶感”这样的话,我意识到,对一个好编辑来说,自己动手作非己所愿的删改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然而,有很多编辑却并非如此。

  我国曾长期贬斥思想自由,后来没再明确贬斥,但还是拿它当防范对象;而统一思想、支配和控制人情感、价值观的持久嗜好,早就使得对人精神世界的干预成家常便饭。至少直到1990年代,不少期刊的征稿启示上都还专门有“编辑部有权对文章进行改动”这样理直气壮的声明,至于改动是不是该跟作者商量、沟通,就免提了。特殊的环境促成了期刊对作者的精神霸权。这样的办刊环境下,编辑队伍中相当部分人压根不具有一种基本认识:一个人的文字——如果是真实思想的表达的话——,无论观点内容或包括语词选择在内的表达方式,都是作者的个性、思想情感、精神价值倾向、思维特征的反映。如果不是思考和表达上的疏漏或者篇幅限制,能不动尽量不动,如果非动不可,应该先跟作者沟通。但不少编辑毫无这种意识,喜欢大笔一挥,作完全不必要的改动。以我的经验,不必要的改动,几乎无一例外会改出毛病。数年前我写《大学之魂》中有这样一段:“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不料,收进教育自选集的这篇文章,“专制暗夜”前面给凭空添上了“中世纪”,不仅意思给弄拧了,而且把一种我根本不同意的对中世纪的性质判断强加到我头上。我可以理解,该编辑对中世纪的这种看法是受我国教科书的影响,但不可理解的是,编者怎么能把自己视中世纪为专制暗夜、而且把人类经历的专制暗夜限定在中世纪的看法强加于我?通讯如此发达,作这样性质的添加,为什么不征求作者意见?遇上的比这更糟的强加于人是把政治权势人物的话塞进我文章。某政经类核心期刊04年要去我关于教育问题的几篇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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