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思想市场与中国下一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7 次 更新时间:2013-09-11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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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今天清晨有消息来,说科斯逝世了。原来说科斯10月访上海,102岁是一个很高的高寿。他那么热爱中国,102岁的人要跨越重洋到中国来。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那是他对中国的变革寄予很大的期望。

这里头就涉及他最后的著作,就是跟王宁合作的《变革中国》,梳理了中国很大的变革过程。

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下一步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的路线。生产率要提高就要有想法。什么叫创新?创新不是仅仅限于一个领域,而是氛围的产物,让人们百无禁忌地往一切方面去探索,然后把经济推到一个新平台。科斯认为,中国下一步要走生产率主导的提升路线,不是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思想市场非常重要,要有活跃的想法,如果这方面的管制不当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有严重的障碍。

这是他那本书的一个蛮重要的结论,也包括财经年会他提到的东西。这两天都在写悼念科斯的东西,我们应该给科斯讲几句话。很多朋友问到思想市场,我特地把这本书找来,最早是1974年的一篇论文。1973年,美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第一修正案是关于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跟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美国经济学会专门组织了这个讨论会,科斯有一篇论文交给讨论会,后来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这篇文章有争议,大家可以去看,题目是《商品市场和自由市场》,被很多媒体界的人批评。

美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多数人,特别是知识界、新闻界、学术界,都认为思想应该高度自由,应该百无禁忌,法律应该充分保障思想的高度自由,这在美国知识界大概是一致的意见,但同时又认为商品市场应该加很多管制,因为商品市场有信息不对称,有虚假消息,可能形成诈骗。里头有非常有趣的,比如,广告怎么处理?各国对广告有管理,那广告是不是言论自由?是不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科斯的意见是,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挑战美国主流社会这样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而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地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就挑战这个想法,认为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思想市场也是由很多个人的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怎么声明是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他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第二,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内容。关于到底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管制,科斯一贯的立场是依成本而定。

所以科斯的经济学很难掌握,不是黑白分明,什么管制都不要,而是让我们自己看看,管理要花代价,允许市场产业、产权发挥作用也要有代价,就是比哪个代价低,哪个代价相权决定人们的制度选择。

我喜欢科斯的经济学是因为含有最少教条,他的经济学没有结论,任何事情好好地懂它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他的看法,思想市场也罢、商品市场也罢,有一个框架可以处理。

他对中国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市场?可能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往前,经济领域的自由度比较大,但法律、政治这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当然他本人没有来中国,但我相信王宁给他带去了很多情况。他说中国要注意思想要扩大自由。

这是我的理解,我相信这个理解有道理。看这一波出口下降,越南和其他国家在出口市场的增幅非常高,我们这一波优势已经显著收敛,那下一步走什么路?因为工资涨没什么关系,只要生产力比工资涨得快就不怕。那怎么让生产率提高?靠科技、创新。但什么叫科技、创新?要科学革命。中世纪的科学革命是把中世纪的神学束缚打开,像中国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样,重新审视很多东西,无论是科技还是社会,在这个氛围下冒出很多点。在一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天天去想新技术是不可能的,技术科学需要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氛围。那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怎么办?我们在文化上真是参差不齐。前一段时间媒体批判王林大师,到民间看,大师还真不少,非常简单的东西不知道骗了多少人、多少财产。

回到1973年科斯的论文。是不是百无禁忌要考虑,这里面要找到平衡点。我同意科斯的,总的来说,是仿照型的经济,是开放红利,利用我们相对低的成本把人家的东西做了,这无可厚非,因为一开始都是走这条路。比如,美国汽车工业,英国说美国偷他们的。美国法官很有意思,说汽车的外观是公共知识。这是一个阶段的事,但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如果现在的科学技术创新不起来……而这个起来需要有宽容的思想环境。我们当然希望冒出很多好的点子,但未来不确定,怎么知道哪个点子是错的还是对的。只有试了才知道。

所以,我们国家发展要增加宽容度,没有宽容度在创新上领先是困难的,这点科斯的提醒是有道理的。我们怎么做到这个事就是中国功夫了,在我们过去多年习惯的思想管理模式上,怎么能够一步一步,跟今天的实际情况适应,有很大的挑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李雅琦根据作者9月3日在燕山大讲堂的讲话整理而成,经授权刊登,未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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