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读伯里的《思想自由史》[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9 次 更新时间:2015-06-30 21: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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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本文客观地评介了英国历史学家伯里写于一个世纪前的名著《思想自由史》。思想自由应是包含言论自由在内的,它在西方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希腊罗马的自发阶段;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教会专制统治下思想受奴役、理性被禁锢、知识无进步的阶段;17—19世纪西欧各国通过理性与权威的反复较量,思想自由重建起来并进入自觉阶段。《思想自由史》史料充足,论证严谨,哲理性强,直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因为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

  
  《自由思想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J.B.伯里(Bury.John Bognell 1861--1927)1919年于伦敦出版的经典名著。伯里是修养深厚的希腊学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后期罗马帝国的。国际学术界公认,伯里对后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时代的知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伯里又是目光尖锐的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他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他抨击基督教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有神论。他的名言是:“除去依赖我们的理智的启发外,没有其他的信仰。理智的烛光或许是微弱的,但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亮光”[2] 他经常为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的《年鉴》写稿。正是由于这种哲学的兴趣他写了《思想自由史》这部名著。
  伯里自己的信仰是“进步”。这种信仰的基础在于:“把历史的基础解释为人类朝一定的和想望的方向稳步前进,并推断这种进步将无止境地继续下去”,“最后大家都将享受幸福,这种情况将证明文明的全部过程是合理的。”[3] 这个进步的理念在《思想自由史》中有明确的论述。
  《思想自由史》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论,主要说明什么是思想自由及其与言论自由的关系。第八章是全书的结论,主要说明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中间几章论述了思想自由的曲折发展的进程:首先,思想自由的自发阶段;其次,理性被禁锢、思想被奴役的阶段;进而,理性主义的前进、思想自由的自觉阶段。在这整个发展过程里,历史、哲学、宗教、政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错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网络,贯穿整个网络的则是理性与权威反复斗争的这条纲。
  伯里的这部著作问世将近一个世纪(96年)了,是一部蕴含着经久不衰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的名著,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简明,是研究西方文明世界思想自由史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重视和研读。

  
  一、什么是“思想自由”?
  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思想自由” ?伯里认为,思想自由不是指一个人独自和私下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的那种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思想自由不是这种秘而不宣、不与人交流或不公开发表出来的思想自由。伯里认为:“思想自由如有什么有价值的意义,应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4]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书凡论及思想自由的,也即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二而一的,思想自由史也就是言论自由史。
  西方文明世界的人可能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天赋权利,并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找到了足以反驳一切反对言论自由的论据。伯里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就连维持生命或生殖后代这样的‘天赋权利’都要受到社会的限制,何况言论自由。更为根本的是,“这种权利是晚近才获得的” ,而且“为争取这一权利的道路血流成河。”[5] 过去人类社会,除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外,都是反对思想自由、压制言论自由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思想自由必然带来与现存观念不同的新观念,可人的头脑天生懒于转动,并且倾向于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因而对这些新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倾向。人的这种保守情绪由于社会中那些其利益与维持现存制度和秩序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激烈反对而增强了。这种敌视新观念的情况,甚至在现今最先进的西方社会中仍然可以察看到。
  因此,即使在西方也是“经历多少世纪才使那些最开通的人们相信,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种好事而不是坏事。”[6] 或者可以更强调地说:“要得出对对言论的压制是错误的这一结论需要很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只有一部分人确信这一点……这个结论是人类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7]
  这个结论是怎样得来的?伯里认为,“这是权威与理性持续不断斗争的结果。” [8] 因此《思想自由史》这本书的主题也就是要论述它们两者持续不断的斗争历程。
  一般人的思想中包含有可能核实了的或论证过的许多事实,也有许多信仰和意见是得自权威,并且是不能核实和证明的,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它们是由于“绝对信任” 权威。权威一般指诸如公共舆论、教会、圣经,而教会的教义又受到一定社会势力的保护。在本书中,“权威”主要是指基督教会及其教义。“权威”宣称这些教义是真实的,并通过对这些教义的反复宣讲,凭借这种反复宣讲的强大暗示力量,将它们强加于人,而有些人也就会从思想上接受它们;与此同时“权威”则告诫理性不得插足。而理性不能不忠于自己自己,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服从未经理性审查和认可的权威。伯里指出:“按照定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指理性毫不妥协地维护它在整个思想领域的绝对权利。”[9]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权威”和理性的对立和斗争。在它们两者的整个冲突过程中,“权威”一向占优势,而无论何时真正关注理性的有总是少数。理性,或者说 “拒绝思想受任何权威支配而只受自身支配的自由思想”[10] 的唯一武器是“争论” ,而“权威”则使用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暴力、法律上的高压和煽动社会不满等武器。当然,“权威”也使用理性的方法,但这样就会造成它内部的分歧,从而有利于理性。
  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有关系”,也可以说都与理性争取自身的解放,即争取自身的权利有关系。

  
  二、思想自由的自发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
  伯里认为,西方文明受惠于古希腊人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的创始者”。他强调指出。即使古希腊人在人类活动的大多数领域没有做出他们已做出的那些了不起的贡献,“他们坚持自由原则的主张就足以把他们置于最崇高的造福人类者的行列了:因为这是人类进步中最伟大的步骤之一。”[11]伯里独具只眼的这一看法,为思考古希腊人对人类的贡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是很有意义的。
  伯里把爱奥尼亚确定为自由思考的发祥地。但是这种思想自由的精神,或者说理性的精神在雅典才得到高度的发展,其集中体现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政体发展到成熟阶段,政治辩论十分自由。苏格拉底一年四季天天都在街头巷尾或公共场所同各式各样的人谈话,讨论各种问题,他以这种方式教导他们对于民间信仰或任何其他意见都要通过理性去裁判,而不要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或权威的意旨去进行判断。他的这种教导活动贯穿他一生。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在于提倡辩论和批评,他临终前强调地阐明了两点。(1)应不惜任何代价,那怕是死,也要拒不服从任何权威或法庭强迫自己走自己认为错误的路,而应誓死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个人职责或或使命。他断言个人的良心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人类法律的,良心的权利是不能放弃的。(2)他坚持自由讨论的公共价值。他四处找人谈话和讨论,就是用这种批评的方式来使人明白自己的无知。他认为人们如能把谈到的各种问题天天进行辩论,那是对他最有益的事,因为“生命如经不起这样的的辩论的检验,是值不得存在下去的。”[12]
  雅典允许有广泛自由的结果,是出现了以苏格拉底的谈话为共同根源的、对人类进步产生了极其深刻影响的多种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等等的哲学。所有这些哲学的体系都是理性主义的。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初期,官方对言论没有施加任何限制。罗马的政策一般说来是对整个罗马境内的各种宗教和各种言论采取宽容的态度,渎神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提比略皇帝的箴言说明了这点:“诸神如受到侮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
  宽容的例外是对基督教派,这可视为欧洲宗教迫害的开端。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敌视构成罗马社会的传统基础的对各种神的信仰和崇拜,罗马当局发现,基督教派一旦占上风,拥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宽容罗马的异教崇拜,就会镇压其他各种宗教。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看:罗马当局对基督教问题实行不宽容政策,其目的在于保障宽容政策。不过罗马当局实际上对基督教是宽宏容忍的,迫害只是吓唬,绝无基督教后来所采取的“宗教法庭”那类严厉的措施,基督教文献也从未遭到禁止。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基督徒越来越多,表明基督教是扑灭不了的。罗马当局不得不于公元 311年颁布了“宽容敕令”。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表明:自由思想是自发的,像人们呼吸一样理所当然,而不是一项有意识的政策或经过深思熟虑取得的坚定信念的结果,因此它就不是很牢固的。伯里认为理性对思想自由的理论研究必须以迫害的理论和实践的漫长历史为牢靠的基础。正是基督教会的高压政策及其严重后果为理性的这种研究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我禁不住要赞叹他的这个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三、理性被禁锢,思想被奴役的阶段——西欧中世纪时期
  “宽容敕令”后十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西欧理性被禁铟、思想被奴役、知识没有任何进步的一千年。
  基督教上升为国教所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使人类对宇宙奥秘的看法与基督教义一致,即用基督教教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与此相应则采取了一项压制思想的政策,其基本原则就是教义所说的:只有在基督教会中才能得到拯救,不信仰教义的人将永堕地狱。第二件大事就是向神学异端宣战。无论何人只要信奉异端邪说就被宣布为上帝的敌人,这就导致对他们的迫害。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境内对异教诸神的崇拜终于被打的落花流水而逐渐消亡了。从此,反对基督教内部的异端的斗争就开始火热起来,对异端甚至处以死刑。这一镇压异端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2 世纪末。这时西欧教会的权势达到顶峰,教皇们发起了把异端从基督教世界扫除的有组织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组织了对阿尔比异端派的十字军讨伐,胜利后确立了一个君王为了保住王位,必须以清除异端为条件。这样教皇就建立起了一套神权政治制度。
  1233年教皇设立了宗教法庭这一有组织的搜索异端派的体系,这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禁止人们信仰自由的手段。同时又组织僧侣专门查找异端份子,后来教皇又发布“信仰敕令”,要求“人人做告密者”,从而使人人都受到邻居、甚至家人的怀疑。仇恨异端是从唯有基督教才能拯救人类的教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传染病。基督教的这一原则连同其他教条和暗示一起,形成了一座反对知识进步、堵塞科学道路的堤坝。凡是无视《圣经》上的谬说、持科学见解或从事科学实验活动的人,不是被烧死就是被长期监禁。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理性实际上并非静止不动,不过采取了异端的形式而已。12世纪末,西方基督教有识之士通过伊斯兰自由思想家阿威罗依开始熟知亚里士多德哲学,并深受阿威罗依的“双重真理”说的影响。这一学说认为存在两个独立而又相矛盾的真理:哲学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巴黎的自由思想家进而提出,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 、“复活” 等教条,从宗教观点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则是错误的。这当然受到教皇的谴责,但在这种种影响下却引出了意大利僧侣托马斯的神学。伯里以其慧眼看出和强调了埋藏在托马斯神学中的“宗教怀疑论”的种子。托马斯力图把不信神的、理性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归到正教一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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