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现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产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且在演化过程中逐渐蜕化为一种非均衡化的实践模式，并被窄化为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单一领域政治民主化模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构建起“以人为本”、体现多元现代性、展现共建共享、共富共荣取向的现代化价值。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追求、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构建、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体现与实现以及人的需求满足和人的幸福追求等多维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人民本位观”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本质性特质。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人民本位观”，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是融“基于人民需求说的政策体系、人民主体说的力量体系、人民权利说的制度体系和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等四者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形态的集中体现。

关 键 词：人民本位观  经典现代化理论  中国共产党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本位观”价值内涵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二是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三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原理，孕生了“人民江山说”，将党和人民的关系深植于群众路线，深植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深植于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与发展绩效①。

从“人民本位观”的视角考察《决议》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三点思考：首先，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力量，体现了“人民主体说”的价值观；其次，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体现了“人民权利说”的价值观；最后，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其需求的满足、利益的实现和意志的展现，无不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与奋斗目标之中，体现了“人民满意说”的价值观。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内涵分析及其歧路演变

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根本动力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工业革命启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度转型，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了这些早发国家的现代化目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与经验，被西方学术界提炼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模式，并将其内涵高度概括为现代化的四个面向，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观念领域的世俗化进程[1]。这种基于现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产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被学术界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后发国家所实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相对②。

这种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与经验”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条件、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与变迁的性质以及提炼“国家—市场—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通过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转化，乃至知识原理的浓缩与抽象，都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广泛的传播，获得了对后发工业化国家进行传播与指导的理论优势、心理优势和绩效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被简约化为一种以多党竞争和选举民主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模式，在世界各地广泛推行，其内涵演变开始走向了歧路。尤其是这种被简约为单一领域的政治民主化模式，被应用到刚刚挣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其命运走向可想而知。

约瑟夫·熊彼特将单一领域的政治民主化模式从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中剥离出来，并对民主概念进行了经典而成功的改造，这也是政治民主化模式在其后得到大规模传播的根本原因。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总结了18世纪关于民主哲学的定义，即“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2]370。这种古典民主的定义，认为存在一种“共同福利”“它是政策的指路明灯”，其立论的基础是存在“人民的共同意志(即全体有理智个人的意志)，它完全与共同福利、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是一回事”[2]370。

在一个规模社会中，对于共同意志或者共同福利等认知要达成一致，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从辨别民主政府与非民主政府的有效标准视角或者从产生政府的程序方法视角，约瑟夫·熊彼特将民主界定为一种“过程理论”，并作为一种简约化和具备可操纵性的选择，即“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2]359，“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2]396，“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2]400。正是从此意义上讲，约瑟夫·熊彼特基于民主过程的理论，通过将人民(选民)的任务简约化为“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政府”这一通俗性表达，由此获得了对民主丰富内涵的简约化与操作化改造，使之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标识性表述——“程序性民主”。

后来，罗伯特·达尔从多元民主的视角，并从民主过程的实现标准出发，对约瑟夫·熊彼特的“程序性民主”理论进行了再包装，提出了检验民主内涵的五项标准，即“有效的参与——在政策被社团实施之前，所有的成员应当拥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以使其他成员知道他对于政策的看法”“投票的平等——当人们就政策作最终决定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应当有同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而且所有的票数应当同等地计算”“充分的知情——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所有成员都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来了解各种备选的政策及其可能的结果”“议程的控制——唯有成员可以决定议程如何进行，处理哪些内容(如果人们愿意介入的话)”“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全体成年常住居民，或者，至少大多数成年常住居民，应当充分享有这些公民权利”[3]。在这五项关于民主过程的标准中，前三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是一个动态的永无止境的过程，看上去可以随时随地对社团的政策提出修改意见，但实际上无法操作，尤其是第四项标准几乎难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是要有参与的意愿，二是要有参与的机制或制度，三是要对议程有所了解和掌控，四是要有参与的资格(而非简单地投票表决)。至于第五项标准，虽然提出了享有参与的资格的公民权利这一深层次问题，但是精英政治的实操实控过程之实质，让其与第四项标准一起最终流于形式而已。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高度简约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在许多国家的历史实践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民主化退潮之势。这种情形引发了学术界的反思，人们开始思考这种简约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在移植他国的过程中，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先天不足。

1995年，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民主杂志》发表了《第三波结束了吗？》的文章，提出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差别所在，即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与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为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4-5]。接着，1997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六期发表了一组讨论为何西式选举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遭遇失败的专题文章。其中，时任该刊执行主编的法瑞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发表的《无自由的民主的崛起》最具代表性。该文主旨在于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非拉等国家输出美式选举民主制度的教训，即没有注意到美式选举民主制度背后隐藏着一种所谓植根于西方历史传统的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反对公权力强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公正等基本原则的宪政自由主义精神。也就是说，美国不应该简单地把多党竞争、公开选举的程序性民主强加到这些国家的头上。而且，该文还强调了建立在这种宪政自由主义精神基础之上诸如法治、分权、言论自由与财产权保护等制度的重要性[6]。

从上述关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蜕化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两种歧变演化路向：一是将一个涉及多领域、均衡化的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理论模式，简约为单一的以政治领域为主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或理论模式，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同步现代化的问题，或者只不过是验证一下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世俗化等变量的关系，这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最大歧变体现。二是将本来包括民主价值、民主制度、民主过程和民主道路等多维度的民主理论或模式，高度简约为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理论，即程序性民主的理论或模式，其结果必然导致民主理论或模式在实践中发生歧变，最终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这是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蜕化为政治民主化理论模式的高度内卷体现。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之所以一再发生歧路演变的情形，还是源于其内蕴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即忽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特征，让“多元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被长期遮蔽。“过去‘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支配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非西方世界多样的现代化经验经常被削足来适履，硬被塞入‘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分析框架，不同文化传承下的现代化路径与形貌的重要差异被刻意忽略或排斥。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才是一个更贴近20世纪历史事实的概念架构，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到卡塔尔都是如此”[7]。

二、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反思：基于“人民本位观”的考察

实现现代化，过上好日子，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梦想。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或快或慢，千姿百态，最终都要直面和回答一个“元命题”——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梦想，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是否将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上，是辨别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发展性质与发展质量的“试金石”。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内生缺陷

如前所述，本身蕴含着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四大领域同步现代化进程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存在诸多语焉不详的地方：一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清晰，即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主导权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其发展取向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资本为本？二是不同领域的现代化面向，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制约，是走某一领域或几个领域单兵突进的非均衡化现代化发展模式，还是走多个领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均衡化发展模式呢？三是在发展过程中，当整个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阶层对立、区域失衡的发展格局时，通过什么样的内生力量去进行自我调适，并创造出一种持续向善并展现共享梦想的力量，以避免国家现代化的失败命运呢？四是将立基早发国家的国情土壤与历史文化条件、存在内在缺陷且无力进行自我纠错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过早地固化与定型化，包装成一整套知识体系的理论模式，甚至将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印记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普世价值”，向后发国家强行推销推广，进而忽视世界的多样性与特殊性问题，从而让本来可以呈现丰富多彩发展样态的、可以由多元现代性构筑的世界，不得不走向一种同质化的发展境地，最终失去生机与活力。这究竟是谁之过？

如果回过头去分析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成与败、得与失，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三个方面具有反思性意义的思考：一是从历史与现实视角看，由城市化与工业化双轮驱动的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呈现出单向度或者几个维度的非均衡现代化模式，而且是可以呈现出多维度、均衡化、理想型的现代化模式的特点；二是从经验与理论构建视角看，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旧有世界体系的发展既不均衡，也不成熟，一些国家的工业体系已在高歌猛进，一些国家的工业体系才刚刚起步甚至尚未开始，而产业体系的世界分工进程与地缘政治的发展状况还没有深度卷入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三是从实效与传播视角看，将基于特定国情、独特发展起点与历史偶然性的发展模式，抽象并固化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模式予以推广，甚至以占得先机的“普世”之名而小瞧他国的发展模式，其认识与实践后果贻害无穷。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对西方社会的转型过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即它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而构筑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图式[8]。只不过一旦将其普遍推演开来，就会发现它难以解释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针对此种现象，习近平评论道：“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9]

(二)从“见物不见人”到“既见物又见人”：“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价值取向的确立

基于早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政府成为国家的代表与管理主体，而主导政府战略与政策走向的政治管理主体，主要是靠通过选举方式登台执政的政党及其精英群体来充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些政党及其精英群体代表着不同群体(集团、行业、地方等)与资本及其联盟(或共同体)的利益，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妥协交换，自然无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的代表，否则就难以获得登台并轮流执政的资格。

二是国家或者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更多的是满足不同群体、利益集团与政党利益等的实际需求，而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期待的普遍性公共服务与公平性公共利益，只能是以一种兼顾的姿态出现，甚至只是将其维持在一种不发生挑战和威胁既有统治秩序的温饱水平或者稍显富足的状态。这种公共利益分配格局导致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偏离，与其宣称的人民主权原则相去甚远，即不能高标准高质量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公正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

三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和透支，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与社会发展模式均呈现日益衰朽之势，这种情境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是适应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特点而产生的，其宪制原则与制度架构一成不变，而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格局早已为相互鼎立又相互捆绑且彼此掣肘的多元利益主体力量所主导，再也找不到一支甚至可以表面上代表全社会所有成员利益的政治主体力量来整合、统筹和引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进而导致明明看到整个国家与社会弊窦丛生、民众和社会舆论长期呼吁改革却得不到有效回应和根本性变革等状况一再发生，但最终还是成为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无以摆脱的“幽暗风景”与“沉沦宿命”。上述三大原因的复合，造成了现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既有制度无以统合后续不断增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问题”[10]。

对此，曾经竞争过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且“就差一步到罗马”、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议员而带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色彩的伯尼·桑德斯现身说法式痛陈其弊端：一方面，资本、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勾结事实，让无人真正关心美国人民面临的公平正义问题成为一种政治生活常态；另一方面，政治已蜕化为政治小丑们的娱乐表演，没人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辩论议题及其施政重点。“富裕、权力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普通大众如何获得信息、作出正确的政治选择？媒体是被大企业控制的。政治家是怎么选出来的？也是大企业利益在作祟”[11]10。“对于企业媒体来说，美国人民真正面临的问题无关紧要，如贫困、中产阶级衰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贸易、医疗保健、气候变化等。对他们而言，政治主要是娱乐”“在播放时间有一个受欢迎的节目叫做《马戏团》，不是讲小丑、杂技、表演动物，而是关于政治竞选”[11]292“根据舒思深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对2016年初选的研究，只有11%的报道关注候选人的政策立场、领导能力和职业历史。我认为这个比例仍然偏高”[11]292。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给我们提供的可汲取的深刻教训和可参考的有益经验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必须始终坚持从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且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系统、协调、均衡、高质量地推进社会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不仅要“既见物又见人”，而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对公权力的深度绑架和对公共政策的随意干预，要靠具有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自我更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引领和领导，构建起一种共建共享、共富共荣式现代化价值取向。这既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与宗旨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其有效运行方式等的构建，将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与文化世俗化有机地统筹起来，将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形成以人为中心和以可持续发展绩效为取向的科学发展观[13]。

三、“人民本位观”内涵的多维考察

通过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分析与反思，我们可以发现，一旦一国所遵循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没有放在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之上，其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在实践中发生偏离乃至变异，自然难以构建起“以人为本”的新型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价值观或曰“人民本位观”，其所折射的内涵和生成的路径不一，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与本质性的特质。

(一)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追求角度之考察

将“人民本位观”置放于一国现代化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追求中考察，可以分为三层含义：

一是现代化发展是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追求，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是如何实现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而新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生产力的发展作保障。“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14]274。

二是现代化发展是否为人民“翻身得解放”和成为国家的主人，创造了平等正义的制度条件。对于劳动阶级来说，其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因为阶级对抗阻碍了劳动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进程。“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14]275。要消灭阶级对抗，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基础。“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4]275。

三是现代化发展是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发展主题，创造了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的动力条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获得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并通过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来加以保证。这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观，既是一种新型政治价值观，即人民本位观，也是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以人民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哲学观。

(二)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构建角度之考察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创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构建让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机制体系，是“人民本位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本质体现。

人民通过议行合一制的代议机关和行政机关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管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构建的根本原理。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短暂存在史中提炼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制”的基本原理，即“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15]98“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5]102。列宁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要摆脱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的虚假面目，“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16]。

毛泽东在新中国未成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未正式建立之前，对代表人民意志和发挥权力机关作用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探索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指出：“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17]

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并从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视角，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所蕴含的“完整的制度程序”“完整的参与实践”进行了总结和提炼：“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18]

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形态，让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战略政策、法律法规、选人用人、财政预算等公共事务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讨论与协商，最终变成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达到了实现人民整体利益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载体，以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评价等机制形式，实现了人民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目标。

(三)基于人民意志与人民利益的体现与实现角度之考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构建的人民本位观，是与资本本位观、权力本位观、官僚本位观等非人民本位的价值与本质相对立的。这种人民本位观充分体现了人民生命至上、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并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等有机地纳入人民本位观的发展内容中一并考量，以求将人民本位观真正融入广大人民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

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如何实现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这一根本问题，古往今来的中外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并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制度体系构建试图予以体现。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世界各国逐渐将“保障人权”纳入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范畴，并将其作为“维护全人类的利益”之基础[19]。

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所谓“资产阶级人权”所掩盖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之实，让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历史使命就是无产阶级团结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413。

在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如何有效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如何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从而为构建“无产阶级人权”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与精神基础。“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人权”[20]。这种通过人民权利统摄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1]288。

(四)基于人的需求满足与人的幸福追求视角之考察

人的需求是历史的产物，既受制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也受制于人在不同历史与社会情境中的关系联结与选择。马克思将生产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资料作为人类一切历史存在的前提，他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4]158

一般而言，人的需求既包括满足人身需求的物质性需求，又包括满足人心需求的精神性需求，还包括基于共同体而生的家国天下情怀。人的需求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吃饱穿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容广泛、关系丰富、高度自主、道德高尚的过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9。

有鉴于此，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将人的需求满足和人的幸福追求作为最高执政目标，并将其浓缩为“过上好日子”的主题，成为支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并在新时代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作为执政党和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由此改写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基础。

四、“人民本位观”的构建路径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等十大历史经验③，其中，“坚持人民至上”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人民本位观”的具体体现。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模式视角观之，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人民本位观”，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是融“基于人民需求说的政策体系、人民主体说的力量体系、人民权利说的制度体系和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等四者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形态的集中体现。

(一)构建基于人民需求说的政策体系

经过千百年的演化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刻明晰人民期盼“过上好日子”的文化心理和生活追求，并将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生活需求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长期奋斗目标，作为党和国家制定发展战略与具体政策体系的根本出发点，作为新时代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基本出发点。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专门提到了构建基于人民需求说的政策体系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2]

人民的需求，归根结底，包括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发展需求和共荣需求等四大方面[23]，体现了关于人的自身需求、人与人的关系需求、人与社会(国家、世界)的关系需求、人与自然的关系需求等的深刻认知和规律性把握，体现了一种包容共生的需求特质。这种关系需求的深刻交往性与丰富性，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同步展开的。因此，坚持以人民需求说为基础，制定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体系，并统筹人民需求、社会需求、国家需求与世界需求的一体化进程，是构建“人民本位观”的内容基础。

(二)构建基于人民主体说的力量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发展的主体力量，但是人民是需要组织的，人民的力量是需要激发的，人民的创造性力量是要引导到人民的共同事业之中的。在新时代，这种人民的共同事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构建基于人民主体说的力量体系，是构建“人民本位观”的主体基础。首先，要构建引领人民事业发展的领导力量。这种领导力量就是体现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引领意识和担当意识并充当长期执政者角色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百年奋斗所得出的历史性结论和实效性结论。其次，要构建能够引领并统筹各种组织体系的主导型组织力量。也就是通过党建引领各种政治性组织、行政性组织、市场性组织、社会性组织和志愿性组织等，发挥党建作为共同共通语言的枢纽作用，形成将各类组织统合在一起的整体合力。最后，要构建能够让所有人民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行业里、不同的阵地上，发挥自己最大才华的主体建设力量，从而让每个人的力量汇集成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磅礴力量，最终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

(三)构建基于人民权利说的制度体系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成功之处，就是让广大人民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了国家的主人。这具体表现在：人民通过各种制度机制载体、各种权利建设的方式，最大范围、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参与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构建基于人民权利说的制度体系，是构建“人民本位观”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载体，让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通过这一根本制度载体的方式，在不同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表达、整合、转化和实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能，就需要不断加强各种平台、机制建设。一是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的作用，通过他们把人民的心声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通过他们制定法律法规和发展方略，把人民的心声和意见转化为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政策体系，并通过他们有效监督各级政府的施政行为，既起到保障法律和政策有效执行的作用，又起到监督公共权力和救济民众权利的作用；三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建立表达、参与、协商、监督、评价等中介平台，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事众人商、众人事众人办的协商文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满足人民心声和利益的诉求。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转化为人人参与、人人协商、人人监督、人人负责、人人守护的制度、机制、载体和程序等内容，将广大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协商权、监督权和评价权贯穿党、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全过程。

(四)构建基于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谁？这是一个国家构建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体系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国家治理的好与坏，社会发展的好与坏，要由人民说了算。创造由谁说了算的评价体系，是人民本位观的根本体现。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就明白人民是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最终决定者和评判者。对于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让人民对不断提升的美好幸福生活满意，是衡量执政效果的最终标准。构建基于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是构建“人民本位观”的根本方法。

构建基于人民满意说的评价体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对于“过上好日子”的追求，有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不断提升和满足的过程。这种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具体来说，包括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人民身心的自由发展和人民安全的秩序保障等三大方面。二是对于人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执政效果是否“让人民满意了”这两大问题，要由人民说了算，要由人民去评价。

因此，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方面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更高更好的新境界，用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要不断创造让人民知情、表达、参与、监督、评价的机制、平台和程序等方式方法，让人民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评论者、评判者，让广大人民在有保障、有尊严的顺心舒心生活中，充分体会到成为国家真正主人的感觉。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5页。

②一般来说，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更多的是指学习与跟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难以自我生成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现代化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由于实行了政府产业干预政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被称为“发展型政府或国家”理论模式。即便如此，时至今日，在自由主义理论叙事主导的现代化理论模式下，它并未得到知识界尤其是西方知识界的普遍认可。

③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