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2日，晴，燥热。

下午参加“经典的不同读法”暨李零先生作品讨论会结束后，主办方约请几位参会者共进晚餐。席间，几乎就说了一个话题，“文革”时期的暴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退休教授关于语言暴力是如何演变成现实暴力的论点。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姚文元有过一文，提出对阶级敌人，应该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并踏上一只脚。果然，“文革”期间的中学生，不止拿皮带抽他们的老师，剃阴阳头，左右开弓打老师嘴巴，直至把老师、同学打翻在地，踏上不止一只脚，更厉害的是私设刑讯室，以各种方法残害同类，到死为止。比如，那个被称为“雷锋同志”的说过一句名言，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果然，岂止“扫落叶”。席间一位教授讲了他亲历的一件事。他班上有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孙女儿，同学知道她的身份后，让她与家庭划清界限，并强迫她对奶奶“扫落叶”，她不肯，同学们冲到她家里，将她奶奶活活打死并吊在门前的树上。“文革”期间，流行顺口溜“好人打好人是好人间的误会，好人打坏人是被打者的幸福，坏人打好人那是犯极大的罪。”结果呢，人人间大打出手，都把对方当坏人。

我无法听下去这样的故事，虽然我也从“文革”走过来。尤其听不得好些打人的小将们，今天在各种位置上，当着国营企业的总裁、董事长，在省部级的官位上“从着政”，在学坛教坛上为人师表、高谈阔论……潇洒着，游刃有余着，酒足饭饱着，睡眠滋润着——不仅不忏悔自己的罪过，还痛说自己“文革”所受到的迫害！

回书店的路上，夜色中，我想起了我小学的老师。她姓陈，名字给忘记了。其实，几十年来，陈老师的影子总是一有机会就晃在我眼前，她微胖，梳短发（那时俗称“五号头”），下巴有颗痣，南方口音。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她的眼神儿，凄苦而无奈，略带愤恨。她从无笑容。

就是我上一年级前一点点，她“犯”了当时天大的“罪过”——鬼使神差地把一滴墨水溅在毛像的右眼。我们一入学，就看到她略微驼背的身影，给全校教室生炉子。将近三十个教室啊。我们七点到校，炉子生好了，我算过，生一只炉子要用十分钟左右。她得几点起床、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生好全部的炉子。不止如此，她每天还要负责给炉子添火（加煤）、打扫学校奇大无比的校园，晚上学生放学后，他还要负责清理炉灰。不止如此，她每天还要受到小学生的打骂，随便谁就可以让她站在毛的像前低头认罪。我甚至还见过有人向她撇石子、泼水。不止如此，每周，陈老师要轮流到各班接受批斗，腰弯得低低的，认罪，教室里回荡着“打倒陈**”的口号。

我入校第三个冬季，再未见到过陈老师。

我六岁半入学。我完全不记得，我对陈老师的处境，投过同情。我没帮过她任何事情，哪怕是抱柴火的小事。我不记得，望着陈老师的眼神儿，我有过一丝哪怕是怜悯。我自己就是黑五类子女，我那七品芝麻官的父亲刚刚走出监狱，还在蹲牛棚。我见过我父亲跟陈老师几乎一样的眼神儿，我对父亲有同情，甚至还不止同情。可我当见到陈老师时，怎就如此无动于衷？

我肯定在批斗陈老师的会上喊过口号。但我肯定，我没侮辱过陈老师，更没打过她。但今天想起来，这些都不是我可以躲避忏悔的理由。当我的老师身心受到残害的时候，我没帮过她，甚至没同情过她。当我的老师非人般活着的时候，当我自己同时也是黑五类的“狗崽子”的时候，我没有她是我同类的感觉。陈老师的身影四十年挥之不去，我分不清是什么在“作怪”——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陈老师，她既未教过我，也没带过我。可我怎么就忘不了她呢？是我稍长成人，人性慢慢复苏，而觉得对不起陈老师吧。或正是陈老师的遭遇，才启发我慢慢复苏人性中那些无论如何不可丧失的东西，同情心，爱，正义感等等吧。我说不清楚。今天说起“文革”，我又想起陈老师，也还是说不清楚我到底“欠”了她什么。

只那么连猜带蒙地找理由去搞什么“忏悔”，我自己都觉得不那么真诚，有做作的成分。为什么？因为我的“忏悔”不是对着陈老师本人的。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陈老师，到那时，我还能有向陈老师忏悔之心，并向她当面说出我的心愿，我想，陈老师的影子即使还会让我记起，那性质肯定是变了。她见到我肯定会有笑容。她再留给我的印象，是有笑容的。

陈老师要是还健在，该八十几岁了。陈老师曾留学苏联，学什么，我不知道。

谁又能肯定我一定还会见到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