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吴晗先生的《明史简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1 次 更新时间:2023-01-0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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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吴晗同志是一位久享盛名的学者,他生前发表的专著、史论、杂文、书评等等,早为大家所称颂。他的遗著《明史简述》,也是一本新人耳目、启人思绪之作,值得一读。


《明史简述》(以下称《简述》)是吴晗同志1962年11月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他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明史领域里“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一共讲了七个问题(《明太祖的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北“虏”南倭问题》《东林党之争》《建州女真问题》《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既扼要介绍了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又对明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简述》的特点是:在叙事中寓论断,在普及中有提高。


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对它加以具体评述。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明代的历史也和其他各个时期的历史一样纷繁复杂,有些现象看来似乎是迷离混沌难于理解,然而,吴晗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由表及里的条分缕析,历史现象的本质被认识清楚了。在《明太祖的建国》这个专题里,他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明太祖是从农民战争中起家的,他建立政权之后,马上就有农民起来反对他。这种斗争一直到明朝灭亡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事实正是这样。就在朱元璋称帝的三十一年中,规模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每年就有多起,有的同志曾初步统计,“洪武一朝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次数至少在一百九十次以上”,往后的农民起义,更是不绝如缕,明王朝就是被农民革命直接推翻的。吴晗同志在回答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抓住社会矛盾的主要线索和根本问题,指出明朝建国后,朱元璋由“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领袖,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原来和他一道起兵的人,现在“都成了新的地主阶级”。由于阶级关系没有改变,土地问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就不会缓和,农民战争便不断爆发。他根据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抓住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前面提出的“为什么”自然就回答清楚了。


《简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在分析朱元璋的功过是非时,吴晗同志说:朱元璋原是一位农民领袖,最后“变质”了,成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但又指出“他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明朝建国后,他又“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施”,“人口增加了,耕地扩大了,生产发展了”,从而肯定朱元璋“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这不仅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也把辩证法应用到研究历史人物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吴晗同志在《北“虏”南倭问题》中,对明朝与蒙古族关系的分析非常精当。他首先提出要尊重历史事实,即“明朝和蒙古是打了几百年的仗,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改”,但这是“两个兄弟吵架”,是“内部矛盾”。当然,“兄弟吵架”也有是非之分,他说:“蒙古人(统治者)要南下,明朝组织力量反抗,这是正义的。”同时,他又指出:“汉族(统治者)经常欺侮一些小民族,打人家,这是非正义的。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闹分裂,闹割据,打汉族,也同样是非正义的。所以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对待。”吴晗同志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符合辩证法的要求的。


第二,叙事深入浅出,明白如话。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写文章“文字要让人尽可能地读懂”,要“化艰深的道理为日常说话”。的确,他的著述是以明白如话见长,这也是他的文风特色之一。吴晗同志针对高级党校里的听课对象,在讲述历史问题时,非常注意交代清楚历史名词、概念。他讲“明太祖建国”,便提出:“首先,我们应该弄清国家的含义。”他把当时的“国”和现在的“国”做了区分,今天的国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权各个方面”,而“历史上的国家只能是某一个家族的政权”。明代的“国”,不过是“朱家政权”。这样,“国”的本质也揭示出来了。在讲述“东林党争”的时候,也首先提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所谓党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党是两回事”,历史上的党,“是指政治见解大体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团,也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某些人无形的组合”,这与今天的有组织、有纲领的阶级政党是不一样的。解释了“党”的含义,“东林党争”的性质也不难分析了。此外,他对诸如“红巾”“巡抚”“巡按御史”“监军”“西洋”“京察”“争国本”“三案”“牛录”“固山”“八旗”等名称、官名、地名、制度、事件,都以通俗的语言、恰当的比喻,逐个做了解释。乍看起来似乎浅显平常,然而,“功夫深处却平夷”,显示出了他的学术功力之深。


吴晗同志在叙述历史问题时,常常注意联系人们所熟知的戏剧小说,引起大家学习历史的兴趣。他用历史剧来引出历史事实,又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剧。史与剧结合,能更好地普及历史知识。例如,他从《游龙戏凤》这出戏谈到正德皇帝明武宗;从京剧《打渔杀家》讲到明代皇帝和大地主对人民的超经济剥削;讲述南明“复社”阉党余孽斗争时,介绍了《桃花扇》及其中的主要人物;叙述仁宣时期的清官况钟与周忱,联系到清官戏《十五贯》;讲述明光宗死后所发生的“移宫案”,提到《二进宫》,等等。他在以剧述史时,注意到扬弃“剧”的虚构、加工部分,还原历史真实。这既保持了历史的科学性,又加强了叙事的生动性。


第三,寓学术论断于叙事之中。


《简述》虽是一本通俗的读物,在叙事中却涉及许多学术问题,并吸收了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明初的“胡惟庸案”,封建时代的官修史书都“确凿”地记载是因胡惟庸谋反所引起。吴晗同志在《简述》里分析这一事件时指出:由于“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朱元璋便“假借一个罪名把胡惟庸杀了”。既云“假借”罪名,那么,胡惟庸谋反乃是子虚乌有。这一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学术见解,最早是他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提出来的。其二,他在叙述明朝和建州族的关系时,指出建州族领袖“阿哈出和明成祖有过亲戚关系”,并说:这是从朝鲜历史记载中找到的材料,“在汉文记载中没有”。实际上这条材料是他年轻时潜心披阅朝鲜《李朝实录》时发现的,后在他写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一文中做了介绍。吴晗同志的上述学术见解和材料的发现,都是吸收了他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


在《简述》里,吴晗同志每讲到一些重大事件的产生、变化,常常喜欢提出一个问号:“为什么?”他的学术见解也就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阐述出来了。诸如他提出过:“朱元璋出身于红军,他反对地主,而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明太祖为什么建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他“当时为什么非迁都不可”?在叙述郑和下西洋时,他提出“为什么15世纪的前期中国能派出这样大规模的航海舰队,而不是别的时候?”“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为什么不去第八次?”这些问题,不仅饶有趣味,也具有学术价值。而回答这些问题,实是进行学术探讨。在《简述》里,还涉及当时史学界展开“争鸣”的一些问题,如:朱元璋集团性质转变的时间和标志,农民能否建立自己的政权,中国农民革命有没有皇权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建文帝的下落问题,等等。他在阐述这些问题时,除了阐明自己的见解之外,还吸收了前人和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吴晗同志是我们史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明史大家。他在学术研究中敢于创新,但并不主观武断,在提出某些新见解时,常常注意留有余地。他对“满洲”的解释便是一例。“满洲”一词是怎么来的,以往无人论及。吴晗同志根据《李朝实录》的材料,提出一种独具慧眼的见解:“建州族信仰佛教,佛教里有一个佛叫‘文殊’,满族人把文殊念作‘满住’……可能‘满洲’就是从‘满住’演变来的。”他虽然提出了这一新鲜的见解,但并不认为这是定论。他说:“从‘文殊’演变为‘满住’,又从‘满注’演变为‘满洲’。这是一个试探性的解释,还不能说是科学的结论。”这个解释的“解释”,充分反映了他那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第四,联系现实,古为今用。


清初顾炎武说过:“夫史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这也是我国史学的传统。吴晗同志治史,正是以“训今”为目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呢?是古为今用。”“今用”实际上也就是“训今”。


新中国成立前,他常常通过“史学之作”来赞助革命,拥护共产党,热爱红军。他在《朱元璋传》和《简述》里都提到20世纪40年代初所碰到的一件难以忘怀的事,当时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约他写一部《明史》,稿子交出去后,不久原样退回。编辑附了一个条子,要他把书稿中的“红军”一律改为“民军”,否则不能出版。吴晗同志则坚持不改,“不出版拉倒”。编译馆为什么要改“红军”为“民军”呢?根据吴晗同志在《简述》里的分析:“他们怕红军,不但怕今天的红军,也怕历史上元朝的红军。因此他们要我改掉。”改“红”为“民”,本是轻而易举,而吴晗同志在这里所表现的“傲骨”精神,不单纯只是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他歌颂历史上的“红军”,是为了要表达对“今天的红军”的爱戴之情,这怎么能改呢!


历史和现实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讲历史联系“相似”的现实,这对于揭示它们的本质,分析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是很有必要的。吴晗同志善于对历史与现实做这种必要的联系,有时寓意很深。例如他在叙述《皇明祖训》的时候指出:朱元璋定的这个制度不许后代改变。接着,便联系到“蒋介石有一句话,叫作‘以不变应万变’,明太祖就是这样,以不变应万变”。运用这种类比的方法,把两种“相似之处”即唯心主义的本质都揭露出来了。同时,也无异告诉我们:朱元璋定的“祖训”早已为他的后代所破坏,而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反动策略也早已破产了。


梁启超曾经说过:“史学者,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吴晗同志为了贯彻“古为今用”的目的,在《简述》里特意根据有关历史事实,采取中外对比的叙述方法,突出明代历史上的重大成就,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例如他在介绍明代重新营建北京城的事实经过之后,接着指出:“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其他各国比较,北京是当时世界各国首都中建筑比较合理、有规划的、最先进的城市。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比得上它。”同时,他又把明代修建故宫和我们建造人民大会堂做了比较:故宫的整个面积有十七万平方米左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面积是十七万四千平方米,“明朝修了二十年,我们只修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通过把明代的北京和当时世界各国首都做比较,又把明代的故宫与今天的人民大会堂进行比较,读者至此,能不油然而生“翘首望京华”之感吗?再如他在《郑和下西洋》这个专题里说:郑和的航海活动,“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接着便进行了如下一系列的比较:“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像这样的比较,无疑是能增长人们的爱国心的。与此同时,他又根据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经过做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去侵略人家,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海外殖民)有本质的不同。”通过这个比较,又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民族,这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讲述历史过程中,进行合理的联系与比较,符合以史经世的原则。否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吴晗同志“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及运用,也是我们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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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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