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杜诗选注》新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2-12-10 01: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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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慕樊  

   本书是我一九八〇年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七七、一九七八级学生开“杜诗导读”课的时候编的教材。原名“杜诗选读”,教的过程中颇有修改。因忙于别的任务,无暇彻底整理。去年本院改师大,系上招了古代文学助教进修班,又新招了唐宋文学研究生,让他们合起听我讲杜诗。于是将旧印本重加修改增补,改题“杜诗选注”。

  

   解放后对于杜诗的评价是有争论的,首先是杜甫是否可以称为“人民诗人”的问题。个人认为,封建时代的诗人,只要他们的创作带有民主性,就可以称为人民诗人。要求过高,两千年的文学史就会是漆黑一团,我们今天将何所承继?岂不是凡属民主精神或精神文明都要靠外国进口吗?把古代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和把古代历史文化说成完美无缺,都是不符合实际,也是不应该的。还是研究实际材料然后再下论断好。

  

   我个人认为,唐代文学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被喜爱、推崇,除有一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做背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唐代政治比较开明。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惊叹唐代诗人说话十分大胆。杜诗即在其中。他批评政府,上自皇帝,下至将相、名流,都直言不讳。说这种话本难,说这种话而未得罪、被祸,岂不是也很难吗?举杜诗例来说,《三绝句》第一首“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云云,是挞伐叛乱的,这样的诗,历代的诗人也写了许多,不见特异。第二首写二十一户逃难的人家,后来只剩下三个人了,父亲又忍心把两个女儿抛掉(多半是卖掉了),只身奔回老家。事虽极惨,别的诗人也能写。第三首是: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正在依靠官军平叛的时候,直接指摘这些官兵其实和叛匪差不多,一样杀掠。这就不是许许多多的诗人敢于写的了。一方面固然由于杜甫真正爱人民,“慈故能勇”,但也要靠一个饱含民主气氛的社会,所以诗人的笔才会这样横放。

  

   明代的杨慎颇不喜欢杜诗。《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条,批评杜甫评论时事的诗说: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三百篇……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叙饥荒,则曰“牂羊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

  

   也生于明朝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有一段话,恰好讨论的是诗风的直与婉的问题,抄在下面: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初非有所指斥,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恶,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柔敦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轻薄圆头恶习,君子所不屑久矣。

  

   杨、王的话各有道理,又均带有自己时代的影子。明朝早已不是“言之者无罪”的时代了,不能和开元、天宝时代相比。读杜诗,一面使人感到他“自任天下之重”,几乎有点像现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的“俄国作家有责任不隐瞒国家的真情”。这不够称人民诗人吗?一面使人悟到,不可离开时代责备诗人。升庵指责杜诗“讪讦”,和洪迈论唐诗的话所反映的实质略等,只不过明人更不及宋人的处境罢了。

  

   以上已涉及杜诗的风格了。杜甫的为人,可以借用庄生的话,称之为“博大真人”。因人及诗,博大指他的诗,真指他的情感(真人就是真正的人)。杜甫性情最真,表达则不拘一格。白居易强调诗的政治思想性,却往往纯是理智,说的是“应该如此”,不惜牺牲了艺术性;李白、韩愈强调诗重立意,鄙视六代,而杜既贵清词,又尚丽采;他的醉心山林,不下于王、孟、储、韦,却昌言志在周孔;他很爱谈兵,亦关心边事,而反对开边,则与高、岑异调。作诗既极沉潜蕴藉,又能发扬蹈厉,似亦非高岑所能及。他是作了“欲语羞雷同”,又能“博采世间名”(名,言也)的。

  

   再谈杜诗的研究方法。我以为要懂得中国的东西,必须熟悉它们,浅尝辄止是不成的。杜诗之于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是经典性的了。把杜诗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津梁,是可以的,假如不是“必须”的;用选诗稍多一点,并带评注的杜诗选本作为读杜甫全集的入门,则可以说是“必须”的。至于研究其他作家(尤其大家)的作品,能熟杜诗必大得助益。这是前人既有的经验,值得借鉴。

  

   考证、赏析都该注意。但考证(历史的、训诂的)是为了懂得杜诗真正的内容;赏析也不能离开正解而主观臆断。赏析、考证,二者互为补充,因此不可偏废。至于引进外国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必须的。不能抱残守缺,那是死胡同。但引进外国的理论的同时,必须熟悉我们自己的诗人,不可望一眼就说“知道了”。我国的古老哲人不是说过吗?“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是我选注、评杜诗的一点浅见,提供同志们参考,并希望得到对这本小书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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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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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诗杂说全编/曹慕樊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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