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杜诗的起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22-12-10 01: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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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慕樊  

   自宋代以来,研究杜诗的章法、句法、字法的论著很多,散见在各种诗话、笔记、文集中。字法可归在现代修辞学的辞格内。句法离不开章法。句法有对属、有组合问题。组合是关于虚实、单双字的离词读法,和章法同是结构问题。对属美恶,是汉字特点的产物。《文心雕龙·丽辞》篇专论这事。后代越讲越繁。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论沈、宋、王、杨诗艺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看对属能。”看得丽辞很轻。这事当别论。但维护丽辞的人,总是说,奇偶相生,根于自然,非由“外铄”。也不无道理。为什么说句法离不开章法呢?因为我国文学观多以生理机体去说文章结构。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文章)体气高妙。”“文以气为主。”后人多认为,“气”即刘勰所谓“风骨”(《文心雕龙》有《风骨》篇)。《文心雕龙》又有《体性》篇,《赞》云:“辞为肤根,志实骨髓。”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总之,无论说肌理骨骼或说根华枝叶,都是用生物做比喻,可知中国人所欣赏的美,重在它有生气,任自然。这样,一句实是一章的机体的一份,岂可离章觅句?在西方,黑格尔老人也有同样意见:

  

   有机体……经过生气灌注的统一。……它们才能维持它们特殊的个性。……例如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

  

   在《小逻辑》里,他说得简明一些:

  

   身体上各个分子或官肢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由于它们的有机统一,或由于有了有机统一的关系。比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名虽仍可叫作手,实已不是手了。这点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贺麟译,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

  

   句和字对一首诗的关系,岂不是有些像手对于身体的关系吗?离句无字容易理解;其实离篇无句,亦是当然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少陵寄高达夫诗云:“佳句法如何?”可见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

  

   我们不妨姑举一二例。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古推为名句。如果截去“结庐在人境”四句,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单举“采菊”一联,也难以说明它是胜语。又如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也是古今绝唱。但如不见这一联以下至篇末,也就不能如读全诗时感到它确是“惊人句”了。这是因为文艺作品的美总是完整的。完整才充实,完整才匀称。孟轲说“充实之谓美”。单薄、一色,怎么能说是仪态万方?

  

   自《沧浪诗话》主张:“汉魏古诗,气象浑混(胡应麟引改作“浑沦”),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以后论者不一。胡应麟以为魏人已有工句(举曹子桓兄弟,见《诗薮》)。费锡璜《汉诗总说》以为:“诗至宋齐,渐以句求。……汉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难窥,何况字句?”方东树又说:“齐梁以下,有句无章。”(《昭昧詹言》)看他们的结论,似乎相同,都是说汉诗有篇无句,六朝有句无篇,唐人除重篇、句外,又重下字法。细看他们著书的思想,胡应麟是复古派。方东树是推重杜、韩、苏的,说杜、韩、苏能够用古文法为诗,所以绝高,六朝人根本不知道章法。严羽意在唐,不在汉。费一味推崇汉诗,与胡实际相近。惟他们同说汉诗无句可摘,是汉诗绝高的地方。

  

   其实,汉诗不能摘句,不是所谓高古天成,实是木质少文或“属辞无方”(刘勰评班固、司马相如诗作语)。再者,汉诗亦非不可摘句。如“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诗具在《玉台新咏》。句子工妙的略举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些“古诗”的作者或许不是枚乘。刘勰判断说:“比彩而推,两汉之作乎?”是够谨慎的。

  

   由上举的两点理由而言,有些汉诗不可摘句,证明汉诗并非全好;但汉诗亦有句可摘,不异于六朝唐宋诗。结论应该是:不可摘句,未必不是好诗;有句可摘,未必是好诗。总之,诗的好坏,和有句可摘与否,正如和作者的时代一样,是无必然联系的。

  

   本文从第一段到这里,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说句法、字法不可离开篇章去讲。因为一首诗是一个统一的意象有机体,字、句不可能离开它。正如字离开了句子是另一回事一样,句子离开了整个篇章也是死的。讲修辞必须往活处讲,不可往死处讲。第二,我也反对以“古”为修辞准则的老看法。但也不主以“今”为修辞准则、以“外”为修辞准则的看法。因为这也不是往活处讲,是往死处讲。

  

   为什么讲杜诗要讲杜诗的起、结呢?我是在学习西方近代修辞学的时候,觉得可以把他们讲“语境”的意思,借来和我国固有的说诗要“知人论世”的观点结合运用起来或可别辟一路。不妨尝试一下。

  

   古人的经验证明,作诗起句、结句很难。《文心雕龙·镕裁》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章句》曰:“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辞,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傅会》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辞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趑趄,踟蹰)’也。惟首尾相援,则傅会(傅辞会义)之体,固无以加于此矣。”钟嵘《诗品》论谢朓:“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作大篇,尤当布置。(须)首尾匀停,腰腹肥满。”“一篇全在尾句。……”严羽《沧浪诗话》:“诗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王世贞《艺苑卮言》:“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谢榛《四溟诗话》:“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意有余。”王世懋《艺圃撷余》:“诗称发端之妙者,谢宣城而后,王右丞一人而已。”方东树《昭昧詹言》:“诗、文以起为最难。妙处、精神全在此。”“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奇险莫测。如韩《山石》是也。”外国文艺家亦有论起、结的,只录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论起句为例:“有一天,(在托翁家里)一卷普希金的诗摊在桌上,恰好是《片断》一诗。它的开头一句是‘客人来到了乡居’,托尔斯泰给在场的人们说,这几个字一下子把人物投入了事件的中心,是小说开头的好典范。……托尔斯泰立刻把《安娜·卡列尼娜》写起了头。那第二句,亦即叙事的第一句写的是,‘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莫德《托尔斯泰传》,徐迟译,第十章,342页,一九八四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高尔基说:“(文艺作品)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平常得好久去寻求它。”(《论写作》)

  

   上文我引了宋、明、清诗话中论起结的文字。比起六朝、唐人的论述来,宋明人的话比较具体,清代学者所论就更具体。如方东树,可为代表。一部《昭昧詹言》,通论部分,全是讲义法。篇法(即章法)应如何、句法应如何、字法应如何等等。卷八论杜诗曰:“欲学杜、韩,须先知义法粗胚。今列其统例于左:如创意(去浮浅俗陋);造言(忌平显习熟);选字(与造言同,去陈熟);章法(有奇有正,无一定之形);起法(有破空横空而来,有快刃劈下,有巨笔重压,有勇猛涌现,有往复跌宕,有峥嵘飞动。从鲍、谢来者,多是凝对。山谷多用此体,以避迂缓平冗);转接(多用横、逆、离三法,断无顺接正接);气脉(草蛇灰线,多即用之以为章法者);笔力截止;不经意助语闲字(必坚、老、生、稳);倒截逆挽不测;预吞(此最是精神旺处,与一直下者不同。孟子、庄子多此法);离合(专言行文);伸缩(专言叙事);事外曲致(专言写情景);意象大小远近,皆令逼真;顿挫(往往用之未转接前);交代(题面,题之情事,归宿意旨);参差(专用之行文局,陈叙情事);而其秘妙,尤在于声响不肯驰骤,故用顿挫以回旋之;不肯全使气势,故用截止,以笔力斩截之;不肯平顺说尽,故用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至于意境高古雄深,则存乎其人之学问道义胸襟,所谓本领。不徒向文字上求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点校本)

  

   我国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既讲原理,又讲技法。不幸唐宋以来,诗词曲话、文集、杂著,关涉文学的,分一为二。谈理论的不谈技法,论技法的少及文理。章学诚在《陈东浦方伯诗序》中说,有些人的诗是工艺(指技巧)不是诗。表白了学者们厌谈诗艺功夫的心理,也就是诗论越来越离开刘勰、钟嵘传统轨道的原因。

  

   清代的诗论,向来认为有四派: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肌理派。其实应该加上“义法派”,即桐城姚氏及其学生方东树一派,这是专谈修辞的一派,影响大,离理论虽远,却实说经验,似反胜大而空的议论。

  

   义法的法,实即古代的修辞。这一派的大病在认为法是超越古今,有普遍效用的。这就是死的修辞。把他们的法用来解诗、指导作诗,一无是处。但他们毕竟是清代影响大而久的专谈修辞的一派。如改造他们的核心论点,他们的许多材料还是可以用的。

  

   我认为,绝没有超越时间、普遍适用的义法或修辞律则。我们试引进西方现代修辞学的某些观点,以解释我国古诗中一些修辞事实,如语境说等;再加上我们固有的修辞律则,或可以医治义法派的毛病,使我们的解释更为明通,有助于鉴赏及创作借鉴。

  

   现在让我们回到杜诗起结研究上吧。

  

   杜诗起结,昔人十之九点九是赞美,极少数摘瑕。大多数都说得有理,有理即不可拒不承认。有些却未中肯綮。现在选一些杜诗的起结句(联)来略说个人浅见。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仇注:“首联自为问答,记祠堂所在。”按这样说似乎不错,但殊不解杜甫在蜀心事。杜诗最重起结联,凡杜诗提到诸葛的,都在首联。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五首》),“孔明庙前有古柏”(《古柏行》),“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虽不直接提姓名,也是说诸葛亮的。可知这里首说“丞相”,是用重笔。为什么诗人这样崇敬诸葛亮呢?杜甫的政治理想是依靠好宰相辅助皇帝克定祸礼,复致太平,其想望诸葛是必然的。他在夔州作《晚登瀼上堂》诗说:“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吕葛,吕望和诸葛亮。其次是诗人认为西蜀地形险要,镇蜀必得忠君爱民的大臣,所谓“安危须仗出群才”。这也是他缅怀诸葛的苦心。

  

绝不是唐代到蜀中的人都赞成诸葛孔明的。如薛能(会昌进士)有《筹笔驿》诗,序云:“余为蜀从事,病武侯非王佐才,因有是题。”诗有“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阳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云云。再看李商隐同一题目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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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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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诗杂说全编/曹慕樊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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