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0 次 更新时间:2017-12-27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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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  


内容提要:当代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世界性权力转移与全球治理新发展、东方文明复兴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等汇合在一起,共同对全球治理的领导权提出了新的要求。203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经济体,但中国在软实力、军事等方面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即使中国综合实力不足以成为全球治理的绝对领导者,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可以担负领导者的责任。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可以采取联合领导的方式实现引领全球治理的任务,只是需要精心设计联合领导的具体方式和架构,并且形成国内国际政策的高度统筹和高度稳定性。


国际政治中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客观存在权威现象与领导权。从本源上讲,权威是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它是与国家、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概念,用恩格斯的话讲,“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有一种使得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①这里,恩格斯显然认为权威就是必要的政治形式与手段,在人类社会没有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前,不会也不应退出人类舞台。从本质的意义上讲,权威就是权力,②国际权威从根本上讲就是国际权力的一种延伸,只不过这种国际权力与传统现实主义学者所讲的权力,在研究重点上更加侧重于软实力、权力的社会形式或权力的合法形式而已。③但是,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组成的,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国内政治意义上的权威。然而,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国际控制和国际秩序,实施国际控制的是有威望的大国及其联盟。摩根索教授曾经强调了国际政治中的威望的重要性,摩根索之后的学者沿用了威望这个概念,在国际体系研究中谈到了威望在国际控制中的作用:“在每一种国际体系中,组织和控制其间诸部分互动进程的,都是那些在不同等级层次的国际权力和国际威望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犹如权威是国内社会命令中心这一特征一样,威望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国家之间的交易及其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威望。”④秩序和优势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追求之一,因此,国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权威问题,国际威望实质上只是国际权威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国际权威是指获得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可的权力。国际权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拥有国际权威的大国或者大国联合,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优势权力,获得其他国家的服从,进而建立一种世界秩序。那么国际权威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由于国际服从程度大大低于国内政治服从,因此,国际权威只是一种低强度的服从,但是,它从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服从,服从的形式包括加入强国的联盟,加入集体安全体系,割让领土来换取和平,接受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等。第二,国际权威本质上是一种自愿理性权威,而不是国内政治中的法治权威。有人认为,这种权威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的第四理性概念,是“根本上讲平等的个体通过对所有人开放的理性考虑而达成的集体决策”,根据这种理性,行为体服从统治不是基于恐惧,也主要不是考虑到收益大小,而是自愿地理性地这样做,将之视为分内之事,道义上的责任;国际社会中,虽然没有世界政府,但仍然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关键是因为国际政治文化或各种国际制度操作的自愿理性权威在发生作用,由于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觉地、非功利性地遵循理性权威在发挥作用,完全将国际政治文化内化,这样,国际政治文化就生成强大的国际合法性和权威,这种权威是国际治理的最雄厚资源与最高境界⑤。第三,国际权威与大国的领导权有着天然的联系。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获得的,往往是大国才能建立起一定的威望。卡尔认为,研究世界秩序的学说普遍认为世界秩序依赖于超强国家,而超强国家有权成为领导者,这是因为实力或权力是决定性因素,任何大国包括英美德日追求领导地位并不狂妄荒谬,只有尼加拉瓜或立陶宛追求领导地位才是荒谬的。⑥然而,最有实力、最有权威的大国,往往是世界领导者的潜在候选者。

在国际政治的演变过程中,为了确保世界和平、伸张国际正义、解决世界性危机,出现了关于权威安排的竞争和合作,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自己的世界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出发,会提出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主张,那些国际硬实力和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有条件宣传实现其政治主张,从而担负起国际治理责任的国家,显然更易获得国际事务的领导权。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世界领导权就是超强的世界控制权,世界领导权之争就是主导权之争,登上世界权力之巅的大国就是世界领导;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世界领导权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向前发展的国际权威,纯粹的硬实力自然转化为领导权,只有具备了一定合法性基础的最高国际权威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者。

秩序变革与治理赤字突现了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本质性问题往往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才突现出来,领导权问题就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更愿意强调主权平等和主权制度,反对出现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肆意干涉各国内政的国际权威,这是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需要,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需要,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中,正当的国际权威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内,瓦解殖民体系、解放世界政治生产力,实现普遍性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所在,也是最主要的进步力量的任务,自然也成为最正确的政治话语。然而,并不否认,有两种重大历史关头的情形也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世界和平稳定,大国和大国协调机构可以从人道主义等角度干预失败国家的政治行动;二是在人类社会危机管理的时代,如果人类面临整体性危机的形势,一部分负有世界历史使命的大国、国家集团和社会力量,可以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建立起足够的国际权威,引导国际社会走出危机,重建世界的公平、正义和美好未来。

深入思考在世界政治秩序大变革之际的领导权及其转移问题,是致力于理论创新的持不同政治立场学者的共同兴趣。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走在了历史的前列。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权力转移是指无产阶级作为一支国际力量如何改变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市民社会结构,实现全面和完整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更多地从霸权战争和霸权维护的角度看待大国世界领导权的内容与实现条件。霸权与领导权是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者都指政治主导权,但最大的不同是,霸权更多地与控制世界秩序的权力相联系,出发点是控制世界,获得主导世界资源的好处,霸权兴衰循环往复无法体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性,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符;而领导权则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引导国际社会发展方向、向全球政治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力和责任。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解领导权,有助于摆脱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政治周期性波动的宿命论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权的本源认识,对于国际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变革坚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同时又吸取西方国际政治学者关于国际合法性、国际权威等因素在定义领导权方面的积极成果。因此,有必要倡导一种积极的、与全球治理相适应的国际领导权理论。

为什么在世界秩序大变革之际最需要正确的国际领导权?首先,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使命决定的。进步的国际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世界秩序大变革是各类政治力量混杂,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较量最激烈的时候,最需要给予正确引导,没有先进力量的引领,人类政治就会陷入反动和曲折。世界秩序变更往往是世界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在政治上层建筑上的反映,那些能够适应或者代表世界生产力的国际力量和政权,显然会主动承担领导国际政治变革的重任,因而会发出自认为能够代表国际社会公意的国际倡议,并进而试图引导或引领国际社会,这种国际力量如果能够形成国际集团或跨国力量,则会进一步追求世界领导权。这样,领导权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世界秩序的面前。其次,世界性危机管理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力。世界秩序急剧变化,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爆发期,经济性危机在前,政治性危机在后,危机是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而迸发的表现,需要采取断然措施、特殊手段和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建成七国集团解决石油危机,90年代国际社会二十国集团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有效的危机管理是谋求国际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机遇。“国际体系中那些较弱小的国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服从较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接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和实用性。总的来说,它们更喜欢现状的确定性,而不喜欢变化的不确定性。而且,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国家的统治者及其联盟,经常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结盟,并且把它们的价值和利益看成同后者的价值和利益是一致的。那些帝国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则提供公共商品(安全、经济秩序等),作为其他国家服从它们领导所得的利益。”⑦第三,世界性权力转移需要国际制度的创新和保障,而创新国际制度需要发挥核心国家的引领作用。世界秩序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世界性的权力转移以及国际制度的重建,后者的成功与否,能够对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外部环境与运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守成国与挑战国无疑希望能够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新旧秩序的规则对接问题,但是,如果不同制度方案体现的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对接,那么,这就是暴力创制而非合作创制,理性的选择是让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发挥引领作用,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国际协调,形成适合于制度创新的权力安排,这本身就是国际领导的诞生过程,因此,那些注重国际制度创新的学者,一度成为研究霸权的最积极的学者。


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客观上需要相应的国际领导行动


全球治理的进步性、危机管理本质与权力转移背景。全球治理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治理,是区别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它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危机管理性和权力转移的背景。首先,它是一种进步的人类事业。进步性是国际治理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顺应世界政治前进潮流,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国际政治活动,都是进步政治的组成部分。战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虽然有着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历史局限性,但都相信人类政治现象是向前发展的,并从技术上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主张,又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从国际政治实践看,19世纪欧洲协调过程中最终废除奴隶贩运制度、20世纪初华盛顿—凡尔赛会议把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原则上升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二战期间五大国筹建联合国,都是国际政治进步性的体现。全球治理又是国际政治发展到最近阶段进步性的集中体现,它的主体比传统的国际统治主体更加丰富,不仅包括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还有非政府组织甚至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它更加贴近人民主权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更加讲究国际法治和共同治理,是对权力政治的一种超越,符合国际关系法治化的方向;全球治理着眼消除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提高全球社会的共同福祉,让全球化为人类服务。

其次,全球治理具有强烈的危机管理性,全球治理是对于上个世纪以来日渐严重的全球危机的管理,特别是对于核扩散、气候变化、极端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综合治理,这些问题已经随着经济的复合相互依存而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威胁,从而使得全球治理成为人类自我拯救的共同努力。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学术界认识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破坏性是前所未有的,暴露了全球经济多方面的失衡和结构性矛盾,突现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大缺陷,是最主要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之一。”而近年来系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呈现弱化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协调的深化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倡导全球协调共渡难关,对于遏制危机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⑧这就是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主要任务。

第三,全球治理具有明显的权力转移背景。当下正在进行的全球治理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性权力转移互为背景,交织在一起,不仅使得全球治理成为一项错综复杂的进程,也使得当前的权力转移富有进步意义。守成国一方面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支持全球治理,甚至本身也是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让新兴国家搭上全球治理前进的便车,企图给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制造障碍,使得本来并不顺畅的全球治理更加困难重重。正是由于全球治理具有进步性、危机管理性和权力转移相关性,而本文在第一部分认为世界秩序发生剧变之际最需要确立领导权,因此,全球治理自然成为一项须臾不可缺少有效领导权的国际政治事业。

历史表明全球治理需要且能够被引领。从历史上看,全球治理自始至终都在一种或多种国际权威的影响下进行,其中担负领导任务的多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或者称为国际政治主角。国际政治主角是具有关键性影响和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角,处于国际矛盾的中心,也是协调和解决冲突的基本力量,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大国的兴衰而几经更新,迟早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⑨国际关系史表明,在国际体系演变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一些大国运用其自身的权力资源包括软实力,提出新的政治理念和国际倡议,不但促进了自身的大国社会性成长,也从自身的客观条件出发,推进了国际政治的发展,部分地发挥了领导或引导作用。⑩这种情形属于最常见的全球治理引领模式,即由某个大国充当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是一种单极模式,这种引领虽然较为有效,但在形式上并不彻底,往往囿于本国利益的局限。还有一种多极引领模式,是指引领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实现单独引领,而是采取与其他大国联合的形式,历史上“英国治下的和平”与“欧洲协调”体制,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还有一种模式是采取更大范围的政权联合或者社会组织联合来实现国际引领。后者虽然符合后现代政治的方向,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但是在实践中仍然要遇到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和基本国际法律制度的抵抗。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不结盟运动等国际权威力量未能够成功地领导国际社会的主要原因,然而不能否认,它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全球治理的第三波发展及其国际领导权意义。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全球化的开始之日即为全球治理的开始之日,因为全球治理从本质上讲就是管理全球化的,但是,从现实性上讲国际社会扩展到全球之时全球治理才有意义。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自由资本主义由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的年代,是欧洲之外的新的国际政治主角如苏联、美国登上历史舞台,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刻,也是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全面显示的时期,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个时期的全球治理之重任是,如何探索出一条解决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11)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不少民族主义国家或古老的帝国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要走一条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各种世界政治的主角都试图来引导全球治理。这个时期的全球治理的实质执行者是英国,英国依靠的是强大的殖民帝国体系、金本位的全球金融中心和超强的海军力量,以及国际联盟这个全球治理平台,在这一轮的全球治理中,英国的主要战略伙伴是法国和美国,战略竞争对手是德国和俄罗斯,而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倡导者则是美国和苏联。美国倡导的威尔逊主义、罗斯福新政,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运动,都对解决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提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及其控制下的世界性殖民体系怎么办”,结论是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全球实行主权平等的制度。

全球治理的第二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9·11事件”之间的时期。这个时期内,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工业化体系、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及超强的军事实力,实现了对全球权力的控制,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这个重要的多边性国际组织,实现了对全球安全的控制,由于美国是战后世界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因而美国把这一段时间称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支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等措施,反击了美国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一度实现了与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共同领导权,但是,由于过于追求对于美国的战略优势而忽视了自身建设,特别是自身软实力的建设,在国际社会动员、国际公共物品提供、国际合法性建设等方面不断落伍,从而丧失了全球治理领导权的基本条件。在第二波的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印度也发挥了一定的联合领导作用。中国主要是依靠团结第三世界,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全球治理平台,先是旗帜鲜明地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主要针对美国霸权主义),后是联合美国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成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引领者,最终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印度则领导了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在一定的范围内担负领导责任。在第二轮全球治理过程中,美国上升为领导者,苏联的角色十分复杂,它既是美国的竞争者,又实际上维护着战后秩序。这个时期的全球治理,核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办”,结论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力,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建立更加完善和扩大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反对世界政治的阵营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全球治理的第三波。这个时期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怎么办?”这时的全球治理主要是考虑人类生存问题,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明显、极端恐怖主义建国、资源竞争恶化、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赤字、文明冲突加剧等全球性问题积重难返、厚积而发的全面性国际公共管理危机,这场治理超出了意识形态斗争、国家身份冲突和区域地缘政治等范畴,这就需要世界领导者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野、更高的道义立场思考全球政治问题。由于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采取了不断收缩的战略姿态,而欧洲作为战略力量的作用在不断下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等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国际社会期待新型的全球治理领导者出现。


2030年的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及中国的引领作用


2030年是一个近年来被国际社会激烈讨论的年份,被学术界誉为世界性权力转移的里程碑时刻。这主要是因为,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为与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世界秩序变革到达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全球治理进入了第三波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由于新兴国家大部分是昔日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东方国家的代表、混合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实践者,因此,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客观上形成了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道路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一种新的、非民族国家支撑的、后现代性的治理模式很可能在东方世界获得完全的合法性并被西方世界所接受,这样,这个年份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从国际政治角度透视这个年份的本质,无疑首先就是全球治理向何处走,全球治理的领导权将以何种形式实现。

2030年全球治理特点对全球治理领导权的要求。在未来十年多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继续呈现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致性与多样性、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政治进取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冲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全球治理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重建全球治理的领导权,完成世界性权力转移是下一个阶段国际政治矛盾的主要方面。

首先,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交织,治理形势严峻,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亟待治理的协同性和主动性。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指出的,“未来15至20年,随着权力比今天更加分散化,不断增多的各类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诸如城市等的次国家行为体,将发挥重要的治理角色。各类玩家不断增多,需要他们肩负着解决重大跨国挑战的任务,但由于价值观各异,因而过程将更加复杂。守成国和新兴国家之间将缺乏共识,2030年,多边治理将举步维艰。由于长期的积重难返,全球治理可能更加支离破碎”,将出现三种预测的前景:最坏的全球治理前景是出现“大停滞的世界”,亚洲发生“大博弈”,地区冲突风险剧增,域外强国会介入,从而引发全球政治动荡,全球治理赤字突现;更加现实的前景是,全球失衡加剧,更多的国家离开欧盟,美国在能源方面实现独立供应,其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不再全方位地领导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均表现平平,中国的国内治理出现问题;最乐观的前景是,出现一个“大融合的世界”,中美欧战略伙伴关系体系建立起来,中国国内改革推动大国间政治信任实现,技术创新带来全球财富的快速提升。(12)从美国上述权威机构的分析看来,追求“大融合的世界”,关键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波技术创新的浪潮并加强大国间的联合。这也正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美国对于自己国际身份的定位。美国如果定位于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则对于全球治理是一个致命性打击,而中国若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无法与其他大国建立起政治互信,则会对全球治理联盟的建立产生负面作用。可见,中国的国内治理与美国的全球责任仍然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只有中美的联合治理与战略伙伴的成功,才是这次世界性权力的和平与顺利转移的战略保障。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任重道远,必须更加体现新兴国家的代表性和决策权。“到2030年,当前大部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将实现转型,新兴经济体会在其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经济体,既包括我们熟知的新兴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中国,还包括一些第二梯队的新兴国家,它们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像2008年为解决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八国集团那样,我们可预见其他的一些多边协调机制也会更新换代——多半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产生。即使2030年的全球机制很好反映了各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日渐增多的全球挑战仍不可知。要在合法性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将变得更加困难:当一个决定做出时,既要确保所有相关国家都能参与其中,又要限制有决定权的国家的数量,以保证决议顺利推出。多极化推进与权力扩散齐头并进,将使国际机制改进升级难上加难。可如果不改革,这些国际机制将在广大新兴国家的公众眼中丧失合法地位。”(13)将新兴国家这个群体纳入全球治理领导集体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实体已经构成了世界治理的半壁江山。二是新兴国家强烈要求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和重建。学者们认识到,到了2030年,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全球责任,而美国虽然仍然提供全球领导力,但将以合作的模式平等对待亚洲国家。“2030年的秩序,可能是没有主导力量的多极秩序。新秩序需要一个共同的愿景,以及一个将亚洲各国政府吸引到全球体系的共同战略……当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平等接受来自亚洲经济新势力的声音时,重心转移就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4)

第三,全球治理的多层次和不确性发展,未来的世界领导权具备了多层次和综合性的特征。全球治理受制于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以及传统大国的战略收缩和区域治理一体化的受挫等因素,其进程不时地为地缘政治危机和金融危机等打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领导权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权力扩散更加多维,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多重结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行使霸权,未来的世界“领导力将越来越是一种地位、接触能力、外交技巧和建设性行为等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15)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领导权,不是某个超级大国的单打独斗、一统天下,这显然是那些追求单极世界的国家的最大挑战。

第四,未来的全球治理将具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意味,需要领导者提出较以往更加彻底的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世界政治形式建设方案,这将具有世界历史性和革命性。全球治理领导权,首先是经济领导权和安全领导权。根据莫德尔斯基的世界领导权学说,领导权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地理上须是有“安全盈余”的岛国或半岛国家;国内政治稳定开放,为对外领导提供保障;在世界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能够维持海军力量等全球性政治和战略组织,集中拥有占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用。(16)这四个条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属于经济方面的条件,因为第一个条件看起来是地理条件,实际上是指靠近海洋、便于开展海外贸易、具有开拓世界市场的持续追求和创新能力,在当今世界,由于通信能力和交通运输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地缘经济的格局,因此,是否为海岛或半岛国家已不再是必要条件,到2030年,每一个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国,都基本上具有了这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则是一个硬性条件,未来全球治理的领导权首先是经济领导权,而具备这个条件,则要具有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经济总量,占主导地位的外汇储备和贸易总量,具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权,该国的货币成为流通最广的货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经济领先,主要是指以经济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实力。第四个条件属于安全领导权,即该国能够提供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公共物品,能够迅速处理地区危机,压制各类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确保国际体系能够正常运转。因为海军常常是现代国际安全和军事的标志性力量,所以莫德尔斯基非常重视海军的作用,但实际上,到了2030年,安全领导权除了海军力量之外,网络安全军队的超强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第四个条件中有战略组织力这个子项目,战略组织力包括世界大国建立创造性联盟、筹设以我为主的国际体系的力量。这是一点具有根本性,涉及莫氏当时并未充分认识但今日已为世人高度认同的大国软实力问题。

2030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机遇。一方面,中国具有引领或引导全球治理的基本客观条件。一是欧美的相对衰落与亚洲的崛起,赋予了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者条件。“2030年,国家间的权力扩散将产生巨大影响。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事开支和科技投资为依据来衡量全球实力,亚洲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中国很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巨变过程中,全球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将主要看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是否良好,传统的西方世界的表现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除中国、印度、巴西外,其他地区大国,如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也将成为对世界尤为重要的国家。与此同时,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等经济体将衰退下去。”(17)我国的研究也表明,2030年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日益突现,世界产品工厂从北方国家逐渐转移到南方国家,世界市场也同样从北方国家逐渐转移到南方国家,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国际货物贸易进口中的地位将转变为“六四开”,其中2030年中国的进口总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将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境外投资将达到4.5万亿至5万亿美元,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GDP总量将大大超过美国且为后者的两倍。(18)由于全球治理首先是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领导权也首先是全球经济领导权,因此,经济上的成功是赋予中国引导全球治理的最大机遇。

二是美国正在执行一种“有限领导权”战略,希望美国的领导权是一个有限收缩、有序转移的过程。即使当前鼓吹美国再领导一百年的美国政治家,也承认美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全方位的领导。这就意味着美国愿意分享领导权。实际上,自佐内克于2003年提出中国责任论以来,美国政府就开始了与中国分享领导权的尝试。特朗普虽然在就职仪式上强调奉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但从打击叙利亚、制裁朝鲜、出席G20会议等一系列实际行动来看,美国不会轻易让出世界领导地位,只是改变以往的全方位领导方式。(19)2030年,中美两国从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以及命运共同体理论等话语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战略共识。这样,美国的有限领导权战略就为中国接手部分的领导权预备了相当大的政治空间。

三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跃升世界前列,具有处理全球安全治理和危机管理的能力。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超强地位将继续朝着下行的方向演变,“在2030年,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军事大国,不过其国防开支是否能够保持在当前水平还有待检验。七国集团的传统军事优势也将慢慢消失”。(20)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将有较大的跃升。当前,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人民解放军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其要点就是抓住当前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更新军事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完善议事决策和工作机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21)正是基于这种战略思考,中国军队在更新军事思维、完善指挥体系、加大军民融合、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的同时,十分注重军事力量的海外运用。为了切实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我军加大了对海外力量运用的各种准备,陆续制定了《军队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条例》等军事立法,加快了与有关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航管与保障协议以及其他军事合作协议的步伐,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海外补给点,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海外运用能力。(22)随着国产航母的下水,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持乐观态度。(23)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和军事预算制度的完善,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向前的军事变革,到2030年,我军将担负起更大范围内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将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填补超级大国战略收缩后的国际安全保障的真空,初步具备与国力相称的治理全球安全问题和冲突的能力,为履行全球治理联合领导权奠定足够的基础。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能够为国际领导权提供良好的国内政治保障。20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大民主、政协民主与党内民主形成了新的互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将达到新的历史水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厘顺,而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得到极大的消除,中产阶级占到全国人口的80%,县级直选的条件逐渐成熟,法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国际进步事业的领导权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也具备了引领全球治理的主观需求。一是从人类进步事业的先锋队角度来看,要彻底改变当前党情中的不良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重建新的引领性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要与共产主义事业逻辑上一致,要与人类贡献有实践上的对接,要与提升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有思想上的相通,而领导全球治理无疑有助于增进这三个方面的实现条件。二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看,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固然重要,但领导全球治理是民族复兴的主要标志。经济总量第一与世界领导地位相提并论,正如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一,但两个世纪前中华民族就从世界的领导地位上衰落下来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如果不去领导全球治理,全球华人就有可能被欺凌甚或“吉普赛化”,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海外利益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归化为所在国公民或居民;但是,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和当地政治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不时抬头,把治理失败罪责推到华人头上,实行排华、反华甚至种族欺凌的政策,如果与中国威胁论等结合起来,势必会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因素。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可以通过国际责任和国际领导力来优化国际形象,也可以通过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来遏制反全球化或逆全球浪潮,消除排华运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震慑反华势力及其怂恿者,提升全球华人的国际政治地位。三是中国有能力实现软实力提升,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转向制度引领、道路引领和文化引领。比如,有学者提出,鉴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理论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可以从欧洲哲学新发展和中国古代天下体系中汲取经验,构建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制度。2030年的全球治理要求切实树立全人类利益优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着力解决人类总体价值危机问题,解决文明冲突的深刻矛盾,探索一种以世界为取向而非民族国家为取向的全球主义,超越传统的国际主义。(24)四是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全球治理领导权本身也是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权力资源。柯顿教授指出:“自1999年二十国集团成立以来,中国就向这个俱乐部贡献了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断增加的领导力,而这个俱乐部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多元峰会治理体系的中心机构。中国已经持续地向二十国集团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制度领导力、物质领导力和政策领导力。”(25)领导权既是责任和义务,也是新型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扩大对外援助、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同时,能够获得远比具体权力资源更大的规则权、程序权和分配权,是一种元权力或者根本权力,它可以派生具体权力,掌握稀缺权力,并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争中获得先机。

中国领导全球治理的定位及方式选择。2030年前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领导,是以准全球性大国身份针对局部全球事务治理的、以责任为取向的跨跃式引领。首先,中国拥有的国际身份是准全球性大国身份,中国虽然可能具备了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以及较高的人均经济总量,但是,美国在科技创新、软实力、军事力量等方面仍然全球第一,依靠其制度霸权占据着大部分议题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在军事力量、价值观引领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在军事方面,“军队近年来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海上行动迄今为止还局限在近海。”“中国确实具备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不过,从现状来看,中国仍然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才能满足前三个条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26)其次,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领导主要是局限在经济领域和集体安全领域,并不追求全面的领导地位,以填补国际权威真空的思路实现世界性的权力转移。第三,中国的领导是以责任为取向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担负应有国际责任的集体期待,促使中国履行了这种来自国际社会期待的国际责任,因此,从本质上这种领导权不是利益取向的,而是责任取向,是国际社会化的结果。第四,它是一种跨越式的引领。从已有的多数历史经验看,即使国家实力达到了世界第一,并不自然地拥有世界领导权,需要较长时间的国际政治实践并积累相当的外交技巧,何况2030年中国并未在所有主要指标上实现世界第一。但是,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结合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机遇和运气也(对全球领袖)发挥着一定作用,如果问鼎的机会来了,潜在的全球领袖却没有抓住机会,可能就要等待很久才能得到第二次机会。”(27)显然,当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好机遇,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实际出发,抓住美国主动放弃部分领导权的机遇,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使命出发,以推动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进步事业为己任,以战略主动弥补战略薄弱,显然是一种跨越式的引领。

上述定位,决定了中国参与行使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方式方法。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强调联合领导权原则。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实践的全球治理领导权,是一种联合领导权或者合作领导权,与历史上美英的情况不同,它是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基础、有其他大国参与、涵盖联合国及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在内的新式大国协调。(28)其次,重视价值引领,倡行人类共同价值。我国提出价值引领意愿,主要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围绕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内容,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十二字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因引入了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存异求同”等优秀思想因子,具备了较西方普世价值更为开放、包容的内涵。(29)对此我们既要拥有传统文化的自信,又要主动地面对强烈的国际社会期待,部分地抵消美国在制度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三,强调权力转移制度为先,重点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实现渐进式的权力转移。二十国集团与历史上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等综合性多边协调机构都不一样,具有较强的非西方文明性质、南北均衡发展特点、全球危机管理功能,代表性与有效性兼具,如果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运作得当,就能够成为世界性权力转移的重要制度性依托和基本框架性平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1~344页。

②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7~250页。

③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④吉尔平引述了卡尔、布尔、福尔克、贝尔茨等学者在国际威望或权威方面的论述。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邓正来、乔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41页。

⑤JohnBoliandGeorgeM.Thomas,ConstructingWorldCulture: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ce1875,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99,p.273;IanHurd,"LegitimacyandAuthorityin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pring1999,pp.379-385,参见《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312页。

⑥[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页。

⑦[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邓正来、乔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⑧张伯里主编:《当代世界经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第211、221、229~230页。

⑨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⑩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成功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19世纪30年代,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国等国都采取了不同的对外政策来解决经济危机。如果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看成全球化的结果的话,从某种意义讲,这些不同的对外政策也可视为对全球化的管理,即为全球治理的一种做法。当然,这种全球治理不是由综合性的国际组织来倡导的,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会指责敌对国家的“全球治理”政策的非正当性,而竭力维护自己的全球治理措施的正当性。蒂莫西·斯奈德就曾指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这显然是站在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上表达的学术观点。参见,TimothySnyder,OnTyranny,TwentyLessonsfromtheTwentiethGermany,TimDugganBooks,2017,p.12。

(12)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9、18~20页。

(13)《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第96、97页。

(14)[加]温迪·道伯森:《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赵长一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96、197页。

(15)《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第46、163~164页。

(16)GeorgeModelski,ed.ExploringLongCycles,Boulder:LynneRiennerPublishers,1987,pp.60-61.

(17)《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第4、5页。

(18)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37、78页。

(19)[美]查尔斯·克劳萨默:《美国归来,世界关注》,《每日电讯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7年4月17日,第10版。

(20)[美]马修·伯罗斯:《下一个大事件:影响未来世界的八大趋势》,晏奎、夏思洁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36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

(22)刘亚洲主编:《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第240、241、244、245页。

(23)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中国海军的船舶制造》主编安德鲁·埃里克森认为,如果中国的造船业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中国海军在2020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力量,2030年中国海军作战舰队在数量上、甚至可能在质量上可与美国海军相比。参见《美学者认为中国海军2030年有望追平美国》,载《参考消息》,2017年4月27日,第14版。

(2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7~158、159页。

(25)JohnJ.Kirton,China'sG20Leadership,Routledge,2016,p.131.

(26)邓聿文:《中国为何尚未准备好成为全球领袖》,《南华早报》,2017年4月9日。

(27)邓聿文:《中国为何尚未准备好成为全球领袖》,《南华早报》,2017年4月9日。

(28)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中国例外主义与全球治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9)张治江:《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及其建构路径》,载《理论动态》,2017年第2098期,第24页。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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