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思想，是杜甫这个人的一生的活动着的思想。为了分析方便，现在从两方面去说。一是他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方面的思想已在《杜甫与农民》一文中谈及。另一是诗人所继承的前代的思想。这是次要的方面，而且它也不能不受到当时小农社会的制约，从而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修正、补充它。但话又说回来，这些思想虽然是次要方面，却由于它们从小就进入诗人的头脑，根深蒂固，又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大力鼓励的，所以很有力量。在社会基础所允许的范围内，这些思想往往以本人的整个思想的面貌出现，有时甚至可以表现为与统治思想相冲突的地步。杜甫有些揭露、批判穷兵黩武、荒淫无耻、分裂割据的诗，把笔锋直指皇帝、权贵和军阀，几乎到了横眉怒目“勇直无礼”的程度，作为根据的其实是诗人认为正统的思想，而不是什么大公无私、阶级背叛或者意志自由。相反，这些正直的呼号不过是阶级利益在起作用。在解释文学史的规律时，道德、正义这一类名词是意义不大的。马克思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派”说：“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译本32页）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大凡无权无势可资凭借的知识阶层，它相信，它们唯一的出路是仗恃自己的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例如考试、考绩等）达到个人的愿望，或者国家和个人的双重愿望。但是他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条，必须先有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个人的特殊利益是靠安定繁荣的一般社会利益来保证的。所以，他们总是希望和欢迎政治上的革新，总是敌视和攻击那些阻挠改革的腐朽势力。这就是杜甫披着正统法衣的思想诗句的本质意义。

毫无疑问，杜甫的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

杜甫自陈世德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祭告远祖，自称“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守官，用《晋书·杜预传》预奏，世本吏职。奉儒，是说春秋家学，不忘本，则直用预《遗令》中的话。杜甫以儒自命，在诗作中表示得最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称“经”的诗句。如《又示宗武》诗说：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香囊。

……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

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

这首诗是说文章要以经术为本。其他诗句有：

法自儒家有。（《偶题》）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匡衡常引经，贾谊昔流痛。（《同元使君舂陵行》）

恳谏留匡鼎。（《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审李之芳》）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秋兴八首》）

丈夫正色动引经，丰城客子王季友。（《可叹》）

子知出处必须经。（《覃山人隐居》）

经术汉臣须。（《赠韦左丞丈济》）

烂漫通经术。（《同豆卢峰贻主客李员外贤子棐知字韵》）

饱闻春秋癖。（《八哀诗·王思礼》）

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吾宗》）

上略引杜句中，《秋兴八首》第三首用匡衡、刘向一联颇须注意。匡衡在汉宣帝时，以善说诗经著名，及到做官以后（元帝时），常常上疏指陈施政得失，多引诗经大义。到成帝即位，先以奏劾有权的宦官石显得罪，后免为庶人（《汉书》八十一，本传）。刘向，亦宣帝时人，通达能属文辞，献赋颂数十篇，时初立《穀梁春秋》，受习《穀梁》，并讲论五经于石渠阁。元帝时，萧望之、周堪做宰相，很看重刘向，提拔他做散骑宗正给事中，和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欲裁制外戚许、史两家和弄权的宦官弘恭、石显。反为许史恭显等所诬，向下狱，望之亦免官。向又使人因星变地震复攻恭显，反为恭显指为“诬罔不道”，免为庶人（《汉书》三十六，本传）。由此可见，杜诗“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二句，是以匡刘自拟。上句是说自己抗疏言事，不减匡衡，而近侍移官，遂离魏阙。下句钱笺谓刘向虽敷奏对事不用，而犹居近侍，典校五经，己则白头幕府，有愧平生。似未达一间。关键在“传经”一语。按汉儒引经奏事，比类时政，即是解经，即是为经作传。况刘向在成帝既诛恭显之后，据《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意在攻外戚王氏权重。成帝虽知向忠精，然不能夺王氏权。诗所谓“传经心事违”者，似实指此。杜甫虽然不是经师，却甚重《春秋》《诗经》，按其生平行迹、诗篇，即可见其思想原本二经。向来注杜诸家都忽略了这一点。惟宋苏轼（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十六引东坡论杜、韩训子诗条）、李复（言杜“深于经义”，见《潏水集》五，《与侯谟秀才书》）、孔武仲（论社诗“暗与经合”，见《宗伯集》十六）等及此，兹不具引。现在结合杜甫的行事、篇什，略一指陈，以见其思想根底。

杜甫于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六月，由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七月，弃官去，由陇至蜀。关于弃官的原因，两《唐书》均说是由于关辅饥馑。但读这一段时期的杜诗，看不出什么描写华州饥馑的诗，更没有说弃官的思想。只有《立秋后题》一诗说：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浦起龙说“此诗盖欲弃官时作”，是不错的，这是弃官的真情。比较同时的《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长律：“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我们可以看出，有一般的说法，有真情的流露。“无钱居帝里”是对贬官的一般的说法，“移官岂至尊？”是直斥肃宗身边的张皇后、李辅国的（乾元元年李兼太仆卿，内结张淑妃，势倾朝野，三月立淑妃为皇后。五月，张镐罢相，房琯贬邠州刺史，六月杜甫贬华州司功）。同样，“满目悲生事”和“无食思乐土”是弃官的一般说法，《立秋后题》后四句和寄高岑长律的“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等四句，则是真情流露。检《旧唐书》十，《肃宗纪》乾元二年四月，有久旱祈雨的记载（《新唐书》六，同年三月，有“以旱降死罪”的话，与旧书有出入，宜从旧书）。又检《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高适传》，记适为蜀州刺史，迁彭州，有上论西山三戍奏。其中说：“比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新唐书》一四三，《高适传》，此节作“又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比较衡量，旧书文长）根据史载，大饥未必有，久旱小饥，殆所难免。但这不能作为杜甫弃官的原因。因为《立秋后题》和寄高岑长律两首诗中都不提生计而明白说他的弃官是仕非其志的原因。还有一条极浅显的道理可以驳倒史臣的“饥馑弃官”的说法。唐外官俸禄比内官高（见《杜甫在东屯的经济生活》一文引洪迈及顾炎武语，此不及），年成不好，有收入比没有收入总好些，而且还拖着一家人哩。把弃官归因于经济困窘，是相当滑稽的。看来不能不承认杜甫的弃官出走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了。但不满君侧小人，难道“君臣之义”杜甫也不顾了吗？杜甫是根据什么理由毅然离开职守的呢？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好，那么，“经书”上说可以弃官吗？有。孟子是杜甫尊信的“先儒”，孟子“言必称尧舜”（《滕文公章》上）。而杜诗亦喜说尧舜（一则曰“致君尧舜上”，再则曰“致君尧舜付公等”，他诗尚多，不必具引），可证杜甫是崇孟的。孟子长于《诗》《书》，数称《春秋》。孟轲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下）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下）杜甫称杜预做远祖，而杜预是《春秋左传》专家。他著有《春秋释例》。《释例》（《春秋》书弑例第十五）说，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君跟父子家人本有恩情的情况不同。况且高下悬殊，障蔽万端，所以做君的必须虚心考察下情，推诚相待，然后才能和臣下相亲。如果骄傲放肆，群下绝望，情义坏隔，就叫作路人，也就不是君臣了。所以《春秋·左传》的例子，凡臣子杀君主的事，称某君，表示君无道。称其臣名，表示臣有罪。如称某国的人杀了他们的君上，就是表示“众之所绝”，就是活该。既然如此，那么，皇帝亲信奸佞，拒谏远贤，臣下为什么不可以弃官而去呢？《释例》三，对于怀宠固位遇祸的人，变“放”书“奔”以示笃戒。〔1〕杜甫写过一首《牵牛织女》，诗后七韵以夫妇比君臣。说臣子不要弃礼法，君上必须出以至公。最后一联说，“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意思是说，如果君臣不能投契如夫妇，那么，造反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国家大事，杜诗往往仿《春秋》书年的笔法，以示严正。宋黄彻《溪诗话》说：“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送李校书》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史笔森严，未易及也。”

杜甫是赞成而且极力鼓吹“以亲贤领节钺”或者说行分封亲王的制度的（详见《杜甫与房琯》及《杜甫“非战”吗？》两文所引史料、诗文、评论等，此不更引）。杜甫这一思想，也见于《春秋释例》。《释例》于《春秋》书“（昭）公在乾侯”，释说，三代的封建，“君不极高，臣不极卑，强弱相应，众力相须。贤愚相厕。故虽有昏乱之君，必有忠贤之辅。我周东迁，晋郑是依。无知之乱，实获小白；骊姬之妖，重耳以兴。天下虽瓦解而不土崩，海内虽糜沸而不瓮溢”（《左传注疏》昭公三十年，《正义》引文小异）。杜甫和房琯为布衣交，两人在“制置”（即分封同姓王为节度使）这个问题上意见如此相同，若非根据“经典”，绝难如此巧合，亦难这样坚持。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强调“必以亲王，委之节钺，以醇厚明哲之老，为之师傅，则万无覆败之迹”。在《有感五首》第四首中，又说：“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其理由是“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这真是迂腐到了可笑的程度了！然而是根据儒经的。

范文澜认为，“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降，儒者提倡《春秋》学，正是针对这个政治局面，企图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二册，643页）。这当然是对的。但唐人重经，倡自太宗。唐制学校生徒，十四岁到十九岁为入学年龄。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毕业的年限，各经不同。礼记、左传，各三年。无论应明经或进士科的考试，都必须考试一部大经（《通典》十五，《唐会要》七六）。兼之太宗本人即尊师重经，亦有影响。张后胤曾在太原以经授秦王，及太宗即位，“谓后胤曰，朕昔曾受（《春秋》）大义于君，今尚记之”（《新唐书》一九八）。杜甫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春秋》又是家学，所以杜所谓“经”，意中必有《春秋》，其诗亦用《春秋》精神，是不足怪而足信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第六首：“递相祖述复先谁？”实出于杜预《春秋左传序》“转相祖述”语（诸注皆失引）。此虽小事，亦可见杜甫对预书颇熟。

杜甫一再称匡衡，足知诗人对于《诗》义是服习的。如前引《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即有“此古之维城、盘石之义”的话。“维城”，就出自《诗经》。《诗·大序》是否子夏作，关系不大。但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如论变风、变雅一段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故正得失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诗序》提出了①诗言志，正得失莫近于诗；②诗有正变；③诗主文而谲谏；④诗有六类。“诗言志”者，《论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兴是鼓动，观是考察民俗，群是团结，怨是讽刺。这四者就是情志，持执情志才叫作诗。诗有正变是说诗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才随时代而变。主文是说有文采韵味，谲谏是说用语要微婉。《诗序》说“正得失莫近于诗”，和诗的发展观，就比孟子高明。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是错误的。“颂声不作”，是当时值不得歌颂嘛，怎么可说是“诗亡”呢？但孟子把《诗》和《春秋》联系起来却是对的。《春秋》是“乱世”的产物。司马迁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诗以达意”，这个意就是“正得失”，正得失与拨乱反正是一回事，《诗》与《春秋》可以说是同工异曲。说到诗的作法，向来认为诗的六义，赋比兴指作法，风雅颂指体裁，大体近是。但赋既是体裁，亦是作法。铺陈直说，如卫风中的《硕人》即是赋法。因此，说杜甫的诗作多用赋体是不错的，但杜诗亦重比兴，《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即明白说出了这点。杜诗应该说是，既是温柔敦厚，主文谲谏（“温柔敦厚，诗教也”，见《礼记·经解》篇），又往往直抒己见，如撰谏书。（《汉书·儒林传》王式说：“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或直刺时政，或微婉（含蓄）讽谕，看情况该用什么手法便用什么手法，这就是杜诗变动浩瀚的原因之一。“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乱纪纲（《旧唐书·宦官传》：“李辅国，闲厩马家小儿。”），张后不乐上（肃宗）力忙。”何等尖锐；“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又何等微婉。又如他的山水田园诗，包括那些咏物诗，数量不少，但很少没有寄托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同时寄兴遥深，这就是“国风好色而不淫”。淫者，玩物丧志也。这是杜甫的山川景物诗不同于谢灵运、王维的地方。那些直刺时政的诗，也照顾到“君臣大体”，这就是“小雅怨诽而不乱”（国风小雅二语，见《史记·屈原列传》），什么叫不乱？就是总还“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同上书）。总是站在“臣”的立场说话。就是前引《春秋释例》十五说的：“然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杜甫送严武入朝诗：“公若登台省，临危莫爱身！”亦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志。旷观历代，真忠未有不愚的。《礼记·经解》篇说：“《诗》之失，愚！”对于八世纪中自说“法自儒家有”的诗人，我们能责备什么呢？

以上是粗略地检视一下杜甫的儒家思想。杜甫的思想，还包含有道家的成分，也得大概梳理一下。

道家应分别先秦道家（老、庄）和汉以后道家。杜甫的道家思想中两种因素都有。汉以后道家有许多派别，比如玄言、服食、外丹、内丹、神仙等派。杜甫是相信服食的，所以常提葛洪、嵇康。对神仙派他不大信。且举诗为证。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

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

迦叶听如来说法，拈花微笑。禅宗尊为远祖。偓佺，仇引《列仙传》，古仙人。仇注：二句言仙不如佛。

《夔府书怀四十韵》：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帏。

玄圃，当依赵次公说，是神仙所居。“不必”二字贯下句。意思是说，皇帝不必求仙问道，只消弭兵崇俭就得了。此处朱、仇、浦各注不同，兹定为刺唐代宗学仙，另有专条，此不详及。

《覆舟》二首，夔州作。第一首说贡丹砂的船翻了（“丹砂同陨石”）。第二首讥宫中求仙：

竹宫时望拜，桂馆或求仙。……使者随秋色，迢迢独上天。

据史，代宗佞佛，未闻求仙，故诸注或说是刺玄宗，或说是肃宗末年事。但诗是记峡中沉舟实事，不是忆昔之作。朱鹤龄说得好，唐世人主，多好神仙，岂必玄宗也？据此，杜甫对于求仙是抱讽刺反对态度的。

关于服食就不同了。诗说餐玉、燕玉、大药、丹砂，从四十几岁到晚年诗中都有。“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态度是一本正经的。在汉后道家中，服食一派，是和医药相关联的，比较神仙一派，稍有理智方面的根据。杜诗又多说药，如茯苓、柴胡、薤本、乌鸡之类，可见不但沿袭嵇康、葛洪之说，且亦由于多病，才迷信服食。但还没有到想入山采药，不问时事的程度，所以在杜甫思想中，不占大的比重。至于他和道士逸人炼师山人之流往还，是唐代文人普遍的习气，未必真是要步趋其后，可以从轻发落。

杜甫乾元中在长安作有《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这篇文章，杂用《庄子》陈言和道教的胡诌。先说是“鸟乱于云，鱼乱于水，兽乱于山，是毕弋钓罟削格之智生，是机变缴射攫拾之智极。故自黄帝已下，干戈峥嵘，流血不干，淳风不返”。最后说：“圣主（指肃宗）已登乎种种之民，合乎啍啍之意，……是巍巍乎北阙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诏北斗削死，南斗注生，与夫圆首方足施及乎？何病夫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时哉？”这种混乱、浅薄的道士祷文式的文章，令人喷饭。稍稍有一点先秦道家思想的诗，有居夔时所作的《写怀二首》，摘录如下：

劳生共乾坤，何处异风俗？（不是“异俗可怪”了）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鄙夫到巫峡，三岁如转烛。

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

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钓曲。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

天寒行旅稀，岁暮日月疾。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虮虱。

古者三皇前，满腹志愿毕。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

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

放神八极外，俯仰俱萧瑟，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

前一首说自己要忘情荣辱曲直，后一首向往于容成氏、中央氏的太古，而无奈后世文明兴起，是非荣辱大作，使人如飞蛾扑火，不得安静。末四句说道不如佛（“金仙”是佛号，见释“终然”词条），自己将放神宇外，直契真如。这就是杜甫理解的老庄思想。老庄是我国古代有极大智慧的哲学家，杜甫理解的老庄思想却是魏晋玄谈派传播的老庄糟粕。

但是老庄思想在杜甫身上也有其良好影响的一面，这就是“真”和“放（纵）”。《庄子·徐无鬼》篇，说徐无鬼由女商引见魏武侯，徐无鬼大谈相狗相马的方法，武侯大笑。出来，女商问无鬼说，我曾经用诗书礼乐、金板六韬说我们国君，他未曾启齿，先生说了些什么却使得他大笑呢？无鬼说，我不过说相狗与马而已，我们国君没有听见真正的人的话已经太久啦。《渔父》篇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疾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不笑而和。”杜甫很重“真”。自说是“近识峨嵋老，知余懒是真”，“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评人是“嗜酒不失真”，“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惟真所以能放，“自笑狂夫老更狂”，“酒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这种狂放的性格反映在诗中，有气盖一世、豪迈感激、感时抚事的古诗，有脱略世俗、兴趣天然的田园山水诗。

杜甫还有佛家的思想，这也是他不大高明的一面。这方面的思想表现在《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中：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

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

仇注引《续高僧传》，昙鸾北魏人，住汾州北山石壁寺。许是学禅的人，杜甫说他亦学禅（粲、可，禅宗第二、三代祖师，僧粲是慧可的门徒）。何阶二句是说（我的禅学本不如你）你引我为侪辈，只是你的善于劝诱鼓励而已。这是天宝十四载在长安作的诗。在夔州时，有两首诗谈到他学佛，一是《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

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

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

止观经，朱引李华《左溪大师碑》云：“左溪所传，《止观》为本。祗树园内，常闻此经。”那么就该是天台宗的教义。杜田以为《观无量寿经》，那就是净土宗经典。就诗看，杜甫是不甚重视李所讲经义的。或者是净土教义亦未可知。因为杜甫信禅宗，所以不重净土。《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中有九韵谈到他的佛教信仰的，抄摘如下：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

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炉峰生转盼，橘井尚高褰。

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顾恺丹青列，头陀琬琰镌。

众香深黯黯，几地肃芊芊。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

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

黄梅县有东山西山两寺，禅宗神秀一派为北宗，居双峰寺（神秀门下以“东山法门”相标榜）。北宗称神秀弟子普寂为七祖。诗言身许双峰门求七祖，知杜甫所信为禅宗北派，与南派（曹溪）无涉。仇说，迦叶偓佺，言仙不如佛。炉峰四句，欲遍游佛地。晚闻六句，欲精参佛理。勇猛四句，期于撮象归空也，按仇解大抵近是。惟顾恺丹青四句，亦述已将遍观佛寺胜迹。末二句则谓己虽多闻教义，如盲人被医生刮去眼翳一样，但对佛家“真谛”（绝对真理），还只像镜中的影像一样，只能通过语言思维才能表述，也就是还未离言筌（这和直契真知、双忘能所还远哩）。〔2〕

看来杜甫对于禅宗，了解得不深。对于佛家的教理，也未见高超的造诣。但还不是太混乱，总不离文人学佛的故态，笔下辞藻，席上玄谈，聊以示人莫测高深而已。杜甫学佛，同时不及王维的虔敬，后来不及柳宗元的深入。但还不像他对道家那样，把魏晋人所惯用的庄子华辞和唐朝道士的迷信的昏话杂糅在一起，信笔乱道。

上面讲了杜甫对儒、道、佛三种思想的了解、继承的大概。他对儒家经典是坚信和继承了民主成分和臣节大义的，他把诗当谏书，竭力反映人民疾苦，指出皇帝的失策和权贵的贪暴，这是他诗歌民主成分的本色。他主张拨乱反正，坚持拥护中央君权的立场，斥责分裂势力，正色毅颜，“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这是他坚持的臣节。杜甫是儒家的诗人，言行一致，狂直迂阔，兼而有之。这些思想决定了诗人个性发展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方向。

杜甫的文学思想，见《杜甫的诗艺》一文中“杜甫的诗论”一节。

近十年的极左思潮，有的尽量贬斥杜甫，有的说杜甫是前半生儒，后半生法。我认为，写诗论或诗注，都是史学（文学史）工作。评论古人，应该直笔从事，褒贬失实，不能取信于人。至于说杜甫是法家，只消读杜《述古》第二首：

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则种种煞费苦心的议论，不驳自倒了。

宋代人指出杜诗原本经术，意在推崇杜甫。我们今天考察杜甫的思想渊源，特别是他从儒家经典《诗》与《春秋》所可能接受的思想影响，既不在贬抑他，亦不在颂扬他。不过想探索一下：杜甫在八世纪那样的文化环境中，他吸取了什么思想力量；从而在其诗作中，他所追求，所抨击，所号呼，所迷误，所痉挛痛苦，又是些什么思想。“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即元德秀、元结、郑虔、苏源明、孟云卿、李邕、肖颖士可知。

〔1〕 《春秋左氏传注疏》襄公二十九年，齐公孙虿等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经）书曰奔出，罪高止也。杜预《春秋释例》三，说：“怀宠之人，皆身及祸难。惟子哀不义宋公。先机而发，是以（仲尼）贵而书字。夫立功立事者，国之厚益而身之表的。表高的明，虽女人犹欲弯弓，而况当涂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贵善行无辙迹，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专以终。免死为幸。斯乃圣贤之笃戒，故变‘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过。”（末句《正义》引“又”作“文”）

〔2〕 镜象未离铨。仇解较胜，亦未是。按铨通筌。《魏都赋》“阐钩绳之铨绪”注：“铨与筌同。”杜诗当用筌为《庄子》“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意。未离筌，未离言筌。依佛家说，世间万象，如镜中影，本非实有。杜自言虽读佛经，但尚落言筌，未能如禅宗之离言说思维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