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追求自由、平等的杜拉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5 次 更新时间:2007-04-03 0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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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提起极权主义研究的名著,中国的读者熟悉的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再要列举的话,那就是弗洛姆(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1941),奥威尔、弗里德利希和布热津斯基(C.J.Friedrich and Z.K.Br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1967),乃至哈耶克、波普尔、哈维尔等。殊不知最早的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的著作却是1939年出版的杜拉克的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P.F.Drucker,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和1941年的《产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A Conservative Approach)。近几年,中国也出版、介绍了不少杜拉克管理学著作的中译本(据说有个出版社买下了他所有著作的版权),但是,要知道这位管理学的大师中的大师的30多种的著作中,有一半是关于社会的宏观研究的著作,他对社会学也有相当的建树。《经济人的终结》就是这样的著作。1994年再版时,85岁的杜拉克还为新版写了序。正像他在1963年再版序中所说,此书和阿伦特的以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体系的衰退和崩溃为线索的研究不同,是一部更加关注现实社会政治的著作。书中主线—围绕自由与平等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手段的论述,一定会引起不少中国读者的兴趣。

  

  一、绝望带来幻想

  

  书的开头,杜拉克就澄清人们对法西斯主义体制诞生有三种误解。即一,法西斯主义是革命中人类原始的野蛮性和残虐性的表现;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抵抗马克思主义必然的胜利的最后的武器;三,法西斯主义是巧妙地、彻底地操纵无知的大众的卑劣的本能的结果。对于第一说,杜拉克认为单以此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任何革命都有野蛮性和残虐性的表现,因为破坏力本身是邪恶的,盲目的。关于第二说,他指出,法西斯主义犹如资本主义同盟军说法只是一种谎言,是历史的篡改。所谓大企业支持法西斯也是一种谎言。国民经济的极权主义的管理和军国主义化,受害最大的是大企业。相对而言,在德、意两国产业界、金融界投靠法西斯主义的“积极分子”最少。就第三说,杜拉克提出了反证。法西斯上台前,反法西斯的人们也操纵着所有的手段。各种报纸每日刊登着讽刺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文章;德国国家电台也反复播送反法西斯的节目;教会系统的宣传工具,包括更强有力地动员一切宗教手段进行反法西斯、发纳粹的宣传。相反,人们因为不买法西斯的报纸,几乎使这些报纸到难以维持、濒临破产的状态。他指出,如果说大众因为被操纵而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只能说我们宣传的信念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岂不是我们更像法西斯分子了。声称大众受到操纵、不承认大众的意志和自由的应该是法西斯。而且,即使没有那种操纵,法西斯也会慢慢地滋生起来。不过,他也承认,当然操纵会使有些人转向,可是那只是想赶潮流的人,因为个人需求而受到诱惑的人,或者就是企图从恐怖中解脱出来的人。总之,他认为操纵的成功只显示社会症状的存在,操纵并不是成功的原因,所以相反的操纵也不能治愈这种社会症状。接着他指出法西斯与历史上独裁专制主义相比,有三个特征:它不具有自己的积极的信念,却攻击、排斥和否定其他所有的信念;在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是第一个不仅攻击传统思想而且否定作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社会的权力—不承认作为促进个人福利进步的手段的政治、社会权力的正当性;加入法西斯行列的人并不是因为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任何承诺,而正是不相信这些承诺而采取行动的。所以,法西斯是“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革命先于信念和秩序”。他举例:戈培尔在1932年一次演说中竟然说:“要提高农民的谷物价格,要使工人吃上价廉的面包,要使面包和食品商获得最大的利润。”同年,纳粹一边与共产党一起,支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冶金业的大罢工,希特勒同时对经营冶金业的巨头们承诺要恢复他们的主权。结果竟然大部分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成了纳粹的支持者。矛盾的背信弃义、制造谎言是极权主义者的家常便饭。那么大众为什么会相信不能相信的主义和接受违背常理的理由呢?杜拉克说,那是处于绝望中的大众幻想有奇迹出现的心理作祟的缘故。

  到20世纪初,欧洲的大众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产生绝望的不信任。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领域,虽然资本家被消灭了,可是特权阶层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大量增加。新的官僚和专业管理阶层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格差扩大。杜拉克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上未能完成这种阶层产生正当性的解释。马克思承认技能对产品的价值的贡献,那不就是等于承认特权的技术中间阶层的正当性,而近代社会这样的专业技术的中间阶层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领域,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资产阶级消灭了,那么不就是无产阶级失去自由,自己成了专政的对象了吗?因此,杜拉克认为,斯大林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共的人们看来,那却是革命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为工人阶级是在体制内部反对资本主义,所以,随着产业的垄断,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化,西欧工会依存于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成了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成了这秩序内部的反对势力。于是工会放弃革命走上改良道路,与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革命并不能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发生,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为此疑惑不解。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行动,而且也懂得活动的方法。马克思把“经济人”看作不管自觉与否,必定是按自己阶级利益行动的人。可是当人们明白了个人的经济自由不能自动或辩证地带来自由与平等的时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方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经济人”概念也开始瓦解了。杜拉克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解决平等的问题给大众的冲击更大,因为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能将经济领域的优越性与自由、平等结合起来的理论了,这理论至少还可以抽象地存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传统同样也是使大众陷于绝望。杜拉克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才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对积极追求利润作正面的评价成了社会的理念,经济的自由也成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对于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经济自由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东西。经济自由对他们来说不会带来平等,连“机会均等”也达不到,倒是一种威胁。也可以说经济的自由带来了大众的贫困。可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不信任并不限于这些没有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阶层。杜拉克看到了更威胁的一点,受到经济自由带来利益的上层的技术工人和下层的中产阶级也固执坚持认为“自由竞争促进效率”是一种谬论。在中欧,上层的技术工人和下层的中产阶级的立场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以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得出同样的结论:纳粹运动的积极分子大多出身于这样的阶层。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问题上,杜拉克竭力推崇美国的经验,指出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兴起的美国移民潮也正是这个原因。笔者推测阿伦特肯定受到这位同样来自中欧的犹太人同胞影响,她的《论革命》将杜拉克的见解详尽地展开了。

  

  二、对两个恶魔的恐惧

  

  杜拉克那一代人亲身经历了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幻灭的两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大萧条。他说,大战与历史上如法国革命的民众的战斗是为了平等的秩序,为了真理献身不一样,也和以后西班内战两个阵营分明的作战也不一样,只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混沌的战争。因此,人类突然被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恶魔所控制,感到成了世界中完全无力的一分子。自己的命运可以由自己的价值和努力来决定的那种社会观念,变成只是一种幻想了。杜拉克也指出1929年大萧条的特殊后果。他说如果1830年和1873年的两次经济危机时,人们还认识到危机尽管带来牺牲和阵痛,也是以后经济增长、发展的代价,是一帖“自然的药”;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不仅凯恩斯的理论否定了经济危机对于合理秩序的必然性和有益性,而且,那是人们也已经对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自由、平等社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的时代,人们犹如处于什么都不能预测的世界中,对于失业,他们也感到是那么无力,自己孤立地成了巨大世界的一分子。和对战争态度一样,危机也使人们对科学理性产生了怀疑—难道不是极端地追求唯物主义和理性的结果吗?现在驱逐这个恶魔成了欧洲社会的最大目标了。评价所有政策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降伏这个恶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希特勒的完全消灭失业政策会付出其他多大的代价人们都不管了,只要政治家承诺这政策能制服这个恶魔。年轻的杜拉克已经痛心地看到了严重的恶果,对经济危机的恐惧使得民主主义的理念在大众的心里虚无、凋零起来了。如少数派的保护、言论的自由、对话妥协等民主主义的原则不管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在人们看来对治疗危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东西,从而民主主义这种制度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也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的自由不会带来平等这一点,人们也很清楚了,所以,也没有保卫经济自由的必要了,只要能远离失业的威胁、经济危机,放弃经济自由也是值得的。最终,连经济领域外的自由也可以放弃。于是,自由不能带来平等,即可以放弃,自由与稳定相比选择稳定。放弃自由变成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杜拉克感到更加威胁的是,所谓自由本来的概念是个人与少数派的权利,也就是反对派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在德国,自由的概念发生了质变,成了压制少数派的多数派的权利。所谓邻国的德国血统居民超过一半的地域要归入德国的版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和阿伦特的革命往往只是一种复旧的观点一样,杜拉克也认为,因为历史上的革命大多只是提出一些新的口号、形态,但是社会的实质变化往往是十分缓慢的,有时甚至毫无变化。然而,法西斯主义相反,它破坏了旧社会的所有秩序,而竭力要维持旧社会的外表形态(形式)。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大众把资本主义企业、利润以及经济发展自身看作导致危机的恶魔,所以纳粹、法西斯利用、迎合大众这样的心理,宣称要驱逐这些恶魔,找到了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或者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它在经济领域,保留了经济管理、财务、价格、会计、生产、流通等诸形式;在政治领域,也如此驱逐了恶魔—与政治自由、少数派的权利、舆论监督、主权在民等有关部门的原则,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形式上的平等:选举或国民投票制度。所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自豪地称自己得到99%国民的支持,实施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但是,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将投反对票作为犯罪行为的基础上的,而且,他们都认为取消这种投票的自由也何尝不可以。法西斯尽管禁止了欧洲传统所有的自由—传统的信仰和理想,也不得不用选举这种传统的形式来装饰自己的信念。当大众对理性和传统绝望。期待着奇迹出现的时代,这种装饰起来的谎言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奏效。

  

  三、基督教传统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有不少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以及不少工人出于绝望而求助、归依传统的基督教,但是,在杜拉克看来,那是他们没有看到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产业社会里,基督教的教义本质上只能提供浪漫主义的反动和没有现实意义的幻想。因为不能容忍唯物主义的教会必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其自身并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基盘。他举了两个例子:亨利•亚当斯虽然一生期望在基督教中追求政治上合理社会的基础,可是,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得到的只是个人的价值观;纳粹时代少有的抵抗者牧师马丁•尼梅拉从宗教良心反对纳粹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可是他也不能发展这种宗教的政治信念。因此,基督教教会虽然知道法西斯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加极端地反宗教的,却往往会站到法西斯主义一边去。基督教教会还有两个弱点:一,它攻击唯物主义,却不明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自己的教义一样主张由正义的力量来驾驭权威—这与把权威解释成可以恣意妄为的法西斯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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