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志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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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志红  

内容提要:“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王亚南、李达、许涤新等人都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他们对近代中国经济性质的判定及经济改造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们的论述路径及关注重点不同。王亚南运用《资本论》体系,从商品入手,进入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各形态、经济恐慌及发展总倾向,对近代中国经济进行了系统解剖,发现近代中国经济是带有半殖民地特点的传统封建经济的延续,它的顽固性使其与帝国主义结合共存,它只能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王亚南等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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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始,中国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揭示中国经济形态的实质及运行规律,成为时代需要。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性质争论的同时,李达、王亚南、许涤新、钱俊瑞等人著书立说,从内部经济结构的角度,深入论证近代中国经济的性质及运行问题,形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系列成果,其中,王亚南的研究最为独树一帜。以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主线,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的中国运用,以期总结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亦有所裨益。


一、研究体系的适用性


理论斗争与实践斗争紧密相连,并成为实践斗争的前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必然触碰到当时的利益势力,引起相关拥护者的反驳,从而使理论研究复杂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性质争论中,“动力派”认为帝国主义摧毁了中国封建势力并促成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新思潮派”则认为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并未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而是与其相勾结,中国经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无论“动力派”还是“新思潮派”,都援引马克思的词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在仔细研读论战双方的文献后,王亚南认为很多观点显得比较肤浅,即便是被认为在论战中占据上风的“新思潮派”,也未能做出全面有深度的分析。王亚南指出,“不论是他们抑或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似乎只在‘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经济’一类名词上反复作注脚式的说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国经济的表象,拿来与名词相比合”①。诚然,很多论调是在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关键名词理解模糊的情形下搬来套用,不免陷入颠来倒去的口号式的武断定性。现实的理论困境需要深入到经济内部,从结构运行角度把握中国经济性质的实质。


认识客观世界,必须要有正确的依据与方法。王亚南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属于“保守的缺乏历史性格的有闲阶级经济学”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具有强烈的进步性与批判性:首先,它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果,因其建立在资本主义前期,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成长的历程,它有助于认知中国封建社会往何处去,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历史进程及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生动的部分,是对资本主义转型期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就不会陷入帝国主义侵略意识的迷阵中;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精神,强调事物发展的质变环节与否定的契机,“它随时会指点我们:一个社会的旧的基本生产诸关系未经过质变,未被否定,任何革新的或者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技术条件的输入,都不易生起根来”③。这点是王亚南最为看重的,因为近代中国经济形态复杂,必须借助于唯物辩证法透过表象去看本质,才能掌握中国生产关系的来龙去脉。基于此三点,王亚南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最有助于中国经济形态研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其体系自然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范式。对此,许涤新持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依据《资本论》体系分析中国经济,因为“用那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论》的体系去叙述我们这个包含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经济,不但在对《资本论》开玩笑,而且是违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原则的”④。中国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不能依照《资本论》的体系,他主张从所有制结构出发,研究各种经济成分的特征、比例、关系、前途等。


《资本论》虽然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它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依据这个体系去研究近代中国经济,能否行得通呢?王亚南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其一,《资本论》研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经济,近代中国经济大体上可以归为前资本主义经济,且商品经济有很大程度的发展,有一定的适用性;其二,以地租或租佃关系为中心的封建经济形态学说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现成的体系可资依照,即便是建立起来了,也很难说明近代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封建剥削关系;其三,依照《资本论》体系并不是机械照搬,“机械的公式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隔膜,并不比流俗经济学者有很大的距离”⑤。而是采取比较对照的方式,把《资本论》的经济范畴、规律作为参照系,来与中国经济的范畴、规律相对照,从差异中确定中国经济事物的性质,“大体依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⑥。在对某种独特经济现象未能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在没有一般公认的经济原理与基本概念情形下,是很难入手的。由“不是什么而确定是什么”的思路,是一种大胆的研究方式创新,当然,这是一种迂回的路径,但它毕竟可循。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是李达系统阐释《资本论》原理的专著,该书遵循《资本论》的论证体系,从商品二重性出发,到劳动二重性,再到社会分工与生产手段私有之间的矛盾,进而到生产领域,包括对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经济恐慌等进行了细致阐述。李达指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⑦意味着他不只是为了介绍《资本论》,更是为了借助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论述,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经济学大纲》反映着李达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论认知,从书名可知,李达把《资本论》体系上升为一般的经济学体系,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他说,“在哲学的观点上说来,《资本论》是资本的论理学,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中的扩张的范本。”⑧可见,李达已把《资本论》体系作为一种范式,只是还没有运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这个任务,是在王亚南手中完成的。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他说,“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变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⑨。他将广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概括为:前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近代中国经济。他把近代中国经济列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意义。站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王亚南更为明确地提出“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⑩的目标,他看到,中国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经济改造,必须创立一种以中国经济改造为目的,“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11)的具有中国背景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不分国别,王亚南并不是要单独创造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而是要依据已有的最适合的理论体系,辅以中国经济的活生生的资料,进行系统全面阐发,形成反对封建主义、改造中国经济的理论武器。经过对各种学说的辨别对照,王亚南选择了最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资本论》的体系,作为解读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论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政治经济学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它一直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没有质疑和批判就没有创见,批判是辩证的否定、本质的揭示,批判的意识、精神与方法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利器。《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资本论》的体系、方法具有独到、敏锐的批判性,具有透过表象直穿实质的洞察力,相比于其他学说,更适合解析近代中国复杂的经济形态。李达和王亚南都站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推崇《资本论》体系,李达把这一体系直接上升为教科书范式,而王亚南则把这一范式应用到近代中国经济阐发。当然,任何体系方法的应用,都不应该是机械照搬。


二、经济运行的结构与机制


根据《资本论》体系,王亚南从商品入手,进入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各形态,最后到经济恐慌,对近代中国经济进行了系统解剖。


进入研究前,王亚南首先澄清了一种误解:商品化程度不是判别社会性质的标志,“为买而卖”的小商品生产,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为卖而买”的社会化商品生产,也不一定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为,“商品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频繁,如何大规模的出现于市场来决定,而是以它在如何条件下出现在市场来决定”(12)。必须考察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交换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否遵循了等价交换原理和剩余价值规律,才能确定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点澄清非常有必要,对于机械主义者而言,商品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就等于资本主义,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北宋或者明清之际,都不够严谨。其实,商品经济、雇佣关系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只是规模范围差异而已。王亚南的澄清表明,一开始他就秉持唯物辩证法,不为事物表象所左右。


王亚南从商品分类切入,把商品分为工业品、农业品、劳动力及土地三大类,工业品就产源可分为独立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品、工场手工业品及工厂工业品四类,农业品就来源可分为小农出售品和专门化经营品两类,其中,独立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品与小农出售品属于“为买而卖”的商品,不纳入考察范围。就工场手工业品、工厂工业品及专门化经营农产品而言,它们在流通环节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商业使生产物成为商品,而不是商品运动形成商业”(13)。买办性商业资本促使工农业分工专业化,流通支配生产,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是商人居间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全商品流通过程,在为不等价的交换关系所支配”(14)。对外贸易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内市场普遍存在商业操纵,在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强制下,依生产价格进行交换的竞争环境从未形成。再看第三大类商品也是基础生产条件的劳动力及土地,关于劳动力:国内劳工价格本已低廉,外资工业又大量使用妇女儿童,各种形态的特权使劳工处于非人待遇;国内工业普遍沿循学徒制、血汗制及包工制等封建惯例的雇佣方式,工资远低于必要劳动价值;农业雇佣劳动者比工业要落后得多,由于“雇佣劳动的人,差不多是一些连必需的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困难中的中小农与典农”(15)。也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价格,要低于畜力及农具费。关于土地:土地“自由”买卖的背后其实存在巨大的社会障碍,土地价格主要取决于社会条件,即交易是在地位势力极不相称的两种人之间进行:土地的购买者主要是地主、高利贷者、商人与官吏,出卖者主要是被债务压迫的小农。可见,“中国的生产方式及交换方式,因为掺杂着落后的,特权的,半殖民地的干涉作用,根本就不易确定生产价格”(16)。中国商品经济根本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


从货币角度看,王亚南认为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最大特色在于货币服务于财政,“专制政治的权力,就通过货币发行在经济上表现出来,财政发生困难用货币来弥补”(17)。财政支出的非生产性及无节制的浪费,以及生产落后、税源缺乏,决定了国家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货币发行弥补。货币的财政性格造成持续通货膨胀,价值尺度紊乱,商品生产者难以进行成本核算,加上不确定的捐税支出,投资产业根本不划算。持续的通胀预期驱使硬通货逐步退出流通,交易支付重新走向实物化,法币大量拥塞于流通领域,又导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猖獗。拥有政治权力的特种商人与高利贷者,利用他们的信息与资金优势,在商品市场上囤积居奇,进行各种投机炒作,结果,“生产者被商人,从而被高利贷者被特种官商收夺的倾向,便愈加明显”(18)。随着生产者日益被剥夺,可供炒作的商品种类及数量减少,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最终锁定土地(主要是大城市周围土地)作为终极炒作对象。


从资本角度看,在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商业资本的运转中,商业资本一直起着主导作用。鸦片战争前,历代王朝推行的所谓“重农抑商”国策并未得到真正执行,在“官山海”的经济集权体制下,与封建政权大小官吏有着极密切关系的豪商,凭借各种特权,不但未受到抑商政策的实质阻碍,反而膨胀起来与高利贷者结合,侵夺农民土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土地资本形成“三位一体”,使产业资本从未发达,在土地兼并与流民造反的历史周期中,商业资本一次次与王朝同归于尽。鸦片战争后,适应于外部冲击,商业资本的活动姿态发生很大改变:(1)官商正式合流。鸦片战争前,官与商相勾结,但官与商的身份界限仍然清楚,豪商虽可捐官,但基本属于虚职;鸦片战争后,官与商之间的界限消融,官员、商人、地主、银行家成为“四位一体”。(2)活动具有买办性质。鸦片战争后,商业资本活动不再独立,而是被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官商们不仅为国际资本推销商品、采购原料,而且借着政治的力量,侵入和控制生产过程。(3)活动范围扩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官商们除了继续操纵流通环节,还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产业;官商们政治上的角逐,本质上是对垄断产业的分配斗争。商业资本的这种变化,标志着商业资本蜕变为官僚资本。自抗战以来,经济统制成为必要,许多民营事业在国有国营的名义下,被迫化私为公。抗战以后,垄断性国营事业相继被官僚控制及化公为私,“直到现在,一般国民资本,还在继续转化为特殊的国民——官僚的资本”(19)。在商业资本主导的时代,“商业利润不是由产业利润分出,产业利润却竟是由商业利润分出”(20)。当商业资本转化为官僚资本,商业利润也就转换为垄断利润,实际上相当于向全社会个人与非垄断产业的强制性派捐。


最后从经济恐慌角度看,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一样,王亚南认为,中国封建制经济也存有不可克服的内在恐慌机制。集权封建制把地主经济形态作为物质基础,当一个王朝初兴时,都会实行休养生息、奖励农耕,随着农业生产物增加,国家租税也随之增加,商业活动范围拓展。紧接着,封建君主就会讲求文治武功,观兵耀武,由俭入奢,造成农民租税负担加重,豪商乘机结合高利贷者兼并农民土地。结局是流民遍地,枭雄乘机而起,“杀人盈野”的战乱引起劳动力缺乏,在饿殍满地的惨状中,新的王朝又诞生。这种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恐慌,表现为有规律的周期性病态。进入半殖民地后,经济恐慌具有了二重性特征:一方面,以战乱、饥饿、流民等形态表现的传统经济恐慌仍然延续;另一方面,受世界市场影响,一些专业化生产部门会出现局部生产过剩,而且这些过剩产品在国内分割市场状态下找不到销路。王亚南说:“我们的恐慌,确实可由农村的、生产不足的、经常的持续的诸实质,来涵盖它的全内容,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则在其他一极的都市的、生产过剩的、周期间发的现象,就很可看为是在我们那种‘本格’恐慌的基础上发生着作用的。”(21)


与王亚南不同,许涤新从所有制结构出发,梳理出自抗战以来的六种经济成分:(1)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经济。(2)各种私人资本,包括:①买办资本;②官僚资本;③民族资本;④华侨资本。(3)封建的生产关系,主要指地主经济。(4)小有产者经济。(5)合作经济。(6)公营经济,许涤新指出,在当时中国存在两种公营经济,“一种是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一种是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国家经济。这两种公营经济在性质上,是完全不相同的”(22)。他又归纳出中国经济结构的三大特征,即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小生产占优势及经济关系间具有矛盾性,矛盾表现为: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矛盾、官僚资本与人民及民族资本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资本家与劳工的矛盾。许涤新以此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适应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各阶级利益分析。


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3)认识事物就是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王亚南运用《资本论》体系解剖近代中国经济后发现,无论从商品角度,还是从货币、资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都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通过解析,王亚南看到近代经济与传统封建制经济的内核一样,政治特权都处于一种绝对支配经济的地位,不管商业资本如何在鸦片战争后蜕变为官僚资本,不论民族资本如何顽强地滋生发展,政治特权都是瓜分社会剩余的真正凭据,产业资本从未抬头,生产价格、平均利润规律从未展开。王亚南看到,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近代中国经济在带有强烈半殖民地特点的同时,又坚强地延续着传统封建制经济的内核。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4)毛泽东抓住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政治高度指出中国主权已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与侵蚀,半殖民地是促成半封建的深刻原因,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王亚南沿着毛泽东指明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方向,着眼于封建制经济的惯性,细致梳理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完成了阐述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历史关联与现实承继的研究任务。


三、总体经济倾向


“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由形成发展以至灭亡的过程,始终贯彻着辩证的运动规律。”(25)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王亚南进一步总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殊经济形态的总体发展趋向。


从经济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运行的最大特征,在于土地成为破坏其他一切生产条件的根本症结。“一切原始性剥削,是把封建土地制作为其骨干和核心。”(26)在封建制土地生产关系下,土地所有权表现为一种社会特权,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是高利贷者、商人、官员的“合体”,然而,一切摊派、徭役、苛捐杂税都被转嫁至无地或者少地的贫雇农。农村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古典经济学中的“机械驱逐劳动”法则,变为“劳动驱逐畜力工具”法则。生活条件压迫生产条件,地力日渐枯竭,成为农业生产的自然趋势。商业资本以土地炒作为基础,侵蚀并控制产业资本,产业资本无法独立发展。土地成为社会资本流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归宿点。地权不仅是经济榨取手段,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压迫手段。“一个佃农,并不止于受直接地主的高地租率剥削,在所在社会的一切地方势力者,都会光顾到他。”(27)中外大小权势者通过商业、高利贷等中间剥削环节,寄生于封建土地剥削关系上。当商业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官商合流,政治特权由幕后走到前台,直接控制干预经济,官僚资本控制的垄断事业如同土地一样,也成为破坏其他产业发展的症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下,政治特权始终是利润分割的主导依据,社会再生产条件脆弱。


从经济政治关联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催生法西斯独裁统治。尽管有着雇佣劳动、商业资本、土地买卖、国营经济等现代外观,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其实是传统封建制经济的延续与强化,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体制是它滋生与演变的温床。“凡属经济所在的地方,就是政治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官僚魔手所触及的地方。”(28)在普通民众未取得发言权的情况下,“国营”只是大小官僚们圈占领地截取垄断利润的幌子。王亚南直接戳穿了它的特有剥夺方式,“这是亚细亚横暴专制君主的野蛮洗劫,加上挽近反动法西斯主义者们的毫无怜惜毫不知羞耻的欺瞒抢夺,双管齐下的结果。蒋介石及其关联的四大家族,就正是运用这两重手段积累起来他们那样惊人数量的买办官僚资本”(29)。依托于封建土地关系,加上对基础事业的独占,官僚们就掌握了民众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政治、军事、金融等因战争需要也走向全面统制;抗战胜利后,各方面统制继续加强,造就了一套完备的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法西斯独裁条件。当官僚资本可以轻易侵入及控制经济的每一个环节时,传统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治也相应转化为若干特权家族联合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王亚南认识到,“官僚资本家个别的兴衰起伏,根本无关于整个官僚资本的存在与发展”(30)。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存在的依据是封建生产关系,是中央集权封建政治体制主导经济运行。社会经济改造的方向,只能是争得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彻底破除封建政治秩序,建立民主契约政治体制,才能消除政权的买办属性;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平等交易地位,对内建立市场法制体系,生产者才有积累,产业振兴才有希望。


李达虽然没有按照《资本论》体系考察中国经济,但在《经济学大纲》绪论及《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早期文献中,对近代中国经济做了评述,认为近代经济可以划分为三个过程,即“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31)。三个过程相互交叉,其中,第一个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第二个过程附属于第一个过程,第三个过程被前两个过程所统治。李达是在对大量近代经济史的数据资料加以分析,仔细考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经济的动态发展轨迹后得出的结论,尽管比较粗糙,但具有拓荒的意义。李达认为,近代中国经济“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地烙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32)。关于中国经济趋向,他认识到,处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封建生产关系剥夺双重压迫之下,幼稚产业无法独立顺利成长,即使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消长带来稍许发展机会,也仅限于帝国主义侵略不能企及的有限时间和空间而已。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出路,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问题,而是近代中华民族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最重大命题。李达提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33)。他看到了一方面固然要打破帝国主义侵略,扫除封建制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民众政权,以此为前提条件解决土地问题,发展民众的国家资本主义。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考察近代中国经济,论述路径虽然与王亚南不同,论述内容也比较宽泛,但他也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向,与王亚南颇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认为中国经济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不改变政治现状,产业没有出路;强调破除封建制度,强调建立民主政权,中国经济才可重生。


20世纪30年代,钱俊瑞对全国农村调查后看到,地主和租佃农民的关系是农村社会的最基本关系,大部分土地流向地主、富农、商人与官吏手中,高额地租、高利贷、商业盘剥、苛捐杂税共同作用,农民负担沉重,小农生产处于破产边缘。中国经济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绑架,农业恐慌中的生产过剩其实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的本质还是生产力的不足”(34)。农民的绝对贫困是造成民族工业恐慌的主要根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严重不足,工业品销售市场萎缩,从而农业原材料需求锐减,反过来加剧农村经济恐慌。地方封建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以“统制经济”为名大搞扩军备战,经济割据阻碍商品流通。中国经济的性质由农村经济性质而定,钱俊瑞认为农村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状态,广大农民没有再生产积累能力,农村经济趋于停滞。农村经济改造的根本出路在于,用革命方式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废除封建、半封建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使土地回到农民手中。钱俊瑞主张中国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崩溃了,然而在中国还算是进步的东西。中国在帝国主义支配下要想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不可能的;反之,假如中国能够以全民族的力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进行的)完成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那么自身的资本主义就可能发展;而且为了保证上述斗争的彻底胜利,同时为了保证中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用国家资本主义”(35)。受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影响,钱俊瑞认识到落后国家要实现赶超,不但需要国家力量抵御外来侵扰,而且需要国家力量主导国民经济建设,当然,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资本主义”(36)。钱俊瑞把研究植根于农村,对经济恐慌性质的分析与王亚南基本一致;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表明他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寄予厚望。


“一个社会的半殖民地性格,是由它的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引出的,是通过它的各种封建剥削造成的。”(37)近代中国经济是传统封建地主经济形态的延续与传承,它的落后性导致帝国主义入侵,经济主权沦丧;它的顽固性使其与帝国主义结合共存,继续苟延生命;它的残酷性造成生产者积累能力被剥夺,产业没有发展空间。近代经济运行始终贯穿着传统封建制经济的内在机制,帝国主义侵入改变了一些外观,但最终它只能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李达、钱俊瑞都看到了近代经济的停滞趋向,都提出了扫除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消弭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张,但与王亚南相比,他们的分析没有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象层次。在王亚南看来,封建主义是一种依据政治特权分割社会剩余的制度,封建剥削的根源不在土地而在政治特权;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平等交易体系,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驱逐外来资本,而是构造平等交易条件。近代中国经济改造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外争得主权独立、对内祛除封建官僚政治,这是王亚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研究结束后转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缘由。


王亚南选择《资本论》体系作为解析近代中国经济的范式,他确立的“由不是什么而确定是什么”的思路,是一种大胆创新。由商品分析可知,近代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掺杂着特权的、半殖民地的因素,生产价格机制从未形成,根本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货币的财政性格造成持续通货膨胀,价值尺度紊乱;历史上,商业资本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产业资本从未发达,产业利润由商业利润分出;洋务运动后商业资本蜕变为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所获垄断利润,实际是向全社会个人与非垄断产业进行强制派捐;近代经济恐慌是带有半殖民地特点的传统封建制经济恐慌的延续。利润分割凭据是判别社会性质的标尺,封建主义是依据政治特权分割社会剩余的超经济剥夺机制。近代经济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传统封建制经济的延续与强化,同时带有强烈的半殖民地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土地成为破坏其他一切生产条件的根本症结,同时在政治上催生法西斯独裁统治,它只能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与李达、许涤新等人的分析相比较,王亚南更深入到经济运行机理,对封建主义的认知更为深刻。王亚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研究的成就,表明了他运用《资本论》体系分析近代中国经济的探索是十分成功的。


①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②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③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第39页。


⑤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⑥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⑦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⑧李达:《李达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⑨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⑩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11)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1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13)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14)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15)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1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17)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18)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19)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20)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21)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22)许涤新:《中国经济的道路》(修订版),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1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3页。


(24)《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25)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2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


(27)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28)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89页。


(29)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30)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


(31)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32)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33)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34)钱俊瑞:《钱俊瑞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35)钱俊瑞:《钱俊瑞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36)钱俊瑞:《钱俊瑞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37)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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