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志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14: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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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志红  

   内容提要:“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王亚南、李达、许涤新等人都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他们对近代中国经济性质的判定及经济改造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们的论述路径及关注重点不同。王亚南运用《资本论》体系,从商品入手,进入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各形态、经济恐慌及发展总倾向,对近代中国经济进行了系统解剖,发现近代中国经济是带有半殖民地特点的传统封建经济的延续,它的顽固性使其与帝国主义结合共存,它只能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王亚南等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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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40年始,中国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揭示中国经济形态的实质及运行规律,成为时代需要。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性质争论的同时,李达、王亚南、许涤新、钱俊瑞等人著书立说,从内部经济结构的角度,深入论证近代中国经济的性质及运行问题,形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系列成果,其中,王亚南的研究最为独树一帜。以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主线,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的中国运用,以期总结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亦有所裨益。

  

   一、研究体系的适用性

  

   理论斗争与实践斗争紧密相连,并成为实践斗争的前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必然触碰到当时的利益势力,引起相关拥护者的反驳,从而使理论研究复杂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性质争论中,“动力派”认为帝国主义摧毁了中国封建势力并促成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经济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新思潮派”则认为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并未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而是与其相勾结,中国经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无论“动力派”还是“新思潮派”,都援引马克思的词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在仔细研读论战双方的文献后,王亚南认为很多观点显得比较肤浅,即便是被认为在论战中占据上风的“新思潮派”,也未能做出全面有深度的分析。王亚南指出,“不论是他们抑或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似乎只在‘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经济’一类名词上反复作注脚式的说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国经济的表象,拿来与名词相比合”①。诚然,很多论调是在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关键名词理解模糊的情形下搬来套用,不免陷入颠来倒去的口号式的武断定性。现实的理论困境需要深入到经济内部,从结构运行角度把握中国经济性质的实质。

  

   认识客观世界,必须要有正确的依据与方法。王亚南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属于“保守的缺乏历史性格的有闲阶级经济学”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具有强烈的进步性与批判性:首先,它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果,因其建立在资本主义前期,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成长的历程,它有助于认知中国封建社会往何处去,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历史进程及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生动的部分,是对资本主义转型期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就不会陷入帝国主义侵略意识的迷阵中;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精神,强调事物发展的质变环节与否定的契机,“它随时会指点我们:一个社会的旧的基本生产诸关系未经过质变,未被否定,任何革新的或者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技术条件的输入,都不易生起根来”③。这点是王亚南最为看重的,因为近代中国经济形态复杂,必须借助于唯物辩证法透过表象去看本质,才能掌握中国生产关系的来龙去脉。基于此三点,王亚南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最有助于中国经济形态研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其体系自然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范式。对此,许涤新持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依据《资本论》体系分析中国经济,因为“用那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论》的体系去叙述我们这个包含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经济,不但在对《资本论》开玩笑,而且是违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原则的”④。中国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不能依照《资本论》的体系,他主张从所有制结构出发,研究各种经济成分的特征、比例、关系、前途等。

  

   《资本论》虽然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它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依据这个体系去研究近代中国经济,能否行得通呢?王亚南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其一,《资本论》研究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经济,近代中国经济大体上可以归为前资本主义经济,且商品经济有很大程度的发展,有一定的适用性;其二,以地租或租佃关系为中心的封建经济形态学说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现成的体系可资依照,即便是建立起来了,也很难说明近代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封建剥削关系;其三,依照《资本论》体系并不是机械照搬,“机械的公式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隔膜,并不比流俗经济学者有很大的距离”⑤。而是采取比较对照的方式,把《资本论》的经济范畴、规律作为参照系,来与中国经济的范畴、规律相对照,从差异中确定中国经济事物的性质,“大体依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⑥。在对某种独特经济现象未能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在没有一般公认的经济原理与基本概念情形下,是很难入手的。由“不是什么而确定是什么”的思路,是一种大胆的研究方式创新,当然,这是一种迂回的路径,但它毕竟可循。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是李达系统阐释《资本论》原理的专著,该书遵循《资本论》的论证体系,从商品二重性出发,到劳动二重性,再到社会分工与生产手段私有之间的矛盾,进而到生产领域,包括对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经济恐慌等进行了细致阐述。李达指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⑦意味着他不只是为了介绍《资本论》,更是为了借助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论述,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经济学大纲》反映着李达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论认知,从书名可知,李达把《资本论》体系上升为一般的经济学体系,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他说,“在哲学的观点上说来,《资本论》是资本的论理学,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中的扩张的范本。”⑧可见,李达已把《资本论》体系作为一种范式,只是还没有运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这个任务,是在王亚南手中完成的。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他说,“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变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⑨。他将广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概括为:前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近代中国经济。他把近代中国经济列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意义。站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王亚南更为明确地提出“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⑩的目标,他看到,中国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经济改造,必须创立一种以中国经济改造为目的,“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11)的具有中国背景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不分国别,王亚南并不是要单独创造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而是要依据已有的最适合的理论体系,辅以中国经济的活生生的资料,进行系统全面阐发,形成反对封建主义、改造中国经济的理论武器。经过对各种学说的辨别对照,王亚南选择了最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资本论》的体系,作为解读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论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政治经济学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它一直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没有质疑和批判就没有创见,批判是辩证的否定、本质的揭示,批判的意识、精神与方法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利器。《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资本论》的体系、方法具有独到、敏锐的批判性,具有透过表象直穿实质的洞察力,相比于其他学说,更适合解析近代中国复杂的经济形态。李达和王亚南都站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推崇《资本论》体系,李达把这一体系直接上升为教科书范式,而王亚南则把这一范式应用到近代中国经济阐发。当然,任何体系方法的应用,都不应该是机械照搬。

  

   二、经济运行的结构与机制

  

   根据《资本论》体系,王亚南从商品入手,进入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各形态,最后到经济恐慌,对近代中国经济进行了系统解剖。

  

   进入研究前,王亚南首先澄清了一种误解:商品化程度不是判别社会性质的标志,“为买而卖”的小商品生产,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为卖而买”的社会化商品生产,也不一定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为,“商品要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并不是以它的如何频繁,如何大规模的出现于市场来决定,而是以它在如何条件下出现在市场来决定”(12)。必须考察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交换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否遵循了等价交换原理和剩余价值规律,才能确定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点澄清非常有必要,对于机械主义者而言,商品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就等于资本主义,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北宋或者明清之际,都不够严谨。其实,商品经济、雇佣关系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只是规模范围差异而已。王亚南的澄清表明,一开始他就秉持唯物辩证法,不为事物表象所左右。

  

王亚南从商品分类切入,把商品分为工业品、农业品、劳动力及土地三大类,工业品就产源可分为独立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品、工场手工业品及工厂工业品四类,农业品就来源可分为小农出售品和专门化经营品两类,其中,独立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品与小农出售品属于“为买而卖”的商品,不纳入考察范围。就工场手工业品、工厂工业品及专门化经营农产品而言,它们在流通环节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商业使生产物成为商品,而不是商品运动形成商业”(13)。买办性商业资本促使工农业分工专业化,流通支配生产,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是商人居间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全商品流通过程,在为不等价的交换关系所支配”(14)。对外贸易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内市场普遍存在商业操纵,在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强制下,依生产价格进行交换的竞争环境从未形成。再看第三大类商品也是基础生产条件的劳动力及土地,关于劳动力:国内劳工价格本已低廉,外资工业又大量使用妇女儿童,各种形态的特权使劳工处于非人待遇;国内工业普遍沿循学徒制、血汗制及包工制等封建惯例的雇佣方式,工资远低于必要劳动价值;农业雇佣劳动者比工业要落后得多,由于“雇佣劳动的人,差不多是一些连必需的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困难中的中小农与典农”(15)。也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价格,要低于畜力及农具费。关于土地:土地“自由”买卖的背后其实存在巨大的社会障碍,土地价格主要取决于社会条件,即交易是在地位势力极不相称的两种人之间进行:土地的购买者主要是地主、高利贷者、商人与官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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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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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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