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18-05-26 0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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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今天中国农业的主体仍然是小农家庭农场,但中国农业已是相当高度现代化的农业,其高附加值的“新农业”尤其如此,即便是“旧农业”的粮食生产也如此。这便和经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期都截然不同,更符合预见到小农经济处于现代化大市场中的困境的实质主义理论。决策者则一直跟从经典理论,主要关注被认作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横向一体化”大农场。实际上,大农场一直竞争不过低成本的小家庭农场,多演变为仅从事“纵向一体化”的加工、运输和销售的商业资本,与无数小商小贩共同组成如今的流通体系。旧农业则多依赖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供销社”机构。两者都是低效和高成本的体系。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纵向一体化,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极其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基于小农社区的合作社。若能借助信息技术和新运输、储藏、销售设施来组成新型的物流体系,它们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并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也能振兴农村社区并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国内市场。

  

   【关键词】 横向与纵向一体化 商业资本 新农业与旧农业 基于社区的合作社 新物流体系

  

  

中国今天的农业,其主体仍然主要是劳均才约十亩地的小家庭农场,同时,它已经展示了相当高度的“现代化”,尤其体现于其近三十多年来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高附加值小农户“新农业”(如[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等)生产,也可见于其“旧农业”的小农户谷物生产中日益扩增的现代投入。这就和“左”“右”两大“经典理论”的预期截然不同。经典理论认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必定是或应该是资本主义型的雇工规模化农场,小农经济则必定会被淘汰。再则是,如今中国农业从业人员和工业从业人员都大多来自紧密结合务农与务工的“半工半耕”农户家庭,①而经典理论则预期,伴随“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人与农民将截然分开,小农家庭经济单位将会消失而被个体化的雇工、雇农所取代。此外,今天中国农业中的“资本”实质上大多是流通领域中的商业资本而不是生产领域中的产业资本,而经典理论的预期则认为它应该主要是雇工的产业资本。鉴于这三大悖论实际,我们显然需要对经典理论进行深层反思,创建更为符合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实际的理论概括。②

  

一、不适用的与适用的现有理论

  

   “经典理论”首先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它以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前提“公理”,据此(像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演绎出一系列定理,并且自我认定为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目前,这样的新古典“教科书”经济学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在农业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理论。他争论说,小农也是“理性经济人”,“传统的”农业经济也是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因此,传统农业经济也必定会(由于经济人在市场中所做出的理性决择而)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据此,他争论传统农业不可能有(零报酬的)过剩劳动力。这样,把中国人多地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基本国情完全排除于其考虑范围之外。同时,他把所有传统农业的市场经济都设定为完全的市场,无视中国明清以来到近现代的单向畸形市场(主要由农村向城镇输出食物与奢侈品,极少反向输入的物品),亦即不具有双向良性互动城乡关系的市场。(Schultz, 1964)在舒尔茨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延伸出当前影响极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如科斯(Ronald Coase)和诺斯(Douglass North)的研究(Coase, 1988[1990], 1991; North, 1981, 1993)。它特别突出稳定的私有产权(法律制度),认为那是市场经济体发展的终极激励机制和动力。它完全排斥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下的发展经验;即便是对其后三十多年改革的经验,也是批评(其不完全的私有制)多于赞同(其市场转向)。上述理论要么把理论建构等同于实际,要么坚持实际必定要遵循理论建构。它也是一个由政权推动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③

   再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以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价值都是劳动所创造的——为其理论前提,同样借助演绎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的定理:传统小农经济是一个以租佃生产关系为主的,通过地租关系来剥削佃农劳动“剩余价值”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当其生产关系成为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的桎梏,它就必定会被以雇佣关系为主的,通过工资形式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被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方式所破除。经典马克思主义虽然特别强调客观行动和“下层建筑”,而不是主观思想或法律(“上层建筑”),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比较主观主义的倾向不同,但是,它的经济理论同样高度形式化和数学化,从其劳动价值论的“公理”出发,是逻辑上高度整合的一套理论。当然,它也曾经是被政权采用的单一意识形态。

   两大理论都预期小农家庭经济单位会伴随由封建主义/传统农业生产转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而消失,被企业型的农场所取代,而大多数的小农会变成个体化了的工、农业产业雇工。但事实是,在今天高度工业化的中国,半工半耕(黄宗智,未刊稿a:第5章)的小农户家庭仍然占到农业经济人员的绝大多数,也占到产业工人的大多数,其经济抉择仍然迥异于个体化的工人,也迥异于资本主义企业。仅凭此点悖论,我们便应该认识到,两大经典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不可能使我们准确认识中国。

   在两大经典理论之外,另一重要理论传统是“实质主义”理论,特别是恰亚诺夫(A. V. Chayanov)的“小农经济理论”(Chayanov, 1986[1925])。首先,它比较重视特殊的经验证据和历史演变,没有强烈趋向普世概括的冲动,也没有偏重被认作普世的演绎逻辑的冲动,更多倾向从经验出发的认知进路,并倾向限定其理论概括的适用经验范围。它根据俄国的经验而指出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行为和逻辑上的一系列不同,包括其在人多地少压力下的不同(下面还要讨论)。它更洞察到小农经济处于现代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困境,提出了迥异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小农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设想。④

   本文和笔者的新著(黄宗智,未刊稿a、未刊稿b)特别突出三位倾向实质主义的理论家对理解中国农业经验的贡献。除了上述小农经济理论家恰亚诺夫之外,一是人口压力经济理论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二是英国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E. Anthony Wrigley)。(参见Boserup, 1965; Wrigley, 1985, 1988)他们与上述“主流”理论家的不同首先在于其认识方式,从历史经验出发来建立概括,而不是从某种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公理”(“理性经济人”或“劳动价值论”)出发,而后主要凭借演绎逻辑来推论出一系列逻辑上整合的“定理”,凭此来论析世界上所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亦见黄宗智、高原,2015)

   恰亚诺夫的小农经济理论出发点是一个简单但深具洞察力的基本实际,即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因此,其经济行为同时受两者的影响。它也是一个主要依赖自家给定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的单位。这就意味着其行为和经济逻辑都与资本主义的企业单位十分不同:后者不会考虑到本单位的消费需求,并且是一个主要依赖雇工的单位。这个基本差别使两者对劳动和资本都具有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在人口压力下,前者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会继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直到其边际报酬接近于零;后者则不会如此,一旦其边际收益降到低于市场工资,便会停止雇用/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因为那样是会亏本的。这是一个特别有助于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农业经济演变的洞见。

   博塞拉普则同样从人口增长对土地压力递增的基本历史实际出发,论证随之而来的技术变迁的经济逻辑。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单把劳动力设定为与资本和土地同样的稀缺资源(并在市场机制下会达到最佳配置)不同,她指出,人口压力乃是历来推动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力。从25年一茬的刀耕火种“森林休耕”,到6至10年一茬的“灌木休耕”,再到在同一块地上的短期休耕,到一年一茬,再到一年数茬,都是每工时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只会在人口压力下才会发生。其间的农业技术演变正是由那样的压力推动的。与舒尔茨所设定的固定不变的“传统农业”不同,博塞拉普的理论更适用于理解中国厚重的农业传统及其众多的技术演变和创新,也特别有助于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虽然这里还需要指出,她的理论如果补加上中国农史领域惯用的“地力”概念,并借助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和词汇,而不是她自己所采用的“集约化”,就能够更清楚地表达她对人口压力下每工时报酬递减的洞见。)

   然后是经济史理论家瑞格里,他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前工业化小农经济所依赖的能源主要是“有机”的人力和畜力(瑞格里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农史学界中惯用的[也是有机的]“地力”概念,其实对其理论很有帮助),与现代工业所依赖的可以几乎无限扩大的无机“矿物能源”(煤炭和蒸汽)很不一样。瑞格里的理论实际上对盲目将基于工业经验的理论使用于农业的做法,提出了致命的批评。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区别农业与工业,协助我们理解如今仍然深深受到人力和地力约束的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并认识到其与没有受到同等制约的产业化生产的不同。

   虽然如此,即便是相对上述三大实质主义理论来说,今天的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悖论性或“特色”,特别是其源自革命与改革传统而来的独特的土地承包制度。它首先来自平均地权的土地革命,而后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化(虽然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国家所有)的制度,再其后是在改革期间确立的各村平均分配的农民承包地权。正是这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制度,确立了小农家庭农场仍然占据中国农业主体的实际,并将相当长期如此,即便是在国家近年来一再推动“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的政策下仍然如此。这是以上三位理论家没有可能想象到的中国现实。

   与印度相比,从小农经济人多地少的程度和规模角度来说,中印两国是比较相似的,而且同样在近几十年经历了性质相似的“新农业”革命。但印度的农地是私有的,没有中国型的土地承包制度,由此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和大农场的兴起。如今印度农业已经形成无地农业雇工占到其务农人员中45%的形态,远远高于中国。我们可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其农业的实际情况更加不同于各家理论的概括。

   另外,我们还要加上中国独特的城乡分层户籍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大规模没有城镇化的乡村工业化,和伴之而来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打工,以及其后离土亦离乡的打工。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形成了悖论的半工半耕特殊社会经济形态。它是之前的理论所完全没有预期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需要认识到这些悖论实际,并建立与之前不同的概括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的特殊性。

  

二、新时代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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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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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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