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五四意识形态的百年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0 次 更新时间:2022-10-05 23:09:48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意识形态    

黄光国 (进入专栏)  

  

   本文主张:破解“双重边缘化”困境,建立华人本土社会科学的上策是:对于中国文化系统,最少要能把握儒家“道统”的“演化系谱”;对于西方文化传统,则必须要能够理解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

  

   一、 费孝通的世纪反思

  

   费孝通(1910-2005)是江苏吴江人,也是最早扬名于国际的第一代华人社会学家。他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念,用以描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费孝通,1948)。他认为: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社会的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纹发生联系。这个像蜘蛛网的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这个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随时随地都是以‘自己’作为中心,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是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费氏有关“差序格局”的概念虽然指出了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而经常为华人社会学家所引用,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并不是“含摄文化的理论”。它反映出十九世纪末期,西方人类学者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基本心态。

   费孝通早年到英国留学时,受教于著名的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马氏是功能学派的大师,要求学生进入田野从事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工作时,必须采取实证主义“主/客对立”的态度,考虑社会及文化建构具有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的那些功能,不必探讨文化理念的实质意义。

   这种观点跟另一位人类学家Redcliffe-Brown所主张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正好相反。后者强调:必须考量社会建制跟整体社会运作之间的关系。马林诺斯基的研究策略或许可以用来研究原始社会,但要用它来研究底蕴深厚的华人文化,就显得有所不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费氏曾经被打入牛棚,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采取“改革开放”政策,费氏受到重用,一度出任政协副主席,在大陆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时代,他宣称自己所做的学术工作是“志在富民”,晚年则一再强调中国社会学者必须要有“文化自觉”。

   他逝世之后,周飞舟(2017:147)写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指出他晚年思想的转向。1984年,费孝通写过一篇〈武夷曲〉,称自己对理学和朱子“自幼即没有好感”。在1989年的另一篇散文〈秦淮风味小吃〉中,费孝通还语带讽刺地说:

   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费孝通,1989:p271-274)

   1989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十年。在那个时代,费孝通还保有本书第一章所说的“五四意识形态”,认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是“曾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也因此为传统书院改成“百货商场”喝采叫好。可是,到了2003年,他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宋明理学反倒成为费孝通心中社会学扩展界限的关键:

   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的手段”。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方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费孝通,2003:p461-463)

   费孝通早年受到“五四意识形态”的影响,迷信“实证主义”式的“科学主义”;改革开放后“复出”,仍然认为:儒家文化传统是“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到了晚年,才清楚看出: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而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要有“文化自觉”。他同时瞭解到:要找出中国社会运行的“机制”和“结构”,必须要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方法论”。

   费孝通晚年的反省,已经指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方向。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确实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它也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钥匙”。理学所讲的“关系论”,就是在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谈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社会学所讲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

  

   二、 朱子的未竟之志与西方的崛起

  

   1、《四书》的正统地位

   我们可以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朱子发展理学并且以之作为基础编注《四书》的重要意义。儒家经典,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六经”,是先秦儒家教学的材料,俗称“六艺”。

   西汉后期,其中《乐经》已经佚失,其他五种著作俗称“五经”,立有“五经博士”,并收纳弟子员。到了东汉,《后汉书》和《三国志》已经有“七经”的记载,但却没有说明其内容。唐代以《礼记》、《仪礼》、《周礼》取代《礼经》,并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列为《春秋》三传,改“五经”为“九经”,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到了宋代,宋太祖偃兵息武,重用读书人,奠下儒学复兴的契机。朱熹(1130-1200)是儒学第二期发展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在道教传奇人物陈抟(872-989)《龙图易》的影响之下,他综合北宋四子对于大易哲学的“易理派”诠释,以及邵雍(1012-1077)的“象数派”思想,而发展出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以之作为基础,编订《四书章句集注》。

   当时的儒家经典以既有的九经,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三经,其内容已经十分庞杂。《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朱熹将之取出,又将《孟子》从“子”部取出,使其列于“经”部,跟《论语》一起合称“四书”,并加以注释。

   宋亡于元之后,元仁宗(1825-1320)接受其儒师王约的“兴科举”的建议,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所有参加科举考试者的指定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作为汉人科举考试增释科目的指定用书,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2、“良知理性”的分裂

   任何人做一件事,必然有他的意图,也可能有他自己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朱熹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调整,主要是因应外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先秦儒学以《诗》、《书》及六艺教授弟子;汉代古今文经学侧重“三纲五常”;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动荡,社会不安,佛、老盛行。魏晋清谈源自易、老、庄三玄;隋唐佛学则是以译经及自造的经典作为基础。在这样的时代冲击之下,朱熹主张通过“道问学”的途径,来达成“尊德性”的目标;希望通过“穷事物之理”,来寻求“理”的客观准则,以建立“理学”,所以决定以“四书”取代“五经”,将先秦儒家思想打造成首尾一贯的“文化系统”,其重点则在于培养儒家的“士”。

   然而,朱熹对于儒家经史的注释,却很难让人以“文化系统”的整全方式,来理解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结果北宋以来,程朱一系的儒家学者试图说清楚儒家的文化传统,发展出以“道问学”作为中心的“理学”。陆王一系的儒者却认为他们的论述过于支离琐碎,而主张“知行合一”,发展出以“尊德性”为主的“心学”,中国人对“良知理性”的理解,也从此分裂为二。

   3、西方的崛起

   在同一时期,西方文明也迈入快速发展的时代。古罗马帝国是实施奴隶制的多神教国家,基督教原本是让奴隶获得“精神救赎”的宗教。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迁都君士坦丁堡。西元392年,迪奥多西一世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到了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由于北方蛮族的不断入侵,以及人民起义,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并分裂成许多封建王国。

   西元第七世纪,阿拉伯人势力崛起,占领耶路撒冷。西元1453年,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东罗马帝国覆灭将近一千年之间,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处于“黑暗时期”(dark age),和同一时期的非洲并没有太大差异。到了十一世纪,十字军前后东征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后来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现代科学开始萌芽。到了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欧洲科学更是快速发展,伴随着产业的发展,欧洲国家开始对外殖民;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纷纷采取帝国主义的策略,往外扩张,寻找市场,掠夺资源,并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

  

   三、 反传统的意识形态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清廷竟然败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在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强,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宰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立即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也迅速转变为一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其实已经处在一种文化危机的状态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之下,为了扫除政治和社会上的弊端,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知识菁英企图用“西方文化”来反对“传统文化”。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青年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新偶像顶礼膜拜,新文化运动越演越烈,“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变成喧腾一时的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光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意识形态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992.html
文章来源:《中国评论》2022年5月号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