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知中疑美:拯救台湾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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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 (进入专栏)  

 

元宵节过后,立即传来两件噩耗:首先是九十七岁的星云大师辞世,接着是六十七岁的朱云汉院士病故。前者令人感到不舍,后者使我觉得震惊:一九六七年,我返回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曾经到法学院兼课,朱云汉曾经修过我教的社会心理学。当年上课时,他喜欢针对重要问题,追问不舍的情况犹历历在目,怎么会这么快就走了?

一、胡佛的志业

朱云汉是胡佛教授的高足。胡佛(1929-2018)是江苏扬州人,父亲戴天球曾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获选为第一届制宪国大代表。胡佛从母姓,故姓胡。

胡佛青年时其跟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一样,深受“五四意识形态”的影响,笃信“民主”与“科学”是可以“救中国”的两尊“洋菩萨”。1949年五月,胡佛随父亲从上海乘船抵台,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国爱莫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主修“美国政府”与“美国宪法”。获得硕士学位后,返回台大政治系任教,即以“推动民主宪政”作为终身志业。

那时候,正是台湾党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75年,在《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的支持下,《中国论坛》成为当时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舆论阵地。胡教授参与笔阵,他跟杨选堂及韦政通三人,可以说是让这个阵地发挥巨大能量的三位灵魂人物。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写出数百篇政论,鼓吹民主宪政,并且和杨国枢、张忠栋、李鸿禧等人致力于党内外沟通,成为社会公认的“四君子”,国民党内人士则戏称之为“四大寇”。

1979年十二月,美丽岛事件爆发,胡佛等人不顾自身安危,多方奔走,营救因该事件而被收押之嫌犯,最后终于获得蒋经国约见,而使美丽岛事件能大事化小。

1986年九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胡教授和陶百川等中介人士的折冲与协调下,历经艰辛,终于化解了朝野冲突、零和对峙的危机。

民进党成立后,朝野对立情况日趋严重。1989年四月,杨国枢与胡佛等人倡议效法英国“费边社”,号召学界及社会菁英,共同组成“澄社”,胡教授身为关键发起人,并亲自撰写成立宣言,原本期望社员处在朝野之间,可以发挥“论政而不参政”的“中道”精神;不料事与愿违,“澄社”成立后不久,内部发生“宪政体制”争议,胡教授坚持主张“内阁制”,但遭到强力反对。他因而察觉“澄社”可能变质为“浑社”,当年十二月,即协同创社成员文崇一、韦政通、何怀硕退出“澄社”。

杨国枢教授是位十分重感情的人。当我发现“澄社”已经背离“论政而不参政的原则”,我也不再参与“澄社”的活动。后来有一次,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还不退出“澄社”?他一脸苦笑,摇摇头说:“嗐!毕竟是自己一手创立的社团……”到了扁政府时代,许多“澄社”成员纷纷出任政务官,“澄社”也背离了创设时的理想,沦为“政务官养成所”。

在大是大非的选择方面,胡教授的作风就果决得多。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开始掌握实权。三年后的六月,邀请胡教授以“宪法学者”的身份,参加国是会议的预备作业。当他察觉李“总统”的修宪意图,竟然是推动“台独”分裂,动摇国家认同,从根本上违背宪政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精神,立即断然退会,拒绝为掌权者背书。当年六月24日,他更带领“台大关心宪改联盟”十多位教授赴阳明山中山楼,递交台大校务会议的修宪建言,及校内近二千名师生联署“反对修宪谋权”的名册,提出抗议,并要求停止修宪。

在两岸关系方面,胡教授生前最担心的是政治人物因为认同错乱,或政治计算,刻意制造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与对岸十四亿人之间的疏离、敌意与对立,他认为:这样的操作手法,既不负责任,也极不道德。

胡佛虽然反“台独”,从1980年代中期,他更邀集同道,组织“中流文教基金会”,剑及履及,推动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但他从来不干预他人或学生的政治信仰,也不认为参加民进党就必然会主张“台独”。

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坚持是“科学研究方法”。从1980年代,他便带领研究生,在台湾开始进行政治文化、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的实征研究。那时候,我在台大心理系开设“多项变数分析”统计课程,他特别要求他指导的研究生游盈隆和陈明通前来选修。1997年,他在几位研究生的协助下,将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整理成《政治学科学研究》立本专书出版,从〈方法与理论〉,谈到〈宪政结构与政府体制〉。

他认为:大学必须在自由与自主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实践学术上的尊重理性与开放,因此,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台大校园中,不接受任何不容批评与诘难的学说与意识形态,也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渗入校园,干涉我们自主的学统。我们的学统只有学术权威而无政治霸权。”他所带领的研究生也因而自称“佛门弟子”。

二、“统一是必要之善”

很多人觉得奇怪:像胡佛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为什么会主张国家主义?2013年,他以〈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为题,接受《观察》月刊的专访。他很清楚地表明:

国家层次的自由,是指一个国家不能受到他国的控制与干涉;否则这个国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重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个人“小我”自由,更应重视国家的“大我”自由,因为如果国家遇到内乱、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运作的自由,必无法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及社会的安宁。如此看来,国家的自由可称为“大自由”,是大我透过国家这个政治团体行驶的集体自由;人民的个人自由则是“小自由”,只是针对国家统治机构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权力不要限缩个人自由。从政治体系看,“大自由”与“小自由”不在同一层次,“小自由”必须有“大自由”保障,两者并不互斥。

记者进一步问他:“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他很精辟地分析:

过去日本人先有计划地用皇民化教育来抹去认同中国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后,二蒋又基于国共内战之需,一方面为丑化中共而连带伤及对整体中国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从整体中国立场来看),出让了局部的大自由(国家主权)给美国。现在,则美、日还想继续控制台湾,将其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台湾,并藉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有形无形都受控于美国,等于是变相的殖民地,根本没什么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乱。

从2001年起,他带领“佛门弟子”,开始从事“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朱云汉教授是这项研究计划的主持人,也是他最重要的得力助手。之后这个研究扩充到东亚13个国家与地区,从事公民政治和行为的变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民主”是可以救中国的两尊洋菩萨之一,但是长期实征研究的结果却一再显示:中国大陆民众对其政治体制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都相当高。这个稳定的现象迫使他们必须深入探讨其中缘由。

这个故事跟日裔美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论转向十分类似。1990年代,前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崩解之后,福山出版了一本名著,叫《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Fukuyama,1992),认为:二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局势,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点,从此全世界都将走向资本主义体制。

可是,福山很快地就发现:这种主张跟世界发展的方向并不相符,因而出版一本题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的书,修改他的理论,认为稳定的政权的治理能力取决于三项要件:(1)强大的现代化国家;(2)依法治国;(3)政府问责的能力,能够使人民产生信心。

三、高思在云

朱云汉教授不仅研究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异化,也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大多是施行交杂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镶嵌式自由主义”(imbedded liberalism)。1980年代之后,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却使西方世界逐步陷入危机。而美国“国防/军工/国会”三合一的复合体是导致其政治衰败的主要缘由。2015年,他出版“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反思”,很坦诚地说出他的见解。

为了确保自己论述的正确性,朱教授利用他“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的双重身分,不断地和国际政治学者交流意见,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其中文译本于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然而,他的观点却得罪了政治立场不同的当权派。2021年,和他同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维尼、跳虎与台湾民主》的书,直接点名批判朱云汉,说他常发表极端称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非常严重的误导读者”。朱云汉2012年在台湾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模式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外,开创出了第三条道路。“他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朱云汉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这个论点,引发朱敬一的高度不满。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这三十年间所推动的土改、斗争、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土法炼钢、文化大革命,加总起来人民死亡至少六千万人。以大跃进为例,毛泽东要求农民“密插秧”,声言“胆量有多大,产量有多大”,逼着各地只好谎报生产数字。中央以谎报数字抽粮税,于是人民剩下来的粮食不足,却又在高压体制下不敢言语,乃造成四千万人活活饿死。这就是朱云汉口中的“体制摸索奋斗”?因此,他认为:朱云汉的说法是为中共“擦脂抹粉”、“论述苍白且错误百出”、“明白悖离人本精神”,“岂止是令人遗憾”!

乍看之下,朱敬一的批判似乎有其道理。因为“四人帮”在1976年垮台之后,中共自己也否定他们在这段期间的作为,并且把“四人帮”的垮台,称作“拨乱反正”。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由“乱”而求“治”,最后走上“正”轨,这就是一种“体制摸索”的过程。朱云汉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是根据他多年研究心得所做出的结论。在朱云汉看来,朱敬一书中痛斥的那些“文革乱象”,正是中国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所以他特别强调:“很多人因此而牺牲”。

从这样的析论来看,他们两人对于这个议题,其实各有立场:朱云汉院士的立场是“知中”。他站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立场,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要有“同情的理解”,并且要求他自己,以客观中立的语气,论述他的研究发现。朱敬一院士则是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数百年的人文精神”,坚决反对“共产极权”。然而,在2020年台湾的政治氛围下,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书发表会上,公然批评另一位院士“亲中”,这等于是给他戴一顶“红帽子”。我原本以为朱云汉会出面辩驳,但是他没有,他选择沈默。

四、“台湾必须觉醒”!

最近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张,很多人担心:在美国不断“加柴添火”的情况下,两岸随时可能擦枪走火。新北市长侯友宜主张:“不当强国的棋子”;执政党赖清德立即回应:不可以让“疑美论”成为社会共识。2023年元月,朱云汉抱病在“天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军售地雷,台湾必须觉醒》的文章,警告国人邪恶的美国鹰派,打算把台湾的剩余战略利用价值,透支到极限。把台湾蹂躏成为废墟后,北京即使拿下也只剩沉重包袱,至于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是否将陷入绝境,将失去战后七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成果,美国毫不在乎。在美国政府威逼下,台积电将最先进的三奈米半导体生产线设置在亚利桑那州,并陆续释出最核心的技术。美国强迫我们恢复义务役、准备打巷战,近期1.8亿美元军售案,都可看出这种战略思维。有另一位“院士级”的台大敎授公开出面叫阵,说“疑美论”如果占上风,将会“弱化台湾防卫”,“使台湾走向败亡”!

言犹在耳,事隔不到一个月,竟然传来朱敎授英年早逝的消息!这时我才深刻体会到:他以“中研院院士”和“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的双重身分,发表这些言论,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

朱云汉逝世后,我仔细回想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识倡议“知中疑美”,其实传承了胡佛教授当年创立“澄社”时的“中道”理想。胡教授生前经常对老友慨叹: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台湾,学术界讲究的是“西瓜偎大边”,所以很难找到“中道”的市场。然而我却相信:他们师生二位“穷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知中疑美”,正是拯救台湾的“不二良方”。有议之士,请三思后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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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评论》2023年4月号,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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