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与谁相干:1950年《婚姻法》宣传的策略转向与话语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 次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4:32

进入专题: 1950年《婚姻法》     宣传策略   话语建构  

林子  

   【内容提要】 1950年《婚姻法》的前期宣传工作套用阶级斗争的做法和粗糙的宣传方式,造成了误解,并强化了抵制。当时,一些干部、群众对《婚姻法》的反对既出于维护封建父权与夫权秩序下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认同,也有对清算封建压迫的恐惧与困惑,以及对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迷茫。由此,《婚姻法》宣传策略面临向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转向。这种思想斗争的本质就是使宣传工作既坚持反对封建压迫的原则又不能因此制造新的误解与冲突,因此宣传话语建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提炼出中国共产党对封建压迫者进行批评教育与建立新婚姻家庭制度两条话语建构的线索,呈现其如何把握和运用阶级、性别、经济利益、情感诉求等要素,平衡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的理想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状况间的张力。

   【关键词】 宣传策略,话语建构,运动技术,1950年《婚姻法》

  

   一、对《婚姻法》遭遇抵制的追问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意在消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确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民主主义婚姻与家庭。然而,这部法律在当时却引发了部分男子、父母、公婆(本文采用当时官方调查报告对《婚姻法》宣传对象的大致分类)的抵制与诋毁,从群众到干部都存在将《婚姻法》理解为“妇女法”和“离婚法”的倾向,其中一些人直接诋毁离婚、再婚行为,甚至暴力压制青年妇女婚姻自由的诉求。青年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或顽强抗争,或被折磨、杀害,或自杀。为解决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失序,化解对《婚姻法》的抵制与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组织在1953年3月至5月集中进行全国性的《婚姻法》宣传运动。这场运动集中惩处了杀害妇女和协助犯罪的不法分子,让全体人民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宣传教育并最终接纳了《婚姻法》,同时也在将旧家庭改造为新民主主义家庭上取得了进展。

  

   既有研究在描绘运动的发展过程、历史数据解读及相应的理论解释等方面已有突出建树。但直到今日,仍有两个问题引人深思:问题一,为什么《婚姻法》会遭遇激烈的抵制与歪曲?问题二,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如何化解了干部和群众对这部《婚姻法》的抵制与歪曲?

  

   关于问题一,女性主义视角提供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即抵制、曲解和利用《婚姻法》的行为,实际上是封建父权、夫权体制的延续。①男子、父母、公婆对《婚姻法》的抵制反映出不同地区、行业的群众复杂的思想状况,既有父权顽抗的共性,又演绎出个性化、经验化的特点。②然而,变迁中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难以被简单概括为“父权-反父权”“女权-男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二元结构视角,实际上简化了彼时婚姻、家庭中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忽视了对社会心态、思想状况的考察与理解。首先,不同层级的干部对于婚姻自由的判断及干涉倾向有所差异。村干部多对妇女的离婚诉求表现出阻挠或冷漠,但在乡镇一级,干部却更倾向于执行《婚姻法》并愿意出面调解。司法干部的行为分化则显得更为复杂。③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格局下,社会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思想状况也较为复杂,这影响到人们对婚姻以及《婚姻法》的态度。当时,男子、父母、公婆不仅对《婚姻法》有仇视,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与宣传也感到恐惧。④干部、工人在择偶中受到多数妇女的青睐,底层男性因此充满剥夺感,抱怨新婚姻制度对他们的抛弃。⑤社会阶层的差异影响着对婚姻家庭问题的认知,此非男女对立框架可以涵盖。

  

   针对问题二,研究观点则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视角是从国家政权建设出发,认为家庭角色随着原有基层秩序的改造而被重构。⑥国家权力的下渗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进而影响民众的婚姻家庭观念。⑦另一种视角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婚姻法》宣传中的话语建构策略。调整后的宣传策略和叙事,减轻了群众对《婚姻法》的误读与抵制,具体表现在对婚姻案件中自杀、教育、惩戒等行为的选择性报道,以激发群众对旧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新制度的向往,从而控制《婚姻法》运动的节奏与方向。⑧

  

   第二个问题还有另一种答案来自女性主义视角,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既存父权体制有意妥协与退让。代表性观点是其在调解中对“离婚自由”加以限制以及在宣传中讨好男子、父母、公婆,实际上是对妇女解放失诺的表现。⑨不过,如果坚持在离婚自由上的激进标准,并认为存在连续、统一且高度理性的父权制,就很难理解《婚姻法》面临的现实障碍。首先,黄宗智、戴茂功(Neil J. Diamant)的研究都分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并非有意放纵基层父权势力,对新制度进行父权化安排。⑩即使在《婚姻法》运动结束后,妇女的离婚自由也未被限制,调解手段更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11其次,“婚姻自由”的激进政策源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主张家庭革命的观点。而在《婚姻法》之前,其实践就已经在北方乡村社会遭遇挫折。为处理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婚姻自由”被修辞为“婚姻自主”并调整了调解规则,最终平息了嫁娶问题上的混乱。12从更大的视角看,为了平衡婚姻家庭的现代性主张与中国社会基层现实之间的张力,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努力建构“既联合又斗争”的“家庭统一战线”,实现了对“妇女主义”和“家庭和睦”两种单向路径的融合与超越。这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妇女、家庭与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3

  

   上述讨论的最大启示或许是,在重新审视《婚姻法》运动时,应该着力把握中国共产党分析社会思想状况时的思考方向和策略调整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将研究视野拓展到运动技术上。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熟悉并掌握了塑造民众阶级观念的运动技术,比如通过诉苦、公审等行为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构造其国家观念。14从更一般化的理论来说,这种运动技术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对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进行表达性建构,进而为教化提供话语材料。15据此,本文的任务是在中国妇女史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引申有关运动技术、话语建构的视角,呈现中国共产党如何识别、分析和运用阶级、性别及各种社会要素来建构《婚姻法》的宣传话语,以化解民众对该法律的抵制与歪曲。

  

   二、从“阶级斗争”到“思想斗争”的宣传策略转向

  

   民众对《婚姻法》的反对既出于维护封建父权制下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认同,同时也有对清算封建压迫的恐惧与困惑,以及对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迷茫。当我们重新理解反对者为何反对,也就能更清晰地揭示《婚姻法》宣传运动的话语建构策略与叙事逻辑。

  

   在前期宣传工作中,干部简单套用了阶级斗争手段,16曾提出应该把父母作为对象,团结未婚青年男女,依靠寡妇、光棍、童养媳来一场激烈的斗争,主张翻出来的各种问题都交政府处理,任何违反《婚姻法》的情况均须法办,或者直接指名道姓地限令当事人交代自己的问题等。17激进的斗争倾向使运动目标扩大,造成了思想混乱和恐怖情绪。18如一些男子听闻“运动”将至,联系到自身婚姻、交往问题,害怕成为被打击的对象,遭受惩处,恐慌情绪严重者甚至自杀。19而且,惯用的阶级斗争手法也使得干部对《婚姻法》的介绍和说理十分粗糙。在前期宣传中,干部忽视了对包办婚姻的阶级实质进行分析,群众亦不理解封建婚姻的害处和《婚姻法》的意义。相反,由于宣传过于偏重“婚姻自由”,很少具体地谈如何建设新的家庭关系,导致了男子、父母、公婆十分恐惧和敌视可能出现的离婚。20概括起来,阶级斗争倾向和粗糙的宣传手法所制造的恐慌是抵制者反对《婚姻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放大了社会冲突。因此,现实的紧迫任务是要解决思想障碍并制止社会冲突进一步造成悲剧。

  

   《婚姻法》的宣传策略由此开始实质的转向。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指出:运动首要任务是在干部中和群众中进行教育,正确认识《婚姻法》。在思想上与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划清界限。21婚姻制度的改革的性质,不同于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其实质“是一种反对封建的民主改革”22,它“纯全是人民内部的事情,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内部的事情,是要克服人们思想中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封建的思想意识形态,废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的婚姻制度,改善家庭中的夫妇、婆媳之间的关系”23。《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24,一方面需要群众性的宣传《婚姻法》与检查干部执行情况的全面运动;25另一方面,运动中须坚持教育的方针。对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干部或群众,如果没有造成严重恶果,经过揭发、批判和教育,只要决心改正错误,就不再予以处分。26对极少数严重犯罪分子,包括虐待、虐杀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引发强烈民愤的,则须按法律予以应得的惩处。27上述指示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干部尽可能准确识别一般的宣传教育对象和严重犯罪分子,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在地方试点运动中基层干部的急躁情绪仍相当普遍,更热衷挖掘、批评、惩办坏人坏事,泛化地放大婚姻问题。28此外,干部自身对《婚姻法》的学习和自我检查也抱有抵触情绪和逃避思想。

  

   为进一步解决宣传运动缺乏重点与斗争泛化的问题,1953年2月,先后发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2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30《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31。这三份文件细化了运动策略,重申清除关于婚姻问题的封建意识,不能在短期内采用粗暴的办法消灭婚姻和家庭的封建思想,而只能通过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宣传工作,32禁止“诉苦运动”“召开斗争会”“站队”“家家评比”等阶级斗争的办法,33或者把运动扩大到一般的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以避免运动脱离正确轨道和规定目标。34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不要在一般人民群众中进行,应以宣传教育为限。35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范瑾更直白地解释了这一意图:“婚姻问题那么复杂,主观力量又只能抽出一部分力量来搞(不能停止生产和学习来搞),因此要抓住主要的问题来搞,即制止杀人和死人。要是什么问题都去解决,结果什么也解决不了。毛主席告诉我们,工作要抓住中心环节以推动一般。因此这样作不是消极的……严重犯法的刑事案件,像杀害人命,伤害人身,这些不仅本人可以告,任何都可以告,我们主动的要管,不能见死不救”,而对于处理一般婚姻、家庭问题(夫妻关系不睦、婆媳关系不和、包办婚姻、收养童养媳、重婚、纳妾、男女关系混乱)则以“不告不理”的原则进行处理,实行有条件地介入干涉。她最后强调:“如果我们该宣传的不宣传,该管的不管,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不该管的也去监管,也要造成纠纷及混乱。”36相较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工作对象进行区别对待的认识无疑更为清晰,但针对一般的婚姻家庭问题的判断标准与介入则更加谨慎,转向强调更深入的“思想斗争”。

  

   笔者通过对《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1950年—1953年中央发出的运动通知和指示进行词频量化及对特定关键词权重分析,37清晰地观察到《婚姻法》宣传策略从阶级斗争转向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的过程,即从前期片面、机械强调“贯彻”“执行”“斗争”最终转向“宣传”(见图1),其标志事件是1953年2月诉苦、公审已从指示中消失。

  

概括起来,这种思想斗争指的是在限制简单粗暴的检查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1950年《婚姻法》     宣传策略   话语建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底层研究专题 > 法律与政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54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