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霭 王震:杜甫和李商隐的“黄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0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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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霭   王震  

   “黄昏”大约是夕阳西下时分。这一时段的特殊性,使得它为古今诗人所青睐,乃至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史上形成了写作传统。自《诗经》而下,凡诗中所见“黄昏”均有丰富蕴涵,唐诗更不例外。无论是“穷年忧黎元”的杜甫,还是“向晚意不适”的李商隐,均为“黄昏”赋予了深重的家国忧患,而刻意效仿杜甫的李商隐,其“黄昏”意象中,总有杜诗的脉绪。这两位生活在同一王朝不同时期的诗人,均借“黄昏”营造氛围,抒写悲愁,都能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身处晚唐的李商隐,尽管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抒写,但并未走向人们习常理解的悲凉哀叹,而是和杜甫一样,写景叙事,借古讽今,充分体现了大唐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与家国情怀。

  

   一、 “黄昏”生于忧患

  

   “黄昏”,在杜甫诗中首见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创作的《哀江头》。这时的杜甫46岁,度过了“七龄咏凤凰”的童年,“裘马颇清狂”的青年,经历了屡试不第的沮丧、旅食京华的十年困守。就在他刚刚步入“致君尧舜上”的“正轨”,即面对了“国破山河在”的惨破。自己身陷叛军成了俘虏,连想要效忠的皇帝都逃离了京都。也许从未在意过的“黄昏”,这时却成了一个“痛点”:“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曾经纵情游乐的曲江,却只能“潜行”“吞声”,到了“归家”的时刻,却只有满城胡骑扬起的尘灰。国已破,家何在?诗人满目昏黄,心事浩茫,忧端齐山,洞难掇。

  

   在李商隐诗中,“黄昏”首见于《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此诗作于开成二年(837)腊月。李商隐当年26岁,进士登第,春风得意,怀揣对功名、爱情的热望,东归济源省母。这对童年就“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义山来说,终于有了归宿感、成就感。不幸的是,进入冬季,恩师令狐楚病重,他从长安驰赴兴元,代恩师草撰遗表,十二月奉师丧回长安。短短一年间的突变,对一个青年来说,可谓天上人间。途中有诗《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犹余遗意在,许刻镇南勋。”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按曰:“首句突而生动,令人宛见经分水岭时中心惶惶,不知所适情状。”(中华书局2004年版)恐惧不安,无所适从的李义山,行次长安西郊,却把目光投向了国家百姓,创作了一百韵长诗,追溯唐王朝百余年间治乱兴衰的历史,叙述“甘露之变以来西郊农村所遭天灾人祸及民迫为‘盗’情况”:“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吏治败坏,民不聊生。“穷民”沦为“盗贼”。天旱人饥,节使杀人,亭吏丧命。“亭午犹起,况黄昏乎?”“黄昏”成为忌惮的时分。义山所“忌”,何尝没有杜诗之“哀”?杜甫身临“国破”之境,形神俱乱,身心俱哀。而民沦为盗,官逼民反,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李商隐终年47岁,杜甫终年59岁。在他们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杜甫46岁遭受的衰败乱离苦痛,李商隐26岁时就要经历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们都为国为民用尽了气力,却挽救不了衰颓零落。

  

   二、 “黄昏”寄于愁苦

  

   杜甫诗中,共有五首诗写到了“黄昏”。除《哀江头》写在战乱陷贼的长安,其他均写于漂泊西南时期,时间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秋至大历二年(767)之间,有《奉汉中王手札》、《咏怀古迹五首》其三、《返照》、《独坐》。在创作了《哀江头》十年后,杜甫于大历二年(767)在夔州吟成《独坐》:“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敛洲渚出,天虚风物清。沧溟服衰谢,朱绂负平生。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白首多病,终日倚仗,身体孱弱,独坐愁惨。背对孤城,面向暮秋。高远幽深的天空,隐藏着国家的衰落,隐寓着生命的衰迈。身着朱绂,算是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尽力,辜负了一生追求,竟然连归根故乡都办不到了。黄昏之际,羽翼轻盈投林的归鸟,让已届晚年的杜甫羡慕不已,也让他“悲”“愁”相加,以至于“心苦悲”:“江水长流地,山云薄暮时。寒花隐乱草,宿鸟择深枝。旧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鬓发白成丝。”(《薄暮》)归巢栖息的鸟儿,还能选择茂林大枝,而人连鸟都不如了,这又是怎样的境况?“黄昏”“薄暮”“返照”成了他遣闷书愁的特殊时空。

  

   对细腻敏感的李商隐来说,“黄昏”更是寄于愁绪。李商隐诗中有13首写了“黄昏”,依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可编年者为:

  

   开成二年(837)《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时年26岁;

  

   开成四年(839)《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时年28岁;

  

   会昌四年(844)《小桃园》,时年33岁;

  

   大中二年(848)《楚吟》,时年37岁;

  

   大中四年(850)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时年39岁;

  

   大中四年(850)夏《汴上送李郢之苏州》,时年39岁;

  

   大中四年六月《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时年39岁;

  

   大中十一年(857)《哀筝》,时年46岁。

  

   如果粗略地算,可以说,“黄昏”陪伴了李义山的一生。26岁写“黄昏”,借村民之口,极形危惧,为民发声,替国担扰。26岁中进士第,算有治国资格,28岁任弘农尉,沉沦下僚。从早到晚,只不过“黄昏封印点刑徒”例行公事而已。直到39岁,仍然“封牢”“锁印”,做个参军。十年光阴,碌碌无为,不再是弘农尉的牢骚,而是“黄昏愁”了。“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厅印锁黄昏愁。”46岁任盐铁推官,算是能办点实事,可惜时日不长,即被罢去,而他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结。他反复地在追问“谁伴过黄昏”:“人高诗苦滞夷门,万里梁王有旧园。烟幌自应怜白纻,月楼谁伴咏黄昏。露桃涂颊依苔井,风柳夸腰住水村。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汴上送李郢之苏州》)“上国昔相值,亭亭如欲言。异乡今暂赏,脉脉岂无恩。援少风多力,墙高月有痕。为含无限意,遂对不胜繁。仙子玉京路,主人金谷园。几时辞碧落,谁伴过黄昏。镜拂铅华腻,炉藏桂烬温。终应催竹叶,先拟咏桃根。莫学啼成血,从教梦寄魂。吴王采香径,失路入烟村。”(《杏花》)无论露桃、风柳、紫兰、杏花,都逃不脱孤独走入黄昏的命运。“暗楼连夜阁,不拟为黄昏。未必断别泪,何曾妨梦魂。”(《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暗楼”“夜阁”“黄昏”并置,意料不到“黄昏”时分,竟然如此“暗淡”“深黑”,但也未必能阻断离别的泪水,何况黑夜从来都妨碍不了托梦的灵魂。如果说“谁伴咏黄昏”还充满期待,那么“不拟为黄昏”的突然,便渗透了失去光辉的依恋。尽管有“未必”“何曾”的逆挽,但读来难免令人心生孤独,神情暗淡。身心的孤独凝聚在大中十一年(857)所作的《哀筝》里:“延颈全同鹤,柔肠素怯猿。湘波无限泪,蜀魄有余冤。轻幰长无道,哀筝不出门。何由问香炷,翠幕自黄昏。”聽着古筝的哀泣,留下一片翠色的帷幕在黄昏中飘浮。“月楼谁伴咏黄昏”“楼上黄昏欲望休”“几时辞碧落,谁伴过黄昏”,从这些咏叹中,同样能看到杜甫“独坐”的身影和无可奈何的苦悲。

  

   三、 “黄昏”浓于色彩

  

   “黄昏”时分,在诗文中又往往被写作曛、暝、晡、暮、日夕、日暮、日晚、薄暮、暮晖、云暮、暮景、暮霞、夕阳西下、日脚下平地等,但只有“黄昏”这个词语,让读者一眼看上去,便能产生视觉冲击。这个“黄色”是可以直视的,是明亮的,是一个金黄的、橘红的、温暖的、拖着长长射线不忍离去的太阳模样。日脚踩着大地,依恋着大地,用力放射着光。这个由“无限好”走向幻灭的过程,与历史的发展太相像了。杜甫漂泊夔州,楚王宫、白帝城、明妃村,这些“古迹”更加唤起了他的历史感喟,而渐渐要淡去的一抹金色夕阳,洒落在这些历史遗迹上,更是显出世事的沧桑、宇宙的苍茫、人心的落寞、生命的衰歇。“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昭君出塞的凄美故事,交织着沉鱼落雁之貌美与凄楚悲怆之怨情。昭君之怨,是对命运的无奈。或锁在深宫人不识,连寻常人家女子的生活都不能过;或替皇家骨肉远嫁异邦,只能让故土之思咬啮心扉。“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楚王宫,相传为楚顷襄王所游之地。楚顷襄王所代表的就是那个让屈原绝望的时代。刘希夷《春女行》云:“忆昔楚王宫,玉楼妆粉红。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水,雄踞水陆要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蜀汉刘备讨伐东吴,兵败白帝城,忧伤成疾,只能托孤诸葛。从“向黄昏”至“正黄昏”,其间埋藏了多少才子佳人,扼杀了多少志士仁人?这许许多多难以名状的惆怅,萦绕在“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杜甫心头,是永远难以排遣的“艰难苦恨”。

  

   在审美形态中,色彩居于首位。“色是光之子,光是色之母。”在赤、橙、黄、绿、青、紫通用的六标准色中,黄色最明,属于“明调”。“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种感觉,首先诉诸视觉,继而引起心理反应,引出某种情绪,抒发于诗歌,便成为意象——有意味的形式。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一意象担负了更为痛苦的生命期待。著名的《乐游原》便是为品味那无限好的夕阳而作。“无限”是达到了顶点的、最好的、最最好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将不适之意融化进无限好的金色光芒里,此时此刻的情境犹如梵高的画,是蓝色与黄色的组合。在纯净的碧蓝天空中,映现着赤金色、黄铜色、米黄色……蓝色是海水,黄色是火焰。这是生命燃烧得最炽热的时刻。“无限好”的结局一定是再走向下一个开始。于是“黄色”由明亮变得昏暗,牵动着人心,走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李商隐去世时才47岁,是强仕之年,是生命处于辉煌的年龄。可是命运却让他如暮年的杜甫一样,把目光投向“古迹”,只能借“登古原”“向后看”的“回顾”来化解不惬意、不愉快,从而安慰壮志雄心,也许还会有骏马奔腾的华清别馆,也许还会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曲江游园。“华清别馆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过华清内厩门》)“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曲池》)虽然《过华清内厩门》《乐游园》写作时间难以确定,但从“自是”“未信”的婉曲中,还能感受到他尚未写出如《锦瑟》般“枉然”的伤感,也没有像杜甫《曲江》诗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生命悲惋,色彩是意境创造的灵魂。杜甫的“黄昏”,景为情生,景中入神;李商隐的“黄昏”,寓情于景,情景相生。均能创造生命精神,合情合理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国家融为一体,把深重的忧患用色彩晕染在诗里。

  

   “黄昏”从自然现象与现实生活两方面看,正是鸟归巢、人投宿的时刻。“曰黄昏以为期”(屈原《离骚》)“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夕阳無限好,只是近黄昏。”“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些十分熟悉的诗句,总会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思,也构建了悠久的中国诗歌史的“黄昏”传统。唐王朝近三百年,诗歌的发展,因初盛中晚的习惯定势,只要说到杜甫,眼前必然呈现一片丽日中天;一旦提起李商隐,自然是“夕阳无限好”的满目颓唐。其实,就人的一生而言,身临其境的时代,总有幸福与辉煌。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是玄宗成为明皇的发端,是大唐王朝将要走向巅峰的历史节点;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是“元和中兴”上升的初级阶段。杜甫充分享受了富足开放的“开元全盛日”,李商隐则深刻体会了挥洒才华的尽情快意。恩师临终拟撰遗表要他代撰,一方诸侯王茂元择他为贤婿,这难道不是一个人的辉煌时刻?当然“黄昏”总归要来临,盛极而衰是规律,没有哪一个人能不面对。可贵的是,当他们经历着国家祸乱、遭受着生活磨难时,他们勇敢地面对自然的黄昏、人生的黄昏、时代的黄昏,独坐静观,像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色彩由明亮逐渐变得昏暗了,强烈的“意不适”情绪也逐渐化进朦胧的意境中。“无限好”的时刻太短暂了,它出现在黄昏前,“只不过”(孙玉文《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的“只是”》,《语言研究》2021年第1期)是近黄昏时的一段辉煌啊!即使是近黄昏的一段“无限好”,充分享受了,就令人满足,令人艳羡。而夕阳西下,必将迎来的是明日喷勃跃起的朝阳。正因如此,在杜甫、李商隐的“黄昏”里,没有“一曲新词酒一杯”里“夕阳西下几时回”的疑虑,更没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枯藤老树昏鸦”。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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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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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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