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全球反恐态势略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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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内容提要: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城市陆续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结束,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从该组织发展规模、主导思想、流变特征来看,它源于“全球圣战主义”思潮,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或是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将销声匿迹。未来,该组织不仅会改变方式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为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活动威胁,国际社会需要科学、理性地认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

   关 键 词:全球反恐  后“伊斯兰国”时代  “跨国圣战”  国际恐怖主义  Global War on Terror  “Post-Islamic State” Era  “Transnational Jiha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自2014年6月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caliphate)并宣布建立“伊斯兰国”以来,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开始取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战场。2017年以来,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重要据点陆续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存在和持续扩张已经成为历史,全球反恐正在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换言之,近年来一直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将不再是全球反恐的核心目标和重点关注。但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或是其所倡导的“萨拉菲圣战”运动将会销声匿迹。相反,该组织会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因此,探讨该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发展特征与未来前景,对于我们理解未来中东局势和国际反恐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就其自身属性而言,“伊斯兰国”与一般暴恐组织有着明显区别,集中体现为它是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号,其活动具有前所未有的跨国性,一些学者由此将之称为“跨国圣战”。所谓“跨国圣战”,指在行动和组织层面,其活动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具有明显的“跨界性”(trans-border)特征,如组建跨国网络、进行跨国渗透、开展跨国袭击等;在思想层面,它在“萨拉菲圣战”的思想和旗帜下,倡导开展“国际性”联合“圣战”,并追求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主义目标——“哈里发国家”。关于“跨国圣战”现象,目前学界关注比较有限,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只是笼统地称其为“圣战分子”或“外籍战士”,完全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当然,对于这一概念界定的困难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二者的区别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对于这些从事“跨国圣战”活动的武装人员即“外籍战士”、“外籍武装人员”或“外国武装分子”(Foreign Fighter)来说,“圣战”意识形态往往是驱动其为之战斗和献身的核心动机,这一特质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外籍战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圣战”名义下的跨国武装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中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暴力冲突。1990年,具有所谓“圣战”特征的武装冲突仅占5%,到2014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40%。①其二,在“外籍武装人员”当中,虽然可以通过是否领取报酬来判定是否属于“雇佣兵”或“圣战分子”,但是这一点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一些非官方的宗教组织往往也会对这些武装人员提供某种生活资助。其三,尽管大多数“外籍战士”在激进化以后会首先选择奔赴战区作战,而不是在其母国发动袭击。但“自愿参战”往往是个人参与极端军事暴力的“敲门砖”,而“当今大多数‘跨国圣战’组织都是外籍战士动员的伴生物”。②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外籍战士”或“圣战老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回母国,策划或参与了当地的恐怖活动。由此可见,“跨国圣战分子”应属于“外籍战士”中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的“外籍战士”都属于“跨国圣战分子”,只有那些具有强烈“圣战”诉求的“外籍战士”才是“跨国圣战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一些激进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歪曲和宣传下,“圣战”思想已被简化曲解为以真主名义进行的武装暴力活动,成为不少极端暴力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思想来源。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外籍战士”、“跨国圣战分子”是否从事国际恐怖活动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已有为数众多的激进“跨国圣战分子”在“圣战”名义下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伊斯兰国”的兴衰与“跨国圣战”运动的源起与演变密切相关,本文将尝试在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历史视野下,探讨“跨国圣战”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思想、流变特征、国际影响等,特别是其对国际恐怖活动发展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全球反恐的影响和前景。

  

“全球圣战主义”的滥觞:阿富汗抗苏战争

  

   当代全球性“跨国圣战”运动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富汗抗苏战争,它是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的副产品。1979年12月25日,由于对阿富汗阿明政权反苏政策不满,苏联当局直接出兵喀布尔,扶植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卡尔迈勒取而代之。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伊斯兰世界和欧美各国纷纷谴责和反对。1980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公开警告苏联:“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③这一声明后来被称为“卡特主义”,被认为是美国调整对苏政策的重要信号。1月底,伊斯兰国家外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中止了阿富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资格。

   阿富汗战争很快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东地区逐渐盛行的“圣战”思想和“泛伊斯兰运动”(pan-Islamist movement)产生了共鸣,并为之提供了付诸实施的机会。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影响极为深远,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趋于式微,伊斯兰主义开始崛起。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所提出的伊斯兰“圣战”理论开始广为流传,影响尤为深远,其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关于“蒙昧状态”的划分,人类社会因为没有遵守真主的神圣律法“沙利亚”而处于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蒙昧状态”(jahiliyyah,al-hākimīyyah),故而应予推翻;其二,“真主主权”高于世俗国家权力,应当以“武装圣战”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其三,“圣战”具有不同的特征,不仅仅是“防御性的”,它可以是长期的、分阶段的,可以在伊斯兰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形式。④此外,库特卜旨在唤起穆斯林民众对自身国际处境的认知并促进全球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运动”也开始流行。由于埃及、叙利亚等国对当地穆兄会的压制,大批“穆兄会”精英来到沙特希贾兹地区(Hijaz)⑤避难。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性宗教机构如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国际伊斯兰大学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并在麦加-麦地那-吉达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宗教机构聚集地”。⑥这些泛伊斯兰主义者利用1973年全球能源危机后急剧增加的石油财富设立了各种慈善机构,试图通过援助伊斯兰世界的人道主义危机来实践其泛伊斯兰团结的理念,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为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首批来到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并非“外籍战士”,而是那些以希贾兹为基地的慈善机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又被称为“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1980~1984年,约有数百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先后来到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以帮助滞留于当地的阿富汗难民。他们主要来自希贾兹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比如伊斯兰世界联盟、国际伊斯兰大学等,这里也因此而成为“1987年前向阿富汗提供沙特籍战士最多的地区”。⑦与此同时,一些暴力极端分子,乃至“以赴阿富汗参战为条件从监狱中释放的犯罪分子”也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约旦等国来到了阿富汗。⑧曾参与阿富汗作战的苏军将领A.利亚霍夫斯基将军称,除了巴基斯坦和伊朗顾问之外,战争期间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数量大约为2500人”。⑨美国学者劳伦斯·赖特也认为,“反苏战争期间来到此地(白沙瓦地区)的外乡人最多也没有超过3000人”。⑩实际上,来此参战的各类“圣战”分子远不止此,只不过很多人还未来得及参战,苏军就撤出了阿富汗。

   在这些“阿拉伯阿富汗人”当中,就包括了后来共同创建“基地”组织的阿卜杜拉·阿扎姆(Abdallah Yusuf Mustafa Azzam)和本·拉登。阿扎姆出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1981年来到巴基斯坦参加“圣战”活动。他一方面利用自己与希贾兹地区泛伊斯兰社团的密切联系,为阿富汗“圣战”活动招募人员、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又以宗教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阿扎姆进一步发展了库特卜的“圣战”思想,其有关“圣战”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对传统教义中的“进攻性圣战”(offensive jihad)和“防御性圣战”(defensive jihad)、“集体义务”(fard kifaya)和“个人义务”(fard ayn)等概念做了进一步拓展,提出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既是穆斯林的“集体义务”,也是全体穆斯林的“个人义务”(11);二是大力鼓吹“殉道”(Martyrdom)思想,通过援引经典和渲染所谓的“圣迹”来宣扬“以身殉道”。对于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中的不少阿拉伯青年来说,“以身殉道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因此,“召唤许多阿拉伯青年来到白沙瓦的,并不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获胜,而是死亡。”(12)三是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通过“圣战”夺回被异教徒占领的土地,包括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等,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他也因此而被冠以“现代全球伊斯兰‘圣战’之父”。1989年2月,苏军撤出阿富汗不久,阿扎姆在伊斯兰堡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我们将会战斗,打败我们的敌人,在阿富汗这块银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将会扩大,‘圣战’将会传播,伊斯兰将会在其他地方战斗,伊斯兰将会打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将会联合起来,最终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13)阿扎姆的思想对于当代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影响非常深远,一些学者曾评价说:尽管其他人也在进行外籍战士参战动员,但是“没有人像阿扎姆这样成功”。如果没有阿扎姆和来自希贾兹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支持,“对于阿富汗人的国家层面支持或许依旧,但外籍战士数量肯定会减少,有关外籍战士思想的影响力也会大为减弱。”(14)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阿富汗抗苏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美国对于阿富汗“圣战”运动的支持有3个明显特征:一是美国避免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采用较为隐蔽的方式在阿富汗对抗苏联人,这也正是里根政府采取“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 conflict)的初衷所在。正是在这些政策思想主导下,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逐年增多。到1984年时,仅美国中情局每年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就达2.5亿美元,1987和1988年更是高达近4亿美元。(15)这还不包括大量价值不菲的先进武器,比如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狙击步枪等。二是通过美国盟友间接介入阿富汗事务。沙特等海湾国家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意慷慨赴死的激进“圣战”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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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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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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