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博:方法·材料·视野:当代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20-07-08 10:18:49

进入专题: 西方史学史  

张一博  

   内容提要:传统西方史学史研究多关注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近年来,史学史研究在方法、材料和视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去经典化”的趋向。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是如何生成的。从研究材料看,受后现代思想影响,材料进一步扩充,学者们开始发掘非传统史料中的历史意识。史学史研究不再仅研究史学名宿的经典作品,大众史家、女性史家等边缘群体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视野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促使西方学者关注非西方史学,进而将全球视野引入史学史研究之中。这种种变化打破了传统史学史研究背后的单一模式,使得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促使史学史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历史走向更具包容性的历史知识学。

   关 键 词:史学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 全球转向 历史知识学

   作者简介:张一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美国史家卡尔·贝克尔曾言:“历史最引人入胜之处,不在历史研究,亦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研究历史研究的历史。”①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史,不仅承载着考察历史学演变的功能,而且是一门对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学问。19世纪随着西方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确立,并出现一些总结、概括前人史学研究的史学史著作,德国学者爱德华·富艾特(Eduard Fueter)的《近代史学史》与英国学者乔治·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是其中的代表。②但这些著作大多是基于对经典史家及其作品的考察,以期概括近代西方史学模式的形成和影响。百科全书或相关专业词典对某一词条的定义往往可以反映出时人对这一概念的普遍认知,若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观念史辞典》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写的“史学史”词条同2004年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所写的同样条目相比较,便可对人们理解“史学史”概念的时代不同,窥见一二。巴特菲尔德梳理了自古代至今的历史作品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观念,重在考察西方史学的变迁,其关注对象多为经典史家的经典作品。③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观念、方法的更新,一些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释,2004年《观念史辞典》被重新修订,其中“史学史”词条由致力于推动史学史全球化的加拿大学者丹尼尔·沃尔夫撰写。与巴特菲尔德不同,沃尔夫提倡全球视野。他不仅关注西方史学的发展,非洲、古代印度、东南亚甚至美洲的传统史学也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④从两位史家所写的“史学史”词条,我们可以看出在近40年间,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史学史研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又呈现出何种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席卷整个学术界,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再到历史学无一不受其冲击。虽然现在看来,后现代思潮已经开始退却,但在后现代风暴的冲击下,人们开始审视一些在传统观念看来不证自明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一方面,后现代思潮冲击了自近代以来形成一些的历史观念,它批判“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和“西方中心论”,并且受福柯微观权力学的影响,关注权力关系在历史话语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历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史学家认识到历史书写的背后存在一套叙事结构。⑤这两个层面的冲击在史学史研究中亦可看到,具体表现为:传统史学史的宏大叙事被打破,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视角和材料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史研究一方面越做越大,出现了“全球转向”,人们开始用全球视角看待史学观念的流变,各种类型的全球史学通史频出;另一方面,史学史研究又越做越小,它不再只是宏观综合,而是涉足各种专题研究,并与思想史、学术史甚至社会史相结合。总而言之,史学史研究在方法、材料和视野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历史学内部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思潮的变迁。⑥

  

   一、社会史、文化史的挑战

   早期的史学史研究通过研究史家的思想观念,探讨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我们可将其视为史学史研究的“内在理路”;而史学史研究的“外在理路”是指史学的变化并非仅仅是内部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与外部环境,诸如社会变迁、邻近学科的冲击,交相互动所致,因此史学史研究会关注历史研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无论是内在理路还是外在理路,他们的研究均遵循传统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对经典史家的作品做文本考察。但60年代以来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史学史研究引入了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一方面,考察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社会背景、交往圈如何影响历史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考察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互动,即读者的需求如何影响史学作品的生产,同时史学作品又是如何改变读者的观念的。对此,许多学者提出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如德国史家吕迪格尔·布鲁赫(Rüdiger vom Bruch)提出的“作为社会史的历史编纂史”,弗兰奇斯卡·梅茨格(Franziska Metzger)主张的“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史学史”就是对这种研究路径的概括。⑦虽然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后者更注重研究文本背后的象征意涵,早期受这两种思潮影响的史学史研究也呈现这些特征,但是近些年来两股思潮日趋合流,形成所谓的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即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所说的一种“杂交类型”的历史学,⑧史学史研究亦受其影响。

   受社会史思潮的影响,史学史研究者将历史著作视为史学家有目的生产的产品,并将其放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去分析。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史家沃尔夫冈·韦伯(Wolfgang Weber)便借助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科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史学观念的生成与传播。韦伯通过考察1800-1970年间德国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历史学家的人际关系网络,解释了历史主义史学理念是如何在德国学术界推广传播的。⑨但由于史料的缺乏,重建人际关系网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此这种研究并未吸引更多效仿者。而从机构史、期刊史的角度来考察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有学者开始考察史学职业化以来兴起的研究机构的历史,但是他们只是将关注点从史学家转移到史学机构上,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研究并无二致。⑩90年代后,随着福柯的“微观权力学”、“知识考古学”在史学界影响的逐渐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权力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即使是看似客观的知识生产也与权力存在共谋关系。受此观念影响,史学史家开始关注机构背后权力的运作。英文中的“discipline”不仅具有学科的意思,而且还有规训的意思,学科规范的制定,不仅是学科专业化的表现,更是一种规训史学家的方式。(11)史学史家关注组织机构化与史学活动规范化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机构对人员具有塑造作用,使其适应学科的要求,以此维护学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2)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活动也对学科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历史学专业期刊作为历史学者表达学术观点、赢得学术共同体承认的主要阵地,也受到了史学史家的关注。对于史学期刊的研究,早年多关注其推广与发行,分析它们的销量和不同专栏的发展。(13)受福柯等人的影响,当下有关史学期刊的研究试图揭示期刊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考察期刊发表文章的倾向,作者与编辑的背景,分析编辑与投稿人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史学的发展走向,如德国史家卢兹·拉斐尔(Lutz Raphael)的研究揭示了文章的接受与否、期刊专栏的设置这些表层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学术理念,并试图回答文章的格式和结构这些看似技术层面的要求,是如何推动学术规范的塑造的。(14)

   与社会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不同,受新文化史影响的史学史研究更关注文本背后意涵的建构过程,其中在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认同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受当下认同政治的影响,历史学家如何在其作品中建构自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当下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有两种学术思潮促使史学史研究者去关注这一问题,其一为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知识传统中“自我”和“他者”建构的剖析,尤其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最为著名;其二,身份认同(identity)在20世纪后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受到普遍关注,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两种思潮的激励下,史学史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作品如何通过“他者”塑造“自我”。1980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ois Hartog)出版《希罗多德的镜子》一书,通过分析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埃及人和亚马逊女人族的“倒置”(inversion)描述,指出希罗多德建构了一种“他者”,成为希腊人认识自身文化特性的一面镜子。(15)随后阿尔托格又出版了《奥德修斯的记忆》一书,进一步阐释这种解释框架。虽然阿尔托格的这种解释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诘难,但毋庸置疑,这种研究框架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作品的理解。(16)历史书写中的他者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为中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史学史与认同政治的结合不仅体现在有关他者的研究中,而且还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和史学概念的流变之中。如斯特凡·戴维斯(Steffan Davies)分析了自席勒以来历代作家和史家如何根据时代的不同需求塑造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的形象,而这种塑造又是如何与德意志民族认同相勾连。在书中,戴维斯着重分析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大德意志派历史学家与小德意志派历史学家如何通过研究华伦斯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17)马丁·鲁尔(Martin A.Ruehl)则关注近代德国学术界对“文艺复兴”这一史学概念认识的变化,鲁尔将其放在德意志民族建构这一宏大背景中去讨论,分析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认识如何受现代性、民族建构的影响而发生变化(18)。

   虽然社会史视野下的史学史与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史学史在研究路径上存在差别,但从目前看,两者已经渐趋合流,一种社会—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已经开始出现。以史学作品的阅读史为例,史学史研究不仅研究具体文本的内容,还开始探讨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与读者以及市场的互动。史学史研究与书籍史相结合,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体,历史知识的传播也不是作者到读者的单向线性传递,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如何从作者与读者互动的角度研究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当下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如丹尼尔·沃尔夫将视角转向读者,从公共图书馆、书籍市场的角度考察近代早期在英国兴起的阅读历史书这种潮流。(19)格里·伊恩齐蒂(Gary Ianziti)则从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角度,分析预设读者如何影响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历史书写的。(20)

  

   二、史料范围的扩大

随着19世纪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各种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书籍相继出现,其中以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最为著名。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在书的开篇便提出历史学是由史料构成的,无史料斯无历史矣,(21)当时史料主要指文献材料。在客观史学原则的指导下,历史学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史料鉴别方法。使用原始档案,如实书写历史,成为当时史学家的准则。受其影响,史学史研究者认为只有文献史料中才蕴含历史事实,同时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经典史家的权威作品,认为它们的真实性要高于其他作品。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史料开始被视为一种文本,而且所有文本都可被看作史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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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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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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