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銮斋:托克维尔的“多数”概念与“少数”心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3-09-25 12: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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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銮斋  

  

  当前宪政讨论中的一些观点,或者不如说概念,如“多数人暴政”、“多数人专制”、“民主暴政”、“民主专制”等尤为引人注目,持者之众,和者之广,业已成为学界一道突出的景观,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概念讨论本身,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改进和完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讨论的问题似乎多不具新意。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在《政治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不仅提出了“多数”与“少数”,而且提出了暴民政治[1]的政治概念,后经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美国联邦党人,特别是法国自由主义学者托克维尔的发展,已经成为宪政研究的著名理论。[2]在这些学者中,托克维尔因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而成为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而这些讨论,正是沿着亚里士多德以迄托克维尔一脉西方学者的思路进行的,推陈却鲜有出新。托克维尔的研究,就总体而论,思想深邃,文采飞扬,自具经典意义。但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结论或观点,如“多数的无限权威”,民主政体下立法不稳定等,以及用以证明这些概念和结论的一些事例,在我们看来,尚缺乏应有的缜密、周全和确当,似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虽然他反复强调这些分析“决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3]但事实上,有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恐怕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很难找到具体例证,有些分析则显然包含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当时美国政治生活中恐怕也很难存在这样一种“无限权威”,民主政体下的立法也很难说不稳定,有些事例恐怕还可以作出另一种分析或解释。

  

  一、关于“多数无限权威”的概念

  

  这里所谓权威是指政治权威。从理论上讲,权威首先指一个人的权威或称个人权威。个人权威一般不存在意见不统一的问题,所以一经得到大众拥立,这个权威有可能是至上的、绝对的。后来,特别是随着宪政问题讨论的展开和深入,又出现了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本文讨论的以集体或团体为基本特征的“权威”。如果说个人权威一般不存在意见不统一的问题,那么,集体或团体权威却一般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或者可以说,意见不统一是集体权威的常态,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看上去达成了一致。

  这样,首先在逻辑上,这个“多数”的“权威”似乎无法达到“无限”或“绝对”。

  第一,由于“多数”是由多个个体构成的,它所形成的权威便自始含有与这个权威相悖甚至可能导致这个权威自我瓦解的因素。当这个“多数”达到一定规模时,基于各个体出身经历、社会地位、家庭财产、文化程度、情绪心理、价值取向等错综复杂、难以计数因素的差异,它的内部便必然形成一个由完全同意经可以同意到勉强同意这样一个包含众多类型的幅度。或者,如果将这个“多数”群体粗分为几个亚群体,那么应该会形成由完全同意经可以同意到勉强同意的序列。这个序列首先在同意度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如果将“完全同意”的亚群体视为法律或政策的“铁杆拥护者”,那么“可以同意”便显著不同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权威”的“无限性”,使“多数”的权威大打折扣。其次,“勉强同意”的亚群体恰好与那个持反对立场的“少数”相邻,在表决过程中,这个亚群体很可能因为一念之差而加入了这个“多数”的营垒。这样,在法律政策的具体贯彻中,这个群体很可能又由于一念之差归宗那个“少数”营垒,从而使“多数支持法律”的机率大大下降。其实,在“勉强同意”的外围,还可以分出一个“几乎不同意”的亚群体。既然“几乎不同意”,为什么还加入“多数”?因为在事情演化的过程中,某些偶然或意想不到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往往产生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偶然性”才使这个亚群体加入了“多数”的阵营。如此,所谓“多数的无限权威”则必将进一步受到削弱。而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这个“无限权威”还可能走向瓦解。

  第二,如果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在一定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阶段所选择的制度、制定的政策、颁行的法律等只能是一个定量,这个定量在贯彻执行中只能覆盖这个整体的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如果以三维图示来表示,则这些法律政策所涉及的空间就像一个分布不匀缺乏规则的构成,中间呈现着多种未曾触及的空间。而且,制度、政策、法律等的建立和颁布越是处在这样阶段,情况就越是如此。如果这种制度、政策、法律等能够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口袋将这个整体包揽无余,那么,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无限权威”或“绝对权威”。但分析的结论恰非如此,我们又如何称之为“无限”或“绝对”呢?但是,为制度、政策、法律等所遗漏的空间或区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当那些为制度、政策、法律所涵盖的部分运转的时候也一定在同时运转,那么,控制这种运转的权力又归谁执掌呢?既然答案不是这个“多数”或“多数”建立的制度,制定的政策,颁行的法律,我们更难以将这个多数称为“无限权威”了。

  第三,当这个“多数”将国家权力按性质分授众多职能部门时,它实际上也在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相应授予这些部门。而在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下,国家公务人员一般选自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判断识别能力,而且对民主等政治制度以及有关国家法律、政策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理解甚至研究。所以在具体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时一般都有自己的主见和尺度,因而不致盲从或者屈从“多数”的影响。这样,作为“多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执权的精英群体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多数”中分离出来,因而并非像托克维尔所说,这个多数“团结得像一个人似地行动”。[4]而且实际上,在托克维尔所举巴尔的摩的例子中,“民兵”和行政官员不仅没有参与“多数专制”的暴行,且曾设法阻止这一行动。[5]另外,在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下,这个群体一经走上工作岗位,便自然产生一种社会责任感,虽不排除一定情况下也有营私现象发生,但谨慎、公正地行使权力,并力求收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肯定占据主导。毫无疑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少数”的利益,在广度上超越了“多数”,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这个“权威”的“无限”性。

  其次,托克维尔“多数”的逻辑起点是一般或健全民主制,而此时美国历史尚处在刚刚摆脱英国君主制而获得独立的特殊历史时期,民主政治尚属草创,纷乱芜杂,有形缺实,无健全可言。也就是说,这个“多数”的概念与这个美国特殊时期的研究对象有欠吻合,甚至可以说,是以美国当时、具体的“多数”取代了一般意义的“多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淆。这样,托克维尔的研究便由论证的逻辑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历史问题。

  托克维尔登临美洲大陆时,美国建国还不足50年,独立战争的创伤还历历可见,很多规则和制度都还处在试验阶段。这一切都不仅决定并同时表明美国民主还远未成熟。而且,物质上的发展和繁荣尚易于达到,制度的健全或完善却不能在短期内得到实现。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所使用的很多都是19世纪最初十年甚至是18世纪末年的材料,而不是他登临美洲时民主制度业已取得一定发展后的材料。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材料?因为越是往后,民主制度就越趋于健全,类似的材料就越是少见,越不宜搜罗。而越是使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材料,便越是缺乏说服力。即以1812年巴尔的摩事件为例,此时去独立战争结束不过20余年。20余年间,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能建立怎样的民主?正如施工盖房,当时的美国也仅仅搭建了一个民主政治框架,大量或主要的工作还有待未来去做。待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房子方告竣工。我们不认为巴尔的摩事件是一起典型的“多数人暴政”的事例,这在后文将集中论述,而这里所以涉及,仅仅为了说明作者所选材料很多并不足以证明美国已经拥有一个健全的民主。也正因为处在这样的阶段,制度建设或选择才泥沙俱在,鱼龙混杂,非民主的东西随处可见。

  这里还应注意另一个问题,即国民素质问题。国民素质的提高永远是一个变量。我们不能以19世纪初期美国建国后不久的国民素质比附现代甚至当代,或者不能以现代尺度衡量19世纪。这一点,托克维尔自己也认识到了。他说:“我试图描绘和打算评述的新社会只是刚刚诞生。时间还没有使它定型,使它产生的大革命还在继续,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中还几乎不能断定哪些东西将要随着革命本身的结束而消失,哪些东西在革命结束之后还要存在下去。”[6]显然,托克维尔并非没有意识到美国民主的特殊性。而国民素质也一定随着制度的逐步健全而不断提高。《论美国的民主》下册成书于上册出版之后第5年。大概就在这5年间,托克维尔所认识的美国民主发生了显著变化,托克维尔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所以才作了这一特别说明。因此,一旦国民素质有了一定提高,人们对民主制度就会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形成“自我限制”。这对这个“多数的无限权威”也会产抑制作用。

  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托克维尔的下面这段话呢?“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的工具。向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7]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这个人或这个党未必不属于组建立法机构、行政当局、公安机关、陪审组织和“控制”舆论的多数。换句话说,在政治生活的自我运行中,多数与少数及其之间的关系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政治建立之初的多数中的部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极有可能转化为少数,反之,起初的少数也极有可能转化为多数。而经过这样的、事实上往往不止一个变化之后,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已经变得错综复杂,模糊异常,难分彼此了。以此来衡量某一法律、政策甚至制度,则它们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平等内涵,而制定后贯彻执行的过程更呈现出平等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作为群众个人抑或作为官员或职员个人,人人都有一个道德尺度,都有自己的职业伦理或政治伦理。当冤案暴露之后,人们一般都会以自己的尺度作出判断,进而作出行为选择。即使在纯粹政治层面,人们也总有一种伦理底线,在这种伦理底线的作用下,冤案应该能够得到反正,或接近于反正。如果得不到反正,则问题的真相很可能未明,或支持者还不解真情。对于那些身处逆境遭受非人待遇的同类,人们所持的态度大约更多为同情和不平,只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而难以表达或不敢表达,甚至不得不相反。而恶劣的政治环境的形成,便不是民主而恰恰是专制的结果。另外,民主政治下的政党、总统或首相、官员的任期都有制度性规定,这种制度性规定不仅可以有效阻止或终止政府的恶政,使正义得以伸张,冤案得以平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容涵了平等原则。即或在现任政府有冤假错案未得伸张,下届政府可以受理并予反正。更重要的是,现任政府的“多数”,在下任政府可能转换为少数,而少数亦可能转换为“多数”。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谓“多数”和“少数”的转换,绝无规律可循,绝非整齐划一,一切都以选民或公民表决或选举的意愿为依归。惟其如此,恰恰体现了公正、公平、正义和平等原则,并进而呈现出平等的趋势。

  以此审读托克维尔的“控诉”,便感到有欠周全。他将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作了极其笼统、极度简单化的处理。而经过这样的处理,美国似乎成为类似黑社会布控的一张巨网覆盖下的所在,而所谓“少数”也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即使是刚刚建国的美国,又如何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宪政大厦?既然正义不能伸张,冤假错案无法平反,年轻的美国为什么不去选择君主制至少是君主立宪制,却以民主共和制作为建设的目标?而民主制又为什么成为多数民族国家由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矢志追求的目标?

  

  二、关于“民主政体立法不稳定”的结论

  

  托克维尔说:“立法的不稳定性,是民主政府具有的一个弊端,因为它来自民主制度不断改换新人执政的本性。”[8]这里所谓民主制度,是作者由美国民主推及一般的民主制度,所以所谓立法的不稳定性,是指一般民主制度立法的特性。民主立法当然不是一种完善或无可挑剔的立法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无疑是一种优良的立法形式。正由于具有优良特质,它的立法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民主立法首先要经过一定的讨论。在讨论之前,相关法案业已经过立法者深思熟虑的设计。在提交人民群众讨论的过程中,法案的不足和缺陷又进一步暴露在包括反对者和支持者在内的大庭广众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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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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