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卡: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9: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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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卡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法院面临不断增长的条约解释与适用需求。与国际司法机构相比,国内法院在条约解释的类型、情形与规则等方面有特殊性。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时,国内法院有国内与国际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在实践中呈现因条约、法院和时间而异的特点,其背后是各国法院在相关理论基础、司法理念和现实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我国法院在解释条约时选择国际路径。为此,我国法院可从观念产生到实践运用等方面对条约解释国际路径的整个生成过程进行优化:首先,提高对国际司法核心职能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规则的认知;其次,将明确援引与分步解释相结合,确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规则的形式援引与实质适用相统一;最后,通过适用相关外来资料或参与国际司法对话,支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规则的正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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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①国内法如此,国际条约亦然。根据“约定必守”原则,条约当事国应全面善意适用条约和履行条约义务,为此须首先明了条约规定的正确含义。时至今日,国际司法机构对条约的解释屡见不鲜,国内法院对条约的解释也越来越多。但相较于前者,国内法学界对后者的研究尚未跟进。

   19世纪末以来,随着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发展,以私人间跨国民商事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条约诞生并活跃在婚姻家庭、继承、合同、侵权、海事、海商和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加速和跨国交流合作的推动下,大量主要规范国家与内外国私人间关系的新型国际条约诞生并活跃在贸易、投资、反恐、环境保护、人权保护、国际犯罪惩治等领域。这些新型条约,刺破了国内管辖的“保护面纱”,向主权国家的国内法渗透,与国际私法条约一道扩张,导致国内法院面临不断增长的条约解释与适用需求。在过去,“在国内法院的工作中,国际法问题相对罕见,只是偶尔会出现”;③但现在“时代变了。各国法院现在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往往取决于对国际法的正确理解与适用”。④由于条约现已成为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因此国内法院解释和适用的国际法主要是条约。但在解释条约时,一些国内法院适用国内解释规则,这造成解释结果的多元化,加剧了国际法的解释碎片化,⑤损害了条约的一致适用与实质统一。由此,国内法院的条约解释问题在实践中日益突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法院也面临不断增长的条约解释与适用需求。对此,2015年6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我国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意见》)专门就我国法院的条约解释提出要求:“要深入研究沿线各国与我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贸易、投资、金融、海运等国际条约,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增强案件审判中国际条约和惯例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除了复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一带一路”意见》对如何“严格”依《条约法公约》解释条约并无具体说明。对此,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以明确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具体规则和做法。

   目前,在理论与实践上,国内法院的条约解释主要涉及三方面:(1)要素特征,包括国内法院条约解释的类型、情形和规则等。(2)条约解释规则的选择。《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被誉为条约解释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以下简称维也纳规则),⑥但对该规则,国内法院或采用或忽视。(3)国内外的实践案例。就这些方面,国内研究还相当欠缺。本文拟在分析国内法院条约解释要素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学术观点与实践案例,着重讨论国内法院条约解释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进而为我国法院的条约解释提供建议。

   二、国内法院条约解释的要素特征

   条约解释通常是指“对一个条约具体规定的正确意义的剖析明白”,⑦但从动态视角观察,条约解释也包括说服条约解释者采纳某一最恰当的解释的过程。⑧在此过程中,主体、对象、场合、规则与方法等条约解释要素都可能对“某一最恰当的解释”产生影响。因此,从条约解释过程角度看,有必要首先对一些解释要素进行分析。这里主要探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条约的主要类型

   国内法院解释和适用的是法律性而非政治性国际规则,这是其司法职能使然。为此,一方面,国内法院须首先确定国际规则的法律化程度。这种法律化包含三个逐级升高的要素:(1)义务性,即该规则对国家等主体的约束程度;(2)精确性,即该规则界定权利义务的清晰程度;(3)授权性,即司法机构被授权解决争端和解释、适用、创设规则的程度。⑨如果具备这三个要素,或义务性和授权性高,那么即使精确性不足,该国际规则也仍属法律性规则;反之,即便兼具义务性与精确性,但若缺乏授权性,该规则也仍属政治性规则。另一方面,在国际规则的适用上,国内法院已发展出协调技术和规避技术。协调技术是“国内法院用以使国际规则在其国内法律秩序中实施的众多实践做法”,其典型是“国内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某国际规则在国内法律秩序中具有正式法律约束力”。⑩规避技术则是国内法院主要基于政治或外交考量而创设的不适用国际规则的实践做法,如将国际争议归类为政治问题,或运用当事方诉讼资格和案件可裁判性等要求而拒绝行使管辖权;(11)或在条约解释时听命于行政机关;(12)或将条约识别为非自执行条约而不予适用等。总之,若国内法院将其认定为法律性规则,则可依“协调技术”加以适用;而若是将其认定为政治性规则,则可通过“规避技术”不予适用。

   那么,有哪些国际规则已法律化,可让国内法院通过“协调技术”加以适用呢?根据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类型,国际法规则可分为水平型、垂直型和跨国型三种。对这些规则,国内法院的适用是不同的:(1)水平型国际法规则。其主要规范国家间政治、外交等关系,受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主宰,所涉争端属于水平型争端,是国际司法机构的传统管辖范围。(13)这种规则虽具有高度义务性与精确性,但缺乏授权性。国内法院通常将其视为政治性规则而使用“规避技术”不予解释适用。其典型是国际军控条约、外交关系条约。(2)跨国型国际法规则。其主要是规范私人间跨国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规则,所涉争端属于跨国型争端。这种规则,授权性程度最高,法律性最强。对此,国内法院在争端解决以及法律的解释、适用与发展等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由于这种规则授权性高,因此即使精确性不足,也不妨碍国内法院的适用。(14)对这种规则,“其解释主要以各当事国法院的司法性解释为主”。(15)(3)垂直型国际法规则。其主要规范国家与内外国私人间关系,所涉争端是一种垂直型争端。当私人主张其权利受国家侵犯而依国内法寻求救济时,国内法院提供救济通常没有问题;但当法律依据是国际法时,国内法院是否提供救济则要取决于其对该争端性质的识别。即使私人认为该争端是垂直型争端而要求适用垂直型国际法规则,但若法院识别为水平型争端,则仍可排除此种规则的适用。由此,在涉及国际垂直争端的案件中,国内法院有较大授权性给案件定性。上文所指新型条约主要是这种规则的体现。

   由于水平型和垂直型国际法规则分别对国家所承受的国际义务作了对外与对内指向,因此又可称其为外向型国际法规则与内向型国际法规则。(16)显然,与外向型国际法规则不同,内向型国际法规则是一种国内化的规则,其“用武之地”主要在国家内部。目前,“大量的现代国际法规范都是内向型的。许多国际法领域,如国际人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国际人道法、国际海洋法、国际环境法,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派生(或二级)法……要么完全由内向型规范组成,要么内向型规范占了大多数”。(17)鉴于条约是当代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其自然就成为这些新型国际法规则的主要载体,本文称其为垂直型或内向型条约。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沿线各国缔结或共同参加的贸易、投资、金融、海运等条约都属于这一类型。“由于如今大量的国际义务都是内向型的,而且这些义务涵盖了现代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因此很多这些国际义务都要被国内法院所考虑。”(18)

   (二)条约解释的主要情形

   国内法院的条约解释一般以条约适用为前提,国内法院在明确或默示适用条约的下列情形中,可能对条约进行解释。

   1.明确适用条约。条约的适用有两种方式:(1)间接适用,也即“解释一致”原则,据此国内法院须以一种不与本国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相抵触的方式解释国内法。该原则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都存在。(19)其典型例子是“迷人的贝茜规则”,(20)即“当存在其他解释可能性时,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不应作违反国际法的解释”。据此,只要条约对本国生效,即使其未被并入或转化,国内法院也仍可通过该规则达到解释目的。通过该原则国内法院可“幽灵般”适用条约,产生与条约并入一样的效果。(21)与此相应,国内法院通过此方式解释和适用上述三种类型的条约。(2)直接适用。在持“二元论”的国家,国际法并非国内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国际法;而当国内法院解释由条约转化的国内法时,可依“解释一致”原则予以解释,以确定国内法是否违反条约。在持“一元论”的国家,条约通过并入方式获得国内法效力,条约一般分为自执行条约与非自执行条约两种。从大多数持“一元论”的国家实践看,“如果条约旨在使私人获益就可直接适用,那么条约的条款只要足够清晰和准确,法院就可依职权将其作为裁判规则适用”。(22)由于跨国型与垂直型条约主要惠及私人,因此它们是持“一元论”的国家法院解释并直接适用的主要对象。

   2.默示适用条约。即国内法院适用来源于条约的国内法,但未指出该国际法渊源。当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定高度一致时,该国内法通常被称为“同质”规范,国内法院对其解释实际上会产生与解释国际法“实质一致”的效果。在人权领域大量存在这种国内法规范,其相对应的同质条约主要是国际人权条约,属于垂直型条约。国内法中的人权条款作为一种“同质”规范,国内法院对其解释,即使未指出其国际法渊源,也会产生解释同质条约条款的效果。但“实质一致”所产生的条约解释效果更多是一种间接效果,这与“解释一致”不同,后者是一种直接效果。

   我国法院对条约进行解释的方式有三种:(1)“解释一致”。对我国已生效的条约,即使其尚未成为国内法,我国法院在解释相关国内法时仍不应违背条约义务。(23)(2)“实质一致”。在我国法院解释涉及人权等事项的国内法时,可能产生解释同质的人权条约的效果。(3)对某些自执行条约进行解释并将其作为裁判依据。“从实践看,中国以‘并入’方式适用国际条约”,包括“直接适用‘自身可执行’的条约或条款”和“间接适用‘非自身可执行’的条约或条款”。(24)对于“自身可执行”的条约(即自执行条约),我国法院可直接适用,但可能需要先行解释。目前,我国各级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总数已达到33个,其中大多数属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跨国型条约;(25)但也有少数属于垂直型条约,如维护国际航空安全的三个主要国际公约。(26)对于“非自身可执行”的条约(即非自执行条约),我国法院可间接适用,即“根据国际条约制定、修改或补充……国内法律、法规”。(27)法院在解释这些国内法时,可能需要判断其与我国的条约义务是否相抵触,为此需要依“解释一致”原则对非自执行条约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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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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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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