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当前欧元国际化的挑战、应对及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6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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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凡  


【内容摘要】欧元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单一市场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但在当前国际化进程中却面临诸多挑战。2018年下半年以来,为在全球新变局下维护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欧盟扩大欧元国际影响力的意愿更为明显,并提出一些意向性举动,相对过去有更强的“扩张性”。未来,欧元国际化在某些领域的努力能收获一些实效,但由于诸多现实条件限制,将很难在国际化水平上取得飞跃式进展。


欧元是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单一市场建设的重要成果,它的国际化水平与欧盟的经济、政治、外交利益密切相关。2018年下半年以来,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盟情咨文”讲话、欧盟委员会的《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文件等,均展现了欧盟主动塑造提升欧元国际化的愿景和规划的努力,是欧洲单一货币发展轨迹的重要变化。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未来欧元的国际化水平能否实现飞跃式进展仍令人质疑。本文拟从分析当前欧元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危机入手,阐释欧盟推进欧元区国际化规划及举措背后的考量与现实意义,并展望欧元国际化的前景。

当前欧元国际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货币国际化指的是某一货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成为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政府储备货币的过程。由于欧元是欧元区各国放弃本国货币所创建的单一货币,因此本身即带有国际化和国际货币的性质。欧元国际化发展是不仅包括了欧元在国际使用方面的扩大,也包括了维护其在欧元区内外的地位和稳定。从这些方面看,欧元的国际化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自身发展受挫和外部环境恶化。

从欧元自身发展看,欧元国际化的挑战直接表现为国际地位发生实质下降。欧元在创立之初即是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但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给欧盟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欧盟国际经济地位和欧元信用下降随之大幅受挫,最终造成欧盟货币权力载体——欧元国际地位受到冲击。总体趋势上,正如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伯努瓦·科尔指出,欧元综合国际化水平在2004年左右为其顶峰,超过27%,随后即呈现震荡下跌趋势,2017年已不足22%。欧元国际地位下降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国际机构的认可度下降。危机后令欧盟国际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其占全球GDP比重从2007年的30.66%降至2018年的22.1%,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权重变化这一直接反应国际货币分量的指标中,欧洲下滑明显。2015年,IMF调整新一期货币篮子权重,人民币首次“入篮”,获得10.92%的份额,而欧元和英镑分别损失6.47%和3.21%,几乎是欧洲国家为人民币让出空间,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欧元在欧债危机后国际地位下降的体现。二是欧元的投资信用下降。对于国际货币而言,国内外使用者的使用规模和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货币坚挺性和前景的信心。若投资者和使用者对某一国际货币信心减弱,出于避险偏好就会降低该货币在金融和贸易中的使用率。欧元在欧元区外银行跨境贷款的比例从2004年的42.3%跌至2017年第四季度16.3%,欧元占欧元区外国际存款的比重从2004年的27.6%跌至2017年第四季度24.8%。三是欧元主权融资信用水平下降。国债等以主权为担保的融资工具的信用水平,部分反映了市场对该国货币的安全性的评价,也反映了该货币国际融资能力的强弱。欧债危机后,随着欧洲经济表现及前景下降,欧元金融产品受欢迎程度降低。如欧元区3A级主权债券从金融危机前的8个降到3个,发行量占欧元区GDP比重仅10%,而美国却达到70%,这也反映了欧元区优质资产供应不足;全球每年交易量达到96万亿美元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中,85万亿与美元相关,欧元相关仅31万亿。欧盟整体国债信用评级水平(AA)也在危机后落后于美国(AA+)。四是欧元的国际交易作用下降。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美元占全球跨境支付中的比重从2012年的30%升至2019年的40%,而欧元则从44%下降至34%,显示了贸易商和消费者对欧元支付便利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的信任下降。

根据货币权力理论,货币国际化水平背后反映的是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欧元国际地位下滑的背后是近年来欧盟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下滑。在经济领域,欧盟经济相对实力处于不断下滑的趋势。自1999年欧元诞生后至2003年,欧盟和欧元区国际经济地位强势。2003年欧盟GDP总量(11.95万亿美元)高于美国(11.45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4年欧盟GDP占世界的31.4%,2008年仅欧元区GDP(14.15万亿美元)就能与美国(14.71万亿美元)相当。在2008年后,欧盟连遭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两次重创,其经济复苏速度远落后于美国和世界水平,欧美增长差距迅速扩大,2015年欧盟GDP总量(16.43万亿美元)在2003年以来首次被美国(18.22万亿美元)超过。2018年欧盟GDP全球占比跌至22%,为欧元诞生以来最低水平,而美国GDP全球占比达24.23%,为2008年以来最高。而2019年欧元区GDP总量预计将被中国超过,欧盟国际经济地位下降已成不争事实。在安全领域,美国近年来本土安全形势极其稳定,基本没有面对较大的军事挑战。但欧洲安全形势却明显恶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引发乌东部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给欧洲带来严重的恐怖主义隐患,欧洲前所未有地在本土频频遭受恐怖袭击,同时中东、非洲、阿富汗等周边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其安全威胁也不断向欧洲蔓延。欧盟各国自身在防务上资源、装备和人员远不足应对上述威胁,无论是面对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安全挑战还是在马里、尼日尔等国的反恐行动都严重依赖北约和美国支持,而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中东冲突地区中欧盟的安全作用已被边缘化。因此,欧盟安全状况和安全能力都受到严重挑战。在政治领域,欧盟由于受到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连番冲击,各成员国对欧盟不满以及相互间矛盾显著上升,明显表现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南北之争”和关于移民与法治问题的“东西之争”。同时,经济与移民问题恶化导致民众经济状况和安全感急剧下降,对各国建制派与欧盟机构的不满迅速上升,进而导致反欧盟、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崛起,其政治影响明显表现在英国“脱欧”、意大利、奥地利等多国民粹政党执政等现象上。欧盟政治碎片化和民粹化,将直接导致各国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下降,与维护共同利益相比而更倾向维护本国利益。欧盟内外由此将对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治理能力产生很大怀疑,不仅担心各国对欧元这一一体化最大成果的支持能力和意愿,同时怀疑经济低迷、债务赤字居高不下的意大利等重债国有无可能引发新的经济危机,再次将欧元推到濒临解体的境地。政治分裂也阻碍着欧盟推进加强竞争力的经济政策,从而增强欧元经济基础的能力。此外,欧盟的制度光环、价值观高地均由此受到严重挑战,发展前景遭遇质疑。有中国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受到世界普遍认可也是国际货币重要的“软实力”。综上所述,支撑欧元国际化水平的软硬实力均遭遇挑战。

其次,欧元的国际化水平不足以保护自身经济安全。欧元虽然是全球第二大货币,但欧盟仍然依赖于美元为基础的交易体系,而美元对于欧洲经济安全的威胁在上升。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一直赤裸裸地利用美元霸权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如20世纪60[1] [2] [3] ~70年代,美国施压欧洲国家为维护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承担责任,转嫁美国贸易逆差压力和其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贡献,并半强迫德国等国将贸易盈余转为美国国债,防止其将美元兑换黄金等,利用美元体系“兹事体大”“绑架”其他国家。过去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谋取私利的手段“相对文明”,牺牲盟友、损人利己的一面尚不凸显,但近年来却逐步显露出“武器化”、流氓化和进攻化的一面。奥巴马时代这一趋势已经显露,比如2014年美国司法部以法国巴黎银行违法向伊朗等受制裁国家提供外汇清算业务为由,对该行罚款110亿美元;2016年美国司法部又以在金融危机期间向美国投资者违规出售抵押债券为借口,对德意志银行处以140亿美元的罚款诉讼。除了大笔罚金之外,美国还以违反制裁条例为理由,对欧洲企业处以没收在美资产、切断美元交易等处罚措施不胜枚举,明显将美元霸权作为威逼他国配合其经济制裁政策及打击他国企业乃至直接掠夺财富的手段。特朗普时代,美国更是肆无忌惮地挥舞美元制裁大棒。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于2018年8月、2018年11月和2019年5月,逐步收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而欧盟及成员国虽不断抗议,并谋求重启欧盟“阻断法令”来保护欧洲在伊朗投资的企业,但企业在市场规则以及美国依托SWIFT结算体系和美国市场吸引力的金融和经济大棒威慑下,道达尔、空客等欧洲大企业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而随着美国对委内瑞拉制裁可能进一步加剧,以及对古巴全面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美国依托美元支付体系的制裁举措将进一步损害欧盟企业的经济利益,并且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一定程度上被“顺从”美国的制裁举措所绑架。“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奥登达尔指出,如果欧洲人不扩大欧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使用,则将有自身利益被“其他货币强权”侵犯的风险,而欧元扩展国际化的最大好处,则是减少对美元交易体系的依赖,增强金融自主性。

当前欧元国际化的主要举措

当前,欧元国际化所遭遇的挑战,使得欧盟巩固和发展欧元国际地位变得更为紧迫。事实上,欧元以及其国际化进展的稳定与否,不仅仅关乎于欧洲经济的稳定,更会影响到欧盟政治、外交、安全以及国际地位。比如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经济衰退以及财政紧缩等反危机操作带来巨大外溢性影响。在政治领域,债务危机使欧洲民众特别是边缘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盟机构的能力与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对大幅削减福利与公共支出的不满被洒向成员国政府以及欧元区和欧盟。英国拒绝“财政契约”乃至脱欧公投的背后,也有英国对欧元区是否成为其拖累的隐忧;意大利2018年6月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和欧盟就财政问题产生的激烈博弈,其背后也反映了该国对于欧债危机以及危机后欧盟“财政紧身衣”的强烈抵触。在对外关系上,危机前欧盟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所谓民主、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吸引力,外交的价值观取向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欧、中东、北非等地区的干涉与“指导”均站在道德高点之上,入盟进程的吸引力也是其周边政策重要抓手。而债务危机至今,欧盟实力的相对衰弱也导致其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入盟前景的魅力大不如前,其对自身在全球的位置定位及周边政策不得不从理想回归现实。同时,欧元相对于美元在国际结算、贸易、金融方面“仰人鼻息”的现状,在近年来美国对欧洲企业“长臂管辖”中暴露无遗。而对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欧洲国家虽大为不满却因惧怕制裁而不敢坚决维护欧伊经贸和投资关系,这直接反应了欧元的欠缺进一步国际化已经影响到欧盟外交安全行动的执行力,无法全面维护自身利益。欧盟内部对建立旨在提升自身经济领域竞争力和独立性的“经济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将此举视作在大国竞争、“美国优先”的时代下,保护欧洲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利益和独立自主性的必有之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丹尼尔·戴亚努指出,欧元在国际支付领域使用程度的不足,已经成为危害欧盟“经济主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欧盟进一步加强欧元国际化建设的动力加强。

因此2018年以来,欧盟呼吁采取措施加强欧元国际化地位,特别是提出要在国际贸易支付、金融、储备等领域扩张欧元的使用,这与此前欧盟和欧共体对于欧元国际地位的中立态度相比,发生较大转变。2018年12月5日,根据此前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政策通讯文件,提出了关于在能源等大宗商品及战略性产业中加强欧元支付结算水平的政策建议。欧盟推进欧元国际化的态度事实上与欧盟加强欧元治理机制的诉求一脉相承,从2015年提出的《五主席报告》,到2017年欧盟就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布的反思报告,再到2018年9月欧委会主席容克发表在其任内的最后一次“盟情咨文”,均在强调增强欧元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并成为欧洲普遍的政策共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法国央行行长加尔豪等政要以及“布鲁盖尔”研究所、德洛尔研究所等亲欧政策机构均呼吁欧盟加强欧元的国际地位,并称之为欧盟维护和拓展经济、金融、外交利益与独立性的必由之路。

在此次欧盟促进欧元国际地位的政策文件中,其在落实路径上提出了四大设想。第一是继续“修炼内功”,推进经济与货币联盟体制机制建设。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通过夯实单一经济体在财政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促进其经济的实力和稳定,以增强投资者对货币背后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信心,是欧盟维护欧元国际地位的基础,欧洲学界和政界对此的共识日趋明晰。目前看,欧元区正向两方面努力。其一,建设欧元区共同预算。2018年12月14日欧元区领导人峰会同意加强对于救助成员国债务风险的“欧洲稳定机制”(ESM)进行改革,支持欧元区设计新预算工具,以增强欧元区的趋同性和竞争力。2019年6月,欧元集团根据此前欧元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共识,提出“趋同性与竞争力预算工具”(BICC)的概念,BICC将以欧盟预算出资,在受资助国家遵循结构改革承诺及欧盟财政纪律的前提下,由成员国提出结构改革和公共投资方案,BICC将拨发公共资金进行支持。10月,欧元集团进一步细化BICC的路线图,欧盟预算将在2021年前划拨170亿欧元的首批资金,其中至少70%将会分配到成员国,成员国也需从自身财政中拿出BICC所获款项的25%作为配套资金。欧盟政界和舆论已经普遍把BICC视作欧元区共同财政的“迷你版”,认为它是朝共同财政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其二是构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欧盟早在2013年提出的“银行业联盟”规划,核心是欧元区层面银行救助基金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加强银行业风险管控能力,但近年来一直进展不大。随着欧元对国际化和“自强”的需求上升,主要国家也对此更趋积极。2019年11月,德国财长朔尔茨呼吁尽快建立欧元区存款保险制度、系统性银行风险管控制度。德国财政部还发布了银行联盟的新立场文件,提出欧盟应在欧盟委员会草拟的“欧洲存款保险机制”(EDIS)政策建议基础上,于2019年12月召开专家委员会进行讨论,以加快政策制定进程。此外,德国财政部还提出制定银行破产法规、银行存款再保险机制以及制定欧盟统一的银行业税率等新政策建议。德国在关注抗风险的同时,也在推动构建欧盟统一的金融市场,旨在结束由于制度差异造成内部的金融行业碎片化状态,以提升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成熟度,为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金融市场。

第二是提升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欧委会在其政策文件中提出,只有欧元计价的金融交易提高便利性和交易量,才能够吸引投资者参与欧元金融产品的投资,对应货币国际化理论中的“金融深化”效应。欧元区与美国在金融市场深度和流动性上差距明显,比如2018欧元区股票和债券市场总规模为20万亿美元,而美国则达到了50万亿美元,欧盟与美国金融业日交易量分别为20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欧元区企业融资中仅30%通过债务或股权融资,而美国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0%。鉴此,欧盟将在以下方面促进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建设。首先是提高欧元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行业的硬件设施以及各种制度法规等,其对金融市场吸引力具有重要影响。欧盟自认自身在制度和金融渠道以及金融市场软硬件发展上与美国的差距。在《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报告中,欧盟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基准利率机制、完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建设欧元信用卡和网上支付系统、建立欧元区内外汇交易平台等,以提升欧元在外汇、金融衍生品、跨境交易等领域的实力,增加欧元的使用频率。其次是增加欧元“安全资产”(Safe asset)的供应。“安全资产”指的是以主权等为担保的高信用资产,具备良好的保值增值能力和流通性的金融资产,一般包括评级水平较高的主权债务等。充足的“安全资产”将不仅将为投融资提供更为顺畅的渠道,同时也将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充足的“资金避风港”,从而增加市场持有或投资以该货币计价金融产品的意愿。然而,欧盟虽与美国在经济规模上属于一个量级,但“安全资产”供应量却有较大差距,2018年美元计价“安全资产”超过20万亿美元,而欧元计价为1万亿美元,仅为欧元区全部国债价值的1/4。欧盟政策界就如何发行欧元区“安全资产”提出诸多政策设想。2019年2月,欧盟委员会财政金融总司官员何塞·莱安德罗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演讲指出,“安全资产”应考虑安全性、发行规模、流动性、债券到期、道德风险等诸多因素,可供考虑的模式包括国债抵押证券、欧元区共同债券等,同时透露欧委会已成立工作组对此进行研究。10月,“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战略与机构关系副主任马特贾斯·苏塞奇指出,ESM可以以该机构的资金池作为担保发行公共债券。希腊前财长瓦魯法基斯则提议,欧洲央行可以在每一笔欧元区国债到期后,依据欧盟公共债务纪律上限为准绳,按比例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不仅为市场提供“安全资产”,同时能起到鼓励欧元区国家遵守财政纪律的作用。

第三是在官方层面推动欧元的使用。促进国外贸易和投资来推进货币国际化,在历史上有诸多案例。例如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联系扩大,逐渐建立了美元在拉美的主导地位;二战后美国对欧洲发起的“马歇尔计划”也形成了美元资本和美欧贸易与投资的循环回流;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东亚推广的“雁阵模式”投资也助力了日元资本的输出,欧盟也有意去模仿这些经验。欧委会在《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文件中,提出鼓励欧盟金融机构发行欧元计价债券,通过经济外交劝说伙伴国家增加欧元使用,通过对非洲的“对外投资计划”及对周边国家的财政援助等方式向外输出欧元。2019年6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布鲁盖尔”研究所在联合报告中建议,欧盟应当用好着眼于欧盟内经济项目公共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EIB)以及冷战后旨在促进东欧中亚经济转型的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EBRD)两大欧洲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促进EIB和EBRD在欧盟外国家的公共项目投资和国际收支援助中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模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投融资角色;欧央行应模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欧元在欧盟外特别是周边国家紧急资金援助上的作用;发展与其他伙伴国家的货币互换,增强欧元在欧盟外银行业的最后贷款人角色。

欧盟也正逐步将欧委会和智库的政策建议付诸实现。在货币互换领域,2019年3月,欧央行与英国央行启动了货币互换协议,英国央行将从欧央行获得欧元并向英国的银行提供欧元贷款的权力;10月,欧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续签3500亿元人民币换450亿欧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至2022年10月。在海外投资领域,EIB等多边金融机构也试图扩展其欧盟外公共投资能力,成为欧元国际化的抓手。EIB在欧盟内基础设施和共同投资上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实践,其资产负债表5560亿欧元,是世界银行的两倍,具备AAA级融资信用,投资损失率仅为0.02%。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说,EIB具备宝贵的资产,但欧洲人却没完全利用好。当前,EIB已出现“觉醒”倾向。2019年6月,EIB提出要设立名为“欧洲可持续开发银行”的分支机构,旨在促进欧盟外的经济开发项目,并准备在2027年前向亚洲和非洲输出600亿欧元贷款。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提出设立“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气候银行”等投资促进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机构或机制,预计也将在欧盟内外广泛加强该领域投资。

第四是加强欧元在国际贸易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中的交易中介作用。从国际货币权力角度来说,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特别是重要战略性商品中交易计价比例的提升,也是该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表现。20世纪70年代,美元分别遭遇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爆发两大冲击,美元国际信誉大幅下降。面临货币危机的美国以秘密外交的方式,通过做出提供安全保障和出售军火等承诺,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秘密条约,即沙特以美元计价出售石油,获得的美元后以购买美国国债、商品及对美投资等方式回流美国。在沙特这一石油生产主要大国、欧佩克和阿拉伯世界盟主的支持和带动下,美国将全球的石油贸易打造成美元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甚至令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比黄金挂钩时代还强大。欧盟作为占全球贸易量15%,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重要生产大国,对欧元在贸易领域计价份额与欧国际贸易地位不匹配大为不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指出,欧盟每年进口3000亿欧元油气,其中只有2%来自美国,但美元结算比例却高达80%,欧洲国家还要以美元购买欧制飞机,这些现象“极为荒唐”。欧盟通过国际贸易上拓展欧元国际化水平的意愿明显上升。在《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文件中,欧委会提出要在能源航空等欧盟具备交易优势的领域推广欧元交易,比如在欧盟国家及各国企业与第三方签署油气合作合同时,增加欧元为计价单位的合同,在飞机产品、高铁及船舶交易中研究增加欧元计价交易的方式。2019年2月,欧盟建立了一个探索能源等领域推进欧元计价的小组,其中包括了OMV、Eni、Engie等欧洲知名能源企业,以共同研究以市场方式扩大欧元的贸易结算。在支付渠道建设上,欧盟也积极探索绕开美元为基础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独立支付体系。2018年9月,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与英、法、德三国外长会晤后宣布,欧盟提出将建立旨在帮助欧盟及第三国进行与伊朗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结算的“特殊目的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2019年1月,莫盖里尼与英、法、德三国外长再次发布联合声明称,将继续推进SPV建设,并将该机制暂时命名为“贸易结算支持机制”(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INSTEX SAS),其总部设在巴黎,主要支持的交易限定为药品、医疗器械和农产品或食品, 2019年6月,欧盟宣布INSTEX正式运营并向欧盟成员国开放,同时宣布首笔交易已经完成。

欧盟推动欧元国际化的前景

由于欧元国际化程度不足,欧盟保护自身经济、安全、外交等利益变得愈发困难。同时,美国内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运行朝着现实主义和大国竞争的方向发展,欧盟清醒认识到只有增强自身硬实力,并在经济、外交、安全政策中“回归现实”,才能保护自身利益和政策独立性,而非在大国互动中随波逐流或被边缘化。因此,维护并加强欧元的国际化地位符合欧盟在捍卫全球利益以及巩固和发展欧洲一体化的需要。

欧盟内部政治版图的变化给欧元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2019年欧洲议会完成了选举,欧盟各主要机构也完成领导人换届,德国人冯德莱恩和法国人拉加德分别担任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央行行长,这两项人事任命代表着法德两大国重新加强了对欧盟发展的领导力和推动力,且形成了清晰的协调和分工,即德国执掌欧盟行政和政策设定权,法国执掌货币权。冯德莱恩已明确表示,她将力求维护欧盟利益、团结和国际地位,直面现实挑战,甚至将本届欧盟委员会称为“地缘政治委员会”,还宣称欧盟应学会以“实力的语言”保护自身利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曾担任法国财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她的任命显示欧盟希望倚重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专业领导力,带领欧洲央行在欧元区制度建设和扩展欧元国际影响力这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拉加德在履职前后,多次呼吁提振欧元区经济不仅需要货币政策,也需要更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主张德国、荷兰等财政盈余充足的欧元区国家带头扩大公共投资。2019年9月,拉加德在欧洲议会的听证会上称,欧元区应尽快设计共同金融工具,以满足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推进欧元国际化进程。

从外部环境看,由于美元霸权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苦不堪言,甚至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目前所作所为正在透支世界对美元的信任。出于平衡美元货币权力考虑,许多国家对欧元扩展国际化的意愿持积极态度。同时,由于欧盟在扩展欧元贸易与投资上已形成初步基础,中国、俄罗斯等国出于提升非美元贸易与投资水平的现实需求,展现出与欧盟合作的意愿。2019年10月,俄罗斯最大的能源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宣布,该公司未来石油产品交易的计价货币将完全从美元转为欧元,每年交易额可达890亿美元。2019年11月,中国财政部宣布在巴黎发行40亿欧元的主权债券,为中国15年来首次发行欧元债券。“布鲁盖尔”研究所访问学者依琳娜·瑞巴科娃指出,俄罗斯“去美元化”战略自然使其转向欧元,支持欧元国际化甚至会成为欧俄之间最大共识和共同利益。因此,未来欧元国际化在某些领域将有取得一定进展的可能。

然而,从欧元的发展逻辑及其国际化的客观条件看,短期内不具备大幅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条件。首先,欧元区发展前景是欧元国际化的最大基础,但其未来改善的空间有限。伯努瓦·科尔指出,近年来欧元国际地位下降,首要原因就是欧元区自己出了问题。欧元区稳固财政状况以及建设共同财政的努力,与欧元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欧元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在财政转移问题、设立共同债券、财政纪律等问题上均存在较大结构性矛盾,同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在欧洲普遍抬头,使得各国在欧元区改革问题上更趋向于维护本国利益而非促进共同利益,欧元区因而在短期和中期内很难以在上述领域实现明显突破。欧元区虽然挺过了债务危机,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整体公共债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意大利、希腊等重债国仍在不断上升,2018年分别达到134.8%和181.2%。2018年10月以来,意大利新政府预算与欧盟委员会就预算问题冲突不断,令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发展前景更为担忧。此外,欧元区经济在近年来下行压力明显增大,2018年经济增长率从2017年的2.5%跌至1.9%,预计2019年仅为1.1%,德国、意大利等欧元区大国也多次出现疲弱增长甚至是“技术性衰退”。上述问题都将使投资者看衰欧元区的经济金融状况,拉低欧元对欧元的信任。

其次,欧元提供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能力仍不及美元。国际货币既具备货币权力属性,也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即提供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资产保值等方面的媒介与工具,欧元在这些领域与美元差距仍然较大。在贸易结算、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定价等领域,美元在交易成本和便利性方面仍具备巨大优势,美元贸易计价也使得国际贸易信用、保险及衍生品等相关金融服务计价更倾向于使用美元,形成了较强的“滚雪球效应”和“路径依赖”。投资渠道上,当前欧元区只有德国等个别国家国债在信用和安全性等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欧元区虽然形成了发展更多欧元安全资产的共识,但短期内很难大幅缩小与美元的差距。商业和市场力量推动欧元扩展国际化地位的作用会很有限。

其三,欧盟政治和外交实力将限制其国际化水平。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不仅仅需要经济实力支持,也需要需要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综合实力为后盾。有学者认为,美国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和信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能够以撤军为威胁迫使联邦德国支持美元、美国地缘位置和军力保障了美国本土财产安全。同时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号召力和盟友体系也是美元在政治上的支柱。然而,欧盟长期属于经济和价值观等“软实力”见长的多边行为体,在采取共同外交决策上行动力不足,军事安全领域有明显短板并严重依赖美国。近年来,欧盟虽不断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并提出了旨在打造欧盟自身联合防务能力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然而由于欧盟各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的认知和立场差距极大,同时欧盟在当前经济低迷背景下各国在扩展防务支出、投资军事装备研发和生产的意愿也有限,PESCO很难根本改变欧洲安全依赖北约框架及美国的状况,拥有成为世界一级的整体外交和安全防务能力并不太现实。而近年来欧盟面对内部及周边频频出现的武装冲突、恐怖袭击、难民扩散等安全问题时无力有效应对,是欧盟安全实力不足的最好印证。因此,欧元国际化进展将极大受限于欧盟硬实力不足。

最后,欧元国际化将受美国因素的较大限制。美国是国际货币权力的守成国,对于他国扩展货币权力极为警惕和敌视。历史上美国以货币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军事、行动数不胜数,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日本推进“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长期阻挠IMF的改革以及人民币进入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欧元也曾在类似行动中受挫,比如诸多学者认为美国在1999年发动科索沃战争是为了给欧元发展制造负面影响,2003年美国为了阻止伊拉克推进欧元石油结算而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欧债危机前后,美国通过高盛集团在希腊的政府财政评估中“做假账”,在希腊问题暴露后,美国媒体、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不断在舆论上唱衰欧元、散播“欧元解体论”,并在市场上做空欧元。欧盟机构和政策界近年来提出的欧元国际化举措,大多属于逐步蚕食美元贸易结算和投资影响力的手段,因此很容易招致美国的打压。美国国务卿彭佩奥等高官,就欧盟拟推出“特殊目的工具”及“贸易结算支持机制”多次进行言辞激烈的威胁和恐吓,是“美国打压欧元的最好脚注”。欧盟也十分清楚美国在美元权力问题上的敏感心理和戒备本性,在推进欧元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很可能“自我约束”,比如提出“贸易结算支持机制”仅支持食品、药品等结算,而不敢染指石油。未来,欧盟的“小心谨慎”和美国对欧元国际化的防范,也将成为欧元国际化的掣肘因素。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栏目,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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