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儒学的现代意义及核心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 次 更新时间:2022-05-22 23: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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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西文化冲突时期的儒学,有所谓先进与落后之说,即认为西方文化代表先进,东方儒家文化代表落后。东方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实行现代化,儒学被认为阻碍了现代化,因而成为批判的对象,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典型。儒学的核心价值被说成农业社会家族制和专制制度的文化符号。第二个阶段是中西互相解释时期,西方人认为,西方文化代表“普世价值”,并由此出发解释儒学,有所谓“东方学”或“汉学”(汉学的出现更早,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儒学被边缘化。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学者,采用西方的某些观念和方法解释儒学,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如此。儒学的核心价值成为某种概念的符号,为的是使儒学具有现代形式,成为现代文化。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多元化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迎来了这个时代。东亚社会重新反思现代化的经验,提出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于是有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之说。文明对话和相互理解,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儒学的核心价值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的儒学正处在这个时期。

   毫无疑问,我们要以反省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儒学与现代社会。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要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既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以全球眼光看待儒学的核心价值。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核心价值,围绕核心价值展开深层的对话,比那种简单的比附和表面化的比较更有意义。因为它更有利于相互理解与沟通,也更容易从中发现人类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儒家有一句话:“殊途而同归。”这是一条很好的原则,适用于当前的文明对话。

   从历史的层面看,儒学属于前现代的思想文化,有明显的历史和民族烙印。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学,更应当深入儒学的内在本质,挖掘其超越历史的深层意义,同时着眼于时代课题,从“问题意识”出发,才能发现其现代意义。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回到儒学的“原点”,走出古今、中西之争,即深入儒学的内在核心,重新理解和阐释其永久性价值。我曾经提出“回到原点”[1] 以及《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2],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越是深层的,越是具有普遍性意义。只有“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即只有走进儒学的内部,体会其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才能发掘其现代意义。儒学的价值理念与现代社会并不很远,面对全球性的问题,这一点更明显。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为封建专制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或为之辩护。又被称之为“实用理性”(马克斯·韦伯)。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中,儒学有不同层面的表现,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精英儒学,第二个层面是民间儒学,第三个层面是官方儒学。三个层面之间形成互动的张力,既有区别,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表现了儒学的不同功能,同时又反映了儒学的复杂性。

   孔子开创的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英儒学,是人文主义的,同时又具有宗教精神。由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儒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但它既没有教权组织,也没有宗教仪式,更没有最高的人格神,却又有终极性的人生追求,有一套可供人们信仰的价值系统。其精神价值是由儒家即社会精英承担的。后来,儒家提出了“道统说”,体现了它的宗教精神。“道统”之说不仅支撑了儒家的价值系统,而且意在影响、作用于现实的政治。后者称之为“政统”。由于政治上皇权主义势力的强大,儒家“道统”被削弱甚至虚化,进而被利用,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这就是所谓官方儒学。

   尽管如此,精英儒学并未消失,历代儒家不仅坚持和发展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而且发挥了批判功能,并通过民间儒学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成为人民生活的精神支柱。当然,官方儒学具有强大的力量,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之外,还掌握了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以此论证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

   除了“道统”、“政统”之外,还有始终未曾中断的“学统”。儒家思想及价值系统主要是由“学统”接续和发展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道统”与“学统”是合一的。从孔子开始,就是如此。孔子一生以“志道”、“求道”、“行道”为职志,但他是通过“学”来实现这一点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就是指此而言的。海外学者通常用“儒教”称呼儒学,这样称呼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如前所说,儒学中包含了宗教精神,过去,中国也有“三教”(儒、道、佛)之说。但是,就其本义而言,这个所谓“教”,实际上是指教化,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教,虽然它具有宗教的功能。

   问题是,儒学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有无积极意义?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它还涉及政治制度的历史合法性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重要的是,当今研究儒学,在了解其不同层面的功能之后,要回到儒学本身,通过解读原典,理解其深层意义,发掘其核心价值,才能揭示其现代意义,同时也就回答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一类的问题。

   那么,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现代意义何在?我现在只能谈一个问题。

   儒学是德性之学,其核心是仁。仁是人类最真实的情感,又有理性的普遍形式,或称之为情感理性。仁是人的理性自觉。仁表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亲情。家庭亲情不仅使人的情感得到安慰,而且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在社会政治层面,仁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形成“仁民”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其深层意蕴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将人视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仁的体现是“爱物”、“万物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的深层生态学。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一切取决于人类的活动,提高人的德性,转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培养仁德,提高心灵境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

   儒学的德性之学,不同于西方的智性学说。智性的最高成就是纯粹理性(或自由理性),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民主;德性的最高成就是情感理性,以“仁民爱物”、“万物一体”为最高境界。二者各有特点和贡献。今日,在讨论人类发展和多元文化下的价值建构时,儒家的德性之学及其核心——仁的学说特别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仁的德性具有何种实践意义?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儒学的当代使命,主要体现在这里。


一、仁何以是情感理性

  

   纯粹理性强调客观普遍性,同时也很重视人的主体性及其建构作用。但是,不管是“人为自然立法”,还是“人为自己立法”,都是以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二分为特征。而理性与人的情感也是二分的。理性被认为是能够建立一切秩序的普遍原则,而情感被归结为浪漫主义的情调,处于哲学文化的边缘(当经验主义对理性的独断提出批判时,理性便独守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领地而成为经验主义的支撑)。现代的主体哲学,则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的价值关系越来越被忽视,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是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承认的。当然,西方的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不断重建新的价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儒家德性之学的核心是仁,仁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真实情感即真性情,它来自生命的创造(“生”的哲学),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及其价值所在。仁的实质是尊重、同情和爱。在西方,爱被归于上帝;在中国,爱是人的生命的内在本质。重要的是,仁不仅是真实情感,而且是理性的,即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仁是人的理性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是有情感内容的理性,我称之为“情感理性”[3]。这正是儒学的特质所在。

   情感能够是理性的吗?这是情知二分的思维难以理解的。只有在知情合一的思维方式之下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4]

   这种好恶之情是理性的,即“好善而恶恶”,是非善恶之分是有理性原则的,仁义礼智之智,就是区分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而仁是“本心之全德”(朱熹语),智是仁的运用。儒家并不否定感性情感,如“好好色,恶恶臭”[5],感性情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绝不能被忽视;但儒家在维护社会价值上,更强调理性情感。这与“仁者爱人”并不矛盾。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也是人之所当为的内在价值,所好者是实现仁德而有善行之人,所恶者是无善行之人,当其去恶而从善,也就在所好之列。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6]“心之德”是指内在德性,“爱之理”就是情感理性,爱是仁的本质内容,理是理性形式,理不能离爱而存在。陆九渊说:“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7]

   情性一事,说明情即是性,即是理。王阳明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8]“真诚恻怛”就是仁,既是情,又是理,是情理合一的。戴震被认为是理学的批评者,但他也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未得而理得者也。”[9] 这就说得更加明确,所谓理性,就是正当而无错失之情感。

   总之,将情感提升为理性,从理性的层面论情,这是儒家仁学的基本共识,也是儒家仁学的最高成就。这种理性当然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单纯的认知理性,但是有存在论的基础。这种价值理性是人类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价值的人性基础,即所谓“良知”。建立在仁之上的社会就是人性化的社会,而不是“异化”的社会,如同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人与社会处在对立之中。这是儒家的理想,同时也符合人类的共同期望。

   从人类情感的角度讨论价值,已经为当代许多哲学家所接受,但是,立论的前提和结论截然不同。这就涉及如何看待情感的问题。我们承认情感是很复杂的。情感无疑是人的最原始的存在,但也是人的最崇高的诉求。情感既有感性情感,又有理性情感。感性情感与人的生理欲望相联系,儒家称之为“情欲”,儒家并不否定情欲,但是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反对私情私欲。有些人将儒家所说的情等同于私情、私欲,并且将现代社会到处存在的人欲横流、私情泛滥归罪于儒家,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儒家所提倡的是理性化的道德情感,也就是道德理性。它与纯粹理性(包括实践理性)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是有情感内容的理性,而不是空的形式理性,是以爱与尊重为内容的具体理性,而不是概念化的抽象理性。孔子之所以不给仁下定义,原因就在这里。仁是人的生命情感的理性自觉,不是抽象概念即认识形式,它能使人的生命价值建立在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的情感活动之上,而不是一套理性“设准”,当然更不是纯粹私人的、主观的个人兴趣、爱好之类的情绪情感。将情感与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将情感说成是完全心理的、经验的、私人的、主观的,而将理性说成是完全抽象的、形式的、普遍绝对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批判,它对于建立人类价值并无积极的作用。对此,有两位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和杰弗瑞·戈比提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分析,认为现代人的“大脑结构”发生了“错误的调整”,以致“引起了情感与理性的一种病态的分离”[10]。这绝不是骇人听闻,这是从人类“文化基因”出发对人的情感与理性何以分离所作的刨根究底式的分析和批判,值得今人深思。

   当然,儒家的仁,作为情感理性,要真正实现,变成人类的自觉行为,是要经过自我培养和实践的,否则,很容易滑向私情私欲。在儒学受到冲击后,这种情况果然出现了。这也是儒家为什么经常受到误解的原因。人的高尚情操、情趣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人的自觉自律,需要培养“情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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