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与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化同时发生的。文章着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根据，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特质，一定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形和客观需要，以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推动等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要求、实践基础和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内在根据；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19世纪中叶形成和发展于西欧，随后又传播于全世界，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岁月的流逝没有消磨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熠熠光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与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化同时发生的。本土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成功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宏伟篇章。（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今年恰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200周年诞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哲学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总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缅怀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民主建政，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主建政的思想和观点；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三是民主建政的实践和经验；四是微观的个案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建政的研究尚显薄弱，从民主建政的视角来探讨新中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经验和意义，仍然有着很大的空间。例如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是人们心血来潮的冲动或主观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历史偶然突发的事件，而是由多种因素汇集而成的历史的必然结果。一种思想文化的本土化是相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而言的。当某种思想文化从外域传入本土，或与本土思想文化相融合，或与本地历史条件相结合，并被本地人们所接受，甚至成为新的主流思想文化形态，那么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就被称为本土化。例如，马克思主义自上个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后来在中国逐步实现了本土化。艾思奇把这个过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现实化”。（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不能把思想文化的本土化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地域性的传播或植入问题。本土化的根本意义在于，理论要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或“历史范围”相结合，与一定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一定国家的人民的需要和接受能力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作用。本土化和中国化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它们是两个层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化具体实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或传播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具体的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本土化，主要是基于3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特质；二是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三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理论家和人民群众的推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特质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要求。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创新性、开放性等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基本特质。以往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体系往往关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要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提供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路径，指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种理论和方法的灵魂在于它的具体性、条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了理论运用的“历史性”“条件性”。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强调《宣言》的思想要同俄国的历史条件相结合，指出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后来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观点。上述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很强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理论武器，是符合事物辩证特性和客观规律的行动指南或科学的方法论。

　　 其次，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发展的特殊情形和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本土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中国现实的需要。大家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方面，因出版《大众哲学》而闻名的艾思奇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长期担任艾思奇秘书的卢国英，把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成功原因归结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仰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力量”，(2)我很认同这个概括。艾思奇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来自它能够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关于这一点，列宁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需要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4)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诠释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以中国为例，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阻碍了社会进步，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社会前进需要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动力，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阶级需要一种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传播和本土化的社会土壤、阶级基础和思想知音。

　　 再次，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推动，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力量。理论的本土化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体来掌握和运用这种理论才能完成。如何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离开掌握理论和把握现实的人是不行的。光熟知理论不行，光了解实际情况也不行。（公众号：思想政治理论动态）既要会使用弓箭，又要会瞄准靶子，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首先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指导的政党作为领导力量，同时还必须有精通或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家或理论工作者，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实践的或现实的力量，最终要依靠自觉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自觉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研究、教育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自觉认识到把握理论“彻底”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彻底的理论，因为它揭示了事物的“根本”，即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必须使这种理论成为能够回答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理论，成为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论。学习和教育是用理论武装头脑的必要途径，青年马克思在谈到推翻德国封建专制制度需要用革命理论武装德国人民时，希望“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恰如“思想的闪电”出现在中国的上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发展进程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影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略者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文明的传入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伴随西学东渐，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的传入，德先生(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及其思想的冲击，赛先生(科学思想)对迷信愚昧思想的驱逐和对大众的启蒙，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初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接受和传播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掌握、运用和实践中，逐步实现本土化，成为指导中国实践和思想文化的主导思想，从而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关注中国革命，同情中国人民，预示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他们未曾料到，他们创立的学说会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社会矛盾的相碰撞、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发展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大尺度看，这一过程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一大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并概括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初期的经验和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结晶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就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作过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7)

在第二大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或模式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