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西方霸权阴影下的弱国旧事——英国图谋西藏“自治”与中印边界问题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22-05-05 14: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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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  

  

   【摘要】英国对中国西藏早就有野心,曾一度动过吞并西藏和支持西藏“独立”的念头,后来演变为通过多种手段努力削弱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图谋使西藏实现“自治”,进而达到实际控制西藏的策略。英国先是提出中国对西藏仅拥有“宗主权”,后又一手策划西姆拉会议,逐步提高西藏的地位,为西藏“自治”制造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一系列图谋和行径,特别是划分“内藏”和“外藏”,企图扩大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并迫使中国政府代表草签以条约方式承认包含“麦克马洪线”的地图的西姆拉协定,为日后中印边界问题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关键词】英国 西藏“自治” 西姆拉会议 麦克马洪线 中印边界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和渗透,企图将它与中国分裂开来,独自控制西藏。为此,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的文武官员们,密谋对西藏采取外交、经济和军事行动。经过英国外交部、英印政府及英国驻有关国家外交官的多次活动,英国人主要采取了千方百计、精心策划,一步步逐渐提升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地位,并在西姆拉会议上与中国政府代表地位几乎同等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企图通过迫使中国政府代表签署西姆拉协定,以条约的方式承认英国人一手搞出的“麦克马洪线”。在各种实力对比均处弱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草签了西姆拉协定的草稿,但未在协定正式文本上签字和盖章,并明确声明草签无效,中国政府也不予承认西姆拉协定。但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只提中国代表签署协定,而闭口不谈该协定的效力问题。从历史发展来看,英国为图谋西藏“自治”而一手炮制的西姆拉协定及所附的“麦克马洪线”,成为日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主要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

   西姆拉会议前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和图谋

   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吞并全印度后,逐步向喜玛拉雅山区推进,企图侵占中国西藏。1888年,英国利用种种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与俄国对西藏的争夺十分激烈。为达到尽快驱逐俄国势力、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在1903年1月首次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问题,[①]企图借此概念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实为日后英国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提供法理“依据”。1903年11月,趁中国内忧外患,英国军官荣赫鹏上校等率领一支英国探险队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表面上是为了解决锡金和西藏的边界问题,真正目的是建立英国在西藏的霸权。1904年8月,英军攻陷拉萨。荣赫鹏胁迫噶伦等西藏官员签订《拉萨条约》(即《英藏条约》)。该条约不但只字未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第九款还把中国暗列为“外国”,[②]企图排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建立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清政府所派驻藏大臣拒绝签署该条约。后经过修约谈判,清政府与英国在1906年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并承诺“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则承诺不准其他国家“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该条约为英国继续干涉西藏事务提供了借口。

   英国对西藏的步步紧逼,特别是1904年英国与西藏直接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使清政府更加警醒。为防止失去西藏,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加强对西藏的管理。为了在行政上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清政府把打箭炉并入四川。在平息西藏土司叛乱后,1906年7月,清政府考虑到“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辖东起四川打箭炉、西至昌都,南起云南、北至青海湖和甘肃的广大地区。1908年2月,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09年,赵尔丰率军挫败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一直到达江达宗。1910年,为削弱英国在西藏的影响,清政府增兵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命藏兵武力抵抗清军,失败后逃往英属印度。中央政府革除了达赖的一切封号。

   辛亥革命前夕,面对腐败、羸弱的清朝,英国加强了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一些英国军官认为此时正是干预西藏、与西藏发展独立于北京的关系和消除俄国在西藏势力的好时机。1911年2月,英军占领云南的片马。同年6月10日,北京的《北华捷报》报道说,英国人想让清政府同意把片马以德国租借胶州湾一样的期限和条件租给他们,此外还要开辟自由贸易区,建立一条连接缅甸和云南的铁路。此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对英国意在割裂西藏的胆大妄为的行为很是恼火,但又几乎无计可施。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驻西藏军队给养不保,准备撤离。

   辛亥革命后,面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新政权、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局面,英国担心其在列强中的话语权会逐渐减少、在中国的利益受损,遂急于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1912年1月13日,英国外交部为探讨是否能形成可行的西藏政策,向英印统治当局提出几个问题征求意见:(1)根据相关条约,英国政府是否有权利反对把西藏完全包含在中国之内,如反对,英国的利益是否会得到最好的维护;(2)英国如持反对立场,是否会在中国引起反英抗议活动或中国其他边远地区的肢解;(3)如持反对立场,英国政府是否应采取有效措施。英印政府的意见是,如反对把西藏完全包含在中国之内,英国的利益(包括在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特殊权益)都会得到最好的维护,也不大可能招致反英抗议活动。[③]

   英国在经济方面也有动议。为了加快清军从西藏的撤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C.A.贝尔提出不允许中国人经印度去西藏,建议英国与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联手,禁止向西藏输出大米,因为大米是驻藏清军的主要食物,大米供应不保可迫使清军尽早撤离西藏。贝尔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表明了英国一线外交官对英国的西藏政策所持的激进立场。[④]

   中国越来越怀疑英国人对西藏的新图谋,这在政府和舆论层面都有反应。1912年春,中英双方尽管在达赖返藏问题上取得共识,但动机不一。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达赖在印度逗留了两年,有助于他摆脱此前流露出的亲俄倾向。为了稳定西藏,中华民国政府对达赖喇嘛采取了更具安抚性的态度。新上台的大总统袁世凯致函达赖喇嘛,恢复了此前授予达赖的所有封号和头衔,还撤销了引起藏人不满的西藏办事大臣联豫的职务,任命钟颖为代理。中国媒体反应强烈。1912年3月最后一周的《京话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印度加尔各答的一篇报道,抗议2月19日孟买媒体的一则新闻,该新闻称英国敦促达赖在拉萨建立一个对英国“友好”的政府。《京话日报》警告英国人不要干预达赖作为西藏教首的事务,敦促英国人保持中立。[⑤]

   对于达赖,英国政府很有自信。英国人认为,在达赖流亡印度期间对他的盛情款待(每年花费约2万卢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达赖某种对居停主人的忠诚感,特别是在对达赖做了大量的工作后,已经有把握控制他了,甚至觉得没必要去支持西藏另一支重要力量扎西喇嘛了。部分英国外交官建议趁机干涉西藏,扩大英国的影响。1912年4月,英国驻锡斯坦和凯恩的领事奥康纳少校写信给英印政府外交部长麦克马洪,提出:鉴于俄国处理蒙古问题没用太长时间,英国“现在必须考虑与西藏的关系”,西藏局势的发展一旦出现机会,英国就要立即抓住。英国驻尼泊尔的代表曼纳斯-史密斯中校向英国政府建议,由尼泊尔为西藏军事力量提供主要支持,以使拉萨政府能够利用当前的机会,赶走中国军队,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政府。[⑥]曼纳斯-史密斯的建议未被麦克马洪和尼泊尔王公采纳。

   但奥康纳的另一个建议让麦克马洪动了心思。奥康纳在1912年4月21日提出:在承认中华民国所派驻藏官员之前,英国政府应从中国得到如下让步:(1)中国应继续保证1906年4月签署《艾奇逊协定》时西藏的地位;(2)英国在拉萨建立代理机构;(3)废除英国很不满意的1908年中英西藏通商章程。奥康纳打的算盘是:如果在拉萨派驻英国代表,就“表明英国负有保证西藏不被中国并为一体的责任的延续”,还可以抵消中国派驻西藏大臣的影响,使达赖安心。[⑦]

   这期间英国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行动是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提交的照会。1912年6月,袁世凯命令云南与四川军队进军西藏,并在四川巴塘打败了藏军。8月17日,朱尔典向中华民国政府呈递一份照会,要求西藏作为中国拥有宗主权(suzerainty)而非主权(sovereignty)的自治国家(autonomous country),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拒绝了朱尔典的要求,坚持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拥有完全的行政管辖权,不受任何条约的限制。英国人狡辩说,依据1906年4月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国无权实际干预西藏的内治,也无权改变西藏现状。中华民国政府也援引《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指出只有中国政府有权在西藏进行干预。

   朱尔典还企图削弱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的管理能力,他坚持要限制在拉萨的中国军队的数量。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在西藏保有驻军2000人并非不合理,向西藏派驻军队是防御性的,旨在执行条约义务,英国没有理由干涉西藏事务,因为英国与西藏的通商贸易已通过现有条约得到了保证。朱尔典反驳了中华民国政府的上述观点,继续要求依据其1912年8月的照会,就西藏地位问题缔结一项新的协议。

   英印政府中也传出主张派英军直接入侵西藏的声音。有人提出,如果中国拒绝朱尔典1912年8月的照会,英军就侵入西藏。英印政府外交部副部长A.H.格兰特等人认为,如果英国当权派中对此事谈论的人多了,就有可能导致英国政府做出对西藏发动另一次军事入侵的决定,英军再次入侵西藏的危险是存在的。

   英国官员急于把中国军队排挤出西藏,以加强英国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的地位。1913年1月10日,A.H.格兰特在提交给麦克马洪一封给俄国总领事的信的草稿中说:如无意外,过不了几天,中国军队就要最终离开西藏了,届时西藏就不会受汉人的干预了。如果这成为现实,定会成为英国与中国政府谈判中的资本(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会加强英国的态势。[⑧]

   英国还利用国际媒体打心理战,向中国政府施压。1913年1月的第一周,一些英国报纸对俄国报纸有关多治夫(又名德尔智,藏文名字为阿旺洛桑,颇得十三世达赖信任,对达赖与俄国关系影响很大)与俄国谈论把西藏作为英俄保护国的想法进行了广泛报道。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对此报道断然否认。鉴于1904年英国人入侵西藏前,英国驻北京公使制造过诸如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宣布西藏是它的一个省的传言,此次英国报纸的报道有可能也是英国人故意造的谣,目的是向中国政府施压,让其同意与英国人坐到谈判桌边。

   关于英国人在西藏寻求的真正目标,他们自己公开声称:决非要把西藏据为己有,既无兴趣把西藏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也不想正式吞并西藏;他们在西藏的全部要求,就是建立一个对英国友好的政府,该政府的边界不受干涉,英国与西藏的商业利益得到保护。

   英国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蓄意抬升西藏的地位

   为了实现西藏“自治”的图谋,英国人绞尽脑汁、精心设计,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一步步、渐进式地抬升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地位。从1905年的中英谈判到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英国人费尽心机,在礼遇方面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一点点提高,以至于将其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视为等同。

在1905年至1906年中英就《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举行的双边谈判中,没有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而在1907年至1908年中英西藏通商章程会谈中,西藏官员参加了会谈,但其地位明显低于中国中央政府大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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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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