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态度的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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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  

   内容提要: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包括两层含义,即对地理上的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的立场,以及对解决中印在地理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的态度。70年来印度在地理边界上的立场没有明显变化,但其政府、议会、军方、媒体和公众,特别是学术界,对边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对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有关方面档案文献的解读分析,既可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也会对解决问题的前景充满信心。

   关 键 词:印度  中印边界问题  态度  变化

  

   中印边界问题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成果浩繁。关于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著述颇丰,但就印度独立近70年来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即便是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的是有关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美国和苏联的档案文献,以及二手研究成果,而对于最有价值的英国(包括英联邦国家)和印度的档案文献资料,则使用的较少,也不系统。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印度和中国的一手档案及文献资料,通过对事实细节的梳理和解读,就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边界战争后至今三个历史阶段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不同态度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考察和解析,以期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深入研究及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学术支持略尽绵薄。

  

一、印度与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


   中印边界包括东段、西段和中段,其中东段和西段争议较大,东段边界情况最为复杂,人们也最为关注东段边界的争端主要源于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的殖民遗产及中印两国的不同看法。

   人们通常把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主要历史事件,将西姆拉协定①及所附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主要是从中印之间或英印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如果从英帝国的整个殖民政策及其对英属印度的政策来审视,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从时间上还可往前推,而西姆拉协定及“麦克马洪线”则是英国推行和追求英属印度“边界安全”的结果之一。对于东段边界问题的产生,英国应当负主要责任。

   中印边界争端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产物。印度对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及其原因极为复杂。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武装冲突乃至1962年的战争,除了中印两国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印度政府对中国立场的主管臆断乃至误读以及它所采取的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对策和行动之外,印度政要、议会、军方和公众舆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发展及解决办法时常意见不一,相互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印度政府受议会、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掣肘之多、影响之大,在世界大国中实属罕见。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及时向议会和媒体道明中印之间的分歧,听凭媒体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上屡屡发出不符合历史事实、无益于中印友好的声音而不予以纠正或说明;二是印度公众对有关边界问题的历史细节真相知之甚少,且所获信息主要是印度方面的一家之言。

   中印东段边界问题源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扩张。北美十三州独立后,英国开始打造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二英帝国,在印度周边进行渗透和扩张,并大力加强对印度的安全防御,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是想方设法让英属印度与邻国签订各种形式的边界条约或意向书。1849年3月29日英国兼并印度西北边境的旁遮普后,即拟建立旁遮普边界线,试图与每个普什图部落签署和平协议。为了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战略和军事上最能保护印度的“科学边境”,英国发动战争,诱逼阿富汗国王于1879年签订《甘大马克条约》,于1893年签订《杜兰德协议》,使“杜兰德线”成为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这样,英国就以其比较擅长的战争/签约方式,把印度的西北边界大大北移,实际上使阿富汗沦为英国的附庸,进而变阿富汗为保护印度的缓冲国。1899年身为边疆地理专家的寇松出任印度总督后,搞出一套印度防御体系(后被称为“寇松体系”),把治理印度西北边境的“经验”运用到印度东北边境,派英军入侵西藏,企图控制西藏。从1913年开始,英国又一手操办中国、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西姆拉会议,不择手段地炮制“麦克马洪线”,企图如法炮制上述在阿富汗的做法,确定印度的东北边界。有的印度学者也对英国的意图直言不讳,认为英国“在印度周边组成一个受英国支配和控制的敌对国家的包围圈”的方针策略,是“一项极为明确、坚定和万无一失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使印度边界任何时候都不受威胁”;根据此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②因此,不难看出,英国的上述做法是中印东段边界问题的主要历史根源,为中国西藏与周邻的边界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英国一手操办的西姆拉会议拟定的《中英藏条约》包含了西藏“自治”的条款,但该条约正式条款之外还附有一项重要规定,即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代表都在《中英藏条约》和根据此约所画地图上“签字和盖章”后方“表明接受”。③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虽然(用英文)草签了《中英藏条约》草约,但并未在正式条约文本和地图上签字或盖章,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三个管道④声明上述草签无效。⑤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印度方面避而不谈,只是笼而统之地说,尽管“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协定,但“三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并主观得出结论,说西姆拉会议“确定了印度—西藏,西藏—中国之间的边界”。印度学者承认,西姆拉会议后的30年里,英印政府并未采取什么特别措施来确认“麦克马洪线”。到了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景已近明朗,“印度政府决定,为了消除争端的可能性,应具体地划定印度、西藏和中国的边界”。因此,1944年初,印度在鲁希特河谷的瓦弄及什约克河谷的里卡和戛高修建了哨所,把驻色拉鲁帕永久性哨所的兵力增至一个排,此外还在德让宗建立了一个驻有一个排兵力的永久性哨所。除了建立军事哨所之外,印度还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通过政治手段(如调停争端)和在传染病流行季节派去医务人员等做法,来扩大其对印度与中国西藏边界附近地区原住民的影响(第7-8页)。

   对于英印政府修建新哨所的做法,中国西藏地方政府表示了抗议,要求继续履行有关边界规定。英印政府驳回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明确表示他们完全有权在边界建立哨所”,还于1944年12月29日致函西藏地方政府说,英印政府“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有任意活动的自由”,同时“否认对西藏怀有某种野心”,保证“准备永远尽力同西藏合作”。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印政府的来函反应强烈,对英印政府“非法占领西藏部分领土表示痛心和不满。并要求印度军队立即从色拉和瓦弄地区撤走”(第8-9页)。

   1947年8月独立后,印度即宣布自然继承英印政府在与中国西藏关系上的“遗产”,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但印度的此种宣称没有一丁点道理。一是英国推行的是殖民主义政策,印度作为新独立国家,怎能“继承”殖民帝国的遗产;二是英国签署《中英藏条约》及其附图时用的是英国政府(并非英印殖民政府——英印政府派员参加了英国代表团)的名义,独立后的印度怎能有“资格”“继承”英国政府的权益?

   按照印度官方的立场,中印边界东、中、西段都已不存在问题。印度认为,其北部边界“不是习惯上早已被承认,就是已被条约所确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关于东段,“从不丹到伊瓦拉低—萨尔温段的印藏边界”已在西姆拉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而“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一条新产生的边界线,它只是确认了那个地区长期存在的、基于种族的、自然形成的行政管辖线”,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西藏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虽然还没有正式认可西藏的独立,就像巴基斯坦拒不正式认可1971年12月孟加拉的独立一样”;“因此,麦克马洪线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尽管它只是描绘了已存在的传统边界线”。⑥1950年1月,印度政府“对西藏深表同情,保证与其友好,并表示,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和自治政权”,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需求,“印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同情和考虑”(第10页)。尼赫鲁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声称,“麦克马洪线”此后将继续作为印藏边界。⑦关于中段边界,印度认为它沿河系之间分水岭延伸,此划法“可由旧时税收记录和地图来证实”,还可通过数百年来印度行使行政管辖权的范围界限来证实。关于西段边界,印方坚称业已划定,所列“理由”均没有什么说服力。如,印度方面主张,“西段边界线在习惯和传统上一直是被认可的,最早确认其存在的条约是1684年的丁莫冈条约”,1842年10月又被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克什米尔国王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喇嘛古鲁莎黑巴和清朝皇帝的代表三方签订的一项协议所承认。⑧对于印度的此种说法,不但中国政府未予理睬,就连英国官员及英国出版的地图也没给予支持。尼赫鲁虽然承认“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但在后来于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要求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⑨而这是连英国也从未向中国提出过的要求。

   印度政府一直希望中国政府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印度拒不接受历届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即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但主张可根据历史和实际情况,通过与印度进行友好谈判协商,重新商定边界线。

  

二、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时期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


   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时期,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表达得最为直截了当,但过于片面,对中国的立场误读太深,而且其国内意见也多有不一。

   边界问题的演变及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都离不开所谓的西藏问题。对于与西藏关系的处理,印度政府起初还算谨慎。1950年1月,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时任驻美国大使潘迪特夫人称,英印时期对西藏的政策是“承认西藏自治,但对于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是模糊的”。⑩1952年10月,英国驻印度专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驻西藏使团地位的变化,表明印度人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也标志着他们与西藏政府直接关系的结束”。(11)但印度并不甘心失去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1954年中印关于西藏的协定签署后,印度上层仍有人对西藏农奴主表示“同情”。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议会和媒体调子并非完全一致。尼赫鲁等政府要员的态度较为缓和,议会多数议员言辞激烈,媒体的调门火药味最浓,且常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尼赫鲁本人多次试图给议会和媒体降温,但一旦面临的国内压力增大,态度便出现摇摆。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谈到东段边界时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那就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个事实没有改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1952-1953年,印度许多报纸报道中国在亚东等地的军事活动时称中国“入侵”了西藏,尼赫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称印度和西藏问喜马拉雅的边界不可能被“入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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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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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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