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2-04-18 11: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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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中源   黄罡   邹宏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这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及其国家职能转变与促进国家改革发展及造福人民的有机融合。国家制度权威与灵活多样的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意味着在“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衍生出了党领导下由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新型逻辑关系。这一国家治理的变革逻辑在体现“党治国理政能力建设”应有之义的同时,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上开创了由“制”而“治”的新格局,进而开辟中国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现实发展的必要性、理论创新的合理性以及政治实践的独特性则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驱动提供了质询动机。这一质询的核心要义在于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既不局限在经验实然层面的利益诉求及社会分化,也不只是应然层面的制度和机制预设,而是“嵌入”到当前发展语境中,以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与利益驱使的多方博弈之间促成相互“耦合”之态势。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主体,根据实际发展变化,在历史与现实、安全与利益、公平与效率之间不断审视、权衡并协调国家职能及其与社会相融策略的理性呈现过程。如将国家治理视为党的核心意志在治理实践活动中的理性表现,也就以国家治理理性为发端,形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变革。这一变革既对经典无产阶级专政语境下的国家职能进行反思,在现实改革需求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基础上,厘清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变革趋势,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依托,着眼构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侧重通过机构职能和机制路径的革新来实现党的领导、国家制度与民主社会的有机融合。变革的最终呈现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治理理性生成中,展现出辩证的制度构建与功利博弈思维之间不断磨合、尽可能兼容的实践形态。由此来看,“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之间的理路探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论证的新路向。本文则立足于国家治理理性的发生逻辑,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未给出现实实践样本的情况下,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逻辑与独特优势,以及国家制度构建及其与社会有机融合的实践形态进行建设性探索。

   一、国家治理理性的发生逻辑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作为党领导下,通过制度机制融入社会发展现实并不断完善的理性过程,其治理理性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依托,将共产党不断自我审视和扬弃的内在精神,通过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外化到国家制度革新中。由此来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成为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辩证理性的制度外化,并在自我完善过程中,形成制度革新与现实发展间的有机互动。对国家治理理性发生逻辑的探析则需从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加以剖析,回归历史逻辑,厘清国家治理的生成脉络。进而,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可从两个方面剖析。一是近现代契约共同体政治下,国家治理是在经济生产基础上作为协调权益分化的策略性产物而存在的;二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语境下,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治理关系更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对立统一中,表现为党通过干部和群众路线来引导、组织和团结群众。前者则是后者得以发生的批判性前提。

   国家为何治理的逻辑起点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一元主权政治被分裂为“权力与权利”二元契约政治。这一转变,一方面来自契约理性对源自血统和神话传承的权力一元论的限定,并通过功利原则实现主权的让渡与民主权利的赋予,进而终结了以暴力为基础的王权专制;另一方面,这一转变不只是契约法理逻辑对权力二元化的规范表述,更因为经济生产和财富积累开始介入主权统治的一元传统模式,产生了与王权对峙的民主权利意识。分工的扩大、财产所属关系的分化以及为谁积累财富的争议等,无不导致功利意义上以利益为取向的市民社会脱胎并独立于王权等级政治,而且在政治上与后者发生对立,以谋求对自身经济权益的必要保障。至此,主权国家不再是以暴力征伐和神学话语为依托的一元样态,而是在法理契约与经济生产基础上,以理性的方式来构建和运转权力。这种理性一方面将国家表现为近现代的契约共同体形态;另一方面,其又将国家回归世俗经济中现实的功利关系,成为协调利益分化和调解权利冲突的权威“媒介”。这种功利意义上以利益协调为导向的理性表述也就成为国家何以治理的理性生成源头。换言之,国家治理理性得以生成的历史契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利益层面所引发的主权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对峙,使权力不得不“经济化”,并以“经济治理”的方式来配合主权统摄。

   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不仅与经济理性相交融,更多来自功利的策略性考量,而且与诸如“统治”之类的权力关系杂糅在一起。也就是说,国家治理最初的目的是通过策略性的利益协调,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来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基础上的主权安全。这种以安全为导向的治理更偏重治安,更多是从国家主权出发,以经济化的方式来消解权益分歧,同化社会。市场则成为通过促进物资分配、财富积累和人口流动来验证主权公正的安全机制。这种与主权经济化相交融的国家治理,虽以安定繁荣为由,对所辖的人、事、物进行规范管理并高效利用,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介入权力运作的过程中,陷入了与资本同谋的困境,逐步垄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这种仅从形式上表现为经济繁荣的治理理性是工具化的,在社会化生产和市民社会下却隐藏着权威对民众的规训和同化。由此来看,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国家治理理性在面临“公正性危机”时,经济上维系的安定繁荣会如同意识形态一般,尽可能表述安全的必要性和治理的真实有效性。

   这种形式化的安定繁荣对不平等现实的遮掩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前提,即马克思主义革新了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逻辑。革新的动因则是功利化治理的“伪善”。这种“伪善”是因为主权经济化除了导致功利化治理对暴力统治的消解,也伴随契约民主虚化了作为“必要暴力之恶”而存在的国家权威。但这种所谓“善治”的问题在于,功利化治理所消解的是国家对所有人的暴力之恶,还是对某一类人的恶?或者说,所消解的是国家暴力,还是与之相生的公正的主权判定?一旦治理在功利化中以自由之名与资本同谋,这些问题皆成为对“伪善”的质疑,即与资本同谋的治理不仅消解了对资产阶级的暴力之恶也模糊了维护国家公正的主权判定,使得公众财富和民主权利的保障至多成为法理逻辑层面的“口号”。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成的国家治理理性为粉饰阶级压迫提供了“最佳辩护”,却不能将现代化发展中的高效产出进行公正分配,也就难以在参与生产的广大劳动者中形成真正公平的社会财富积累。

   阶级化的国家治理理性也难以通过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来完成辩证地革新。这是因为生成这一治理理性的国家历史属性源自私有制基础和契约交换逻辑,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对“私有”经济从属关系的合法呈现,既将“私有”关系表现为经验生活层面的市民社会,并肯定世俗功利层面的市井生活及其对幸福的追求,又向上升华到制度层面成为“法”的精神,并凝练出源自主权的内在神圣性。对于这种黑格尔式的国家形态而言,其表现出的治理理性所面临的不平等恰恰是其所谓的“合理内核”造成的。故不能寄希望造成这一困境的国家以自我否定的治理方式来解决困境。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契约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不过是将人的国度从神的谜语回归人自身观念的理性逻辑构建中,其治理理性至多在功利层面进行自我否定式的改良。这一自我救赎式的改良所体现和保障的只有资产阶级意志及其利益安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等级化与社会民主化之间的对立,更难以继续推动历史进步。

   要探寻公正的国家理性与真正民主的治理方式必须跳出自我旋转、自说自话的法哲学逻辑,将国家治理的理性生成降解至生产现实中,揭露“会治理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维系异化和压迫的阶级统治暴力工具的实质。这一历史的扬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在维系高效发展的同时,也孕育了与资产阶级自我否定相异的否定力量,即无产阶级的诞生。国家在阶级对抗中则成为理性和暴力、民主与专政对立统一的产物。换言之,没有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治理理性。治理不只是利益层面的功利化产物,更是国家阶级属性在历史演进中的辩证产物,即对某一阶级的民主治理必然伴随针对敌对阶级的暴力专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形式上看似平等的契约交换和治理机制来掩藏源自其内部阶级和等级间的暴力关系,但这种暴力关系既可表现为阶级压迫,也可反向地通过阶级革命呈现为新的制度重构。换言之,国家既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可反向地被构建为反抗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在阶级斗争中推进历史发展的对立统一。由此不难发现,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逻辑随着现代生产关系的革新,发生了以阶级矛盾为驱动的辩证化“蜕变”。对国家的阶级化表述呈现在重塑主权政治的过程中,将国家治理置于与国家专政的对立统一关系中。

   既然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在历史逻辑层面发生了由“统治”到“治理”,再到“与专政共存”的辩证转变,这一转变也就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历史进步性与现实局限性。这进而在理性生成逻辑上,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及其变革逻辑的合理性来源。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建立的历史进步性在于扬弃“富而不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治而不公”的制度体系。问题在于,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为前提、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制度安全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能否在实然层面真正“善于治理”?不得不说,通过专政来保卫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应然层面看,应比被扬弃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善治,但在结构和功能上却具备权威规范的相通性。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通过政治化对社会的凝聚,并以计划手段对生产的组织和对资源的管理,都难以摆脱国家主导下对治安机制的依仗。这种治安思维也成为自由主义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不善治的重要原因。对于与契约理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异共存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言,治理在于经验层面,而不一定是国家层面的理性演绎,其关键在于如何技巧性地在私利不可出让的功利原则基础上实现差异间的平等共存。这也就意味着要在主权统治和国家治安逻辑之外,通过构建与前二者相异质的权力关系来体现所谓的差异共存。市场无疑成为国家之外的异质场域。对自由市场倍加推崇的自由主义则可视为在权力关系转化或多样化布置下,从经济理性生成的引导技艺或技术,致力于实现人、事、物在功利的财富积累中“自然”且自在的流动性,其不一定能很好地与主权政治相兼容,但至少会在治理理性及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构建上为(国家)权力的演变提供新的依据和可能性。如果仅从西方所谓“(治理)术”的角度看,国家至多能治安,未必善于治理。因为自由主义者们往往为治理理性的生成预设了一个分权和制衡的制度前提。也就是说,作为“利维坦”式的国家之恶如果不被分权和制衡,是难以在“保护—依附”的从属逻辑以外产生多样化的权力关系来实现社会和个人自由的。照此逻辑推演,如果国家来治理,也只可能以治安的逻辑来进行,但安全和保护机制的另一面则是压抑且同质化的规训。

由此不难发现,王权政治的统而不治、与资本同谋的国家治理、无产阶级专政,都难以在国家名义下摆脱暴力机器或强制性规范的介入,也就无法实现“物随其性”的社会流动。自由主义治理模式虽侧重对事物之间自在且离散的因果关系的非(弱)干预化,但其在强调去权威、去中心化的同时,难以使市场机制在引导人口、资源和技术等流动的过程中避免陷入唯利是图、治而不公的困境。当国家和治理被表述为一对矛盾体时,自由主义治理逻辑大多突显此矛盾的相互排斥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治理方面也存在缺失,即难以解决同质化和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形成现实冲突。如果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关键在于“党、国家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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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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