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国学及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1 次 更新时间:2022-03-11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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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  


近年,关于国学的话题越来越热,朋友们约我作过若干报告,对于这个话题也就有了一些思考,在这里谈一谈,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主要讲四个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包含哪些内容;当代研究学习国学主要做哪些工作;国学在当代有什么价值。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称呼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先用的,我没查考,大约总在一百年以上了。

什么是“国学”?简单地说就是“我国固有之学问”。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与我国的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现代意义的西方学问输入我国;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我国的国门,西方的新学问又一次输入我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编译的名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出版,以后多次增订再版。咸丰十年(1860年)恭亲王奕訢奏设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 年)正式设立。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等人与我国的学者合作翻译西洋科学及军事著作,译介西学达到一次高峰。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潮,尤其是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众多。我们讲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也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学问,最大的中介是东邻日本,大量西方书籍其实是从日文本转译过来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连英文“science”译为“科学”也是日本人干的,中国原本是译为“格致”的。这种留洋风气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出现出国留学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文化,对不对呢?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人家先进,我们落后挨打,难道还不应当觉醒,学习人家的先进东西吗?可问题又不那么简单,西方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即使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适用于我国。有的人跑到外国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拿了博士学位,在国人面前炫耀,实在令人反感之极。1929年,北大史学系学生毕业,国学大师陈寅恪赠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的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陈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看到中国学生纷纷到日本学习中国历史,感到莫大的耻辱。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心情下,人们开始思考,西方的学问到底如何为中国所用?而中国自己的学问到底还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早在洋务运动中就摆到桌面上来了,洋务派人物张之洞提出过一个著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国学问为主体,借鉴西方的学问来改造自己,要让西方的学问为我所用,而不是取代我们中国的学问。这里出现了两个概念:“中学”、“西学”。所谓“中学”即“中国的学问”,也就是“国学”,所谓“西学”即“西方的学问”。“西学”包括一切外国学问,因为主要大国在西方,所以用“西学”为代表。很明显,“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也叫“旧学”,与“新学”相对。“国学”这个称呼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什么时候对外开放,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因反弹而产生的“国学热”。今天的国学热正是改革开放反弹出来的,是势所必然。

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

我手边有国学概论性质的书六种,开列如下:

1.章太炎《国学概论》,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时,曹聚仁的记录,印行过三十几次。

2.王易《国学概论》,1931年撰写,我的本子是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印的,黄侃题写的书名,汪东写的跋。

3.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1933年,作者写的凡例,我的本子是1936年上海光明书局第五版印本,蔡元培题写的书名。

4.李时《国学问题五百》,有1934年原序,1935年冯梅先的再版序,1935年北平君中书社印本。

5.张振镛《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我的本子是1936年第四版。

6.锺泰《国学概论》,1936年卢前序,1936 年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除了太炎先生的书以外,其余都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这类书籍在当时印数非常大,有的书例如上面的《国学常识答问》居然在一年之内出过四版,可见那时国学受重视程度和普及程度之高。那时培养起来的学者,后来有不少人成了国学大师。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白为什么今天出不了国学大师,因为根本没有按照国学的模式去培养大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总是事实吧!我这六种书的后五种,是一次性在琉璃厂选购的,当时我在考虑,如果有一天要开国学概论课,还可以拿来混饭吃,不想现在派上了用场。我们从上面所列的六种书中可以了解当时“国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我初步总结了一下,以上这六种国学概论,几乎无一例外是照着中国传统的古书分类经、史、子、集来讲的,尽管有些变通,比如把属于“经部”的“小学”〔即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再比如把原来排在“史部”之后的“子部”提到“史部”之前,把“子部”改成“哲学”,把“集部”改成“文学”等。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修饰,没有改变四部分类的学术框架。西晋时期刚刚产生四部分类法时,子部(当时叫乙部〉就在史部之前。清代乾隆皇帝曾命令大臣纪昀等人修了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包括中国古书三千四百多种,分为四个大部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学问几乎都包括在其中了。过了—百多年,学者们讲国学,实际上就是按《四库全书》框架讲授的。或者可以这么讲,所谓国学,大抵已包括在《四库全书》当中,《四库全书》是研究学习国学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库。《四库提要》当然成了国学的纲领。按照当时国学的框架,有关国学的基本典籍也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它们是:

1.经部:包括儒家的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舂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以上共13种,称“十三经”。宋代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汇成一个整体,叫《四书》,作了简明扼要的注,叫《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从此也成了经部的重要支派。宋元以来有“四书五经”之说,那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书》、《诗》、《礼记》、《左传》。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书籍,是国家指导思想的依据和判断是非的依据。这些书大都是孔子曾当做教材的,或者是孔子后学编撰的。有人对这些书不满意,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明朝李贽曾表示,如果我们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天下就没有是非了。李贽因此被认为是疯子。其实李贽是对的,天底下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呢?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自然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实,一切外来的东西也都无一例外地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记得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我觉得不理解,难道实践是检验的标准,还要讨论吗?后来才明白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李贽是一样的。

经部中有个独特的小类——小学。小学就是识字之学,古人从小识字,所以称识字之学为小学。包括讲字形的文字学,如《说文解字》等,讲字义的训诂学,如《尔雅》等,讲字音的音韵学,如《广韵》等。由于古人认为识字的目的是为了读懂经书,就是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因而也就放在经部了;但是国外语言文字还是独立的学科,所以这几十年来,逐步把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归属于语言学了。

2.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地理、政书、目录、金石等类。其中顶顶重要的要数正史了。什么叫“正史”呢?正史是指封建帝王认定的前后衔接的一套“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金史》、《辽史》、《元史》、《明史》。也有加上北洋政府时修的《清史稿》称作“二十五史”的。这一组史书有显著特点,那就是内容前后相连,把中国从上古到近代的历史不间断地记录下来。世界上有若干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他们都没有这样完整系统的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是没有中断过的。中国不间断的历史不仅对中国有用,也对中国周边国家民族有记载,匈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有不少记载,若不是中国历史记载,匈奴史就不清楚了。中国是文明古国,但不称“古中国”,因为中国古今是一贯的,中间不曾间断;所以二十四史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的宝贵遗产。过去曾经批判二十四史,认为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我认为帝王将相史并没什么错,即使今天修史,也不过是帝王将相史的发展与演变。所谓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只能是一种理论或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个人物就是毛泽东,他是人民的领袖,也就是国家的元首,就国家元首这一点,与封建皇帝的身份是相当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修《清史》,还要修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谁有资格中断呢?

宋代司马光修了一部《资治通鉴》。为什么修这部书呢?因为二十四史是纪传体的,纪指帝王的生平行事,传指大臣和历史人物的生平,总之都围绕着人来叙述。例如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过程,在《史记》中分散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理不出先后线索。司马光就把所有的大事按年叙述,把整个历史按年月先后逐一叙述出来,成为编年体史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宋代又有一位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这部书按一个个故事重新编排。例如安史之乱,历时多年,按编年体逐年叙述,必然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搅在一块。袁枢把安史之乱的内容单独挑出来,逐年叙述这一件大事的过程,就极为方便阅读了,这叫纪事本末体。袁枢的书叫《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杂史,也叫野史。什么叫“野史”?不是朝廷命令修的,在野的,就是“野史”。有些事,朝廷不想说出来,或不便说出来,野史中记下来了。还有些事太小,朝廷正史顾不上,也被野史记下来,这就保存了更多的历史。当然野史也有道听途说,不可信的。例如顺治帝有个董鄂妃,被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经孟森先生考证,是不可信的。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活了28岁。顺治帝生于明崇祯十一年,这年董小宛15岁。董小宛去世时,顺治皇帝才14岁,是董小宛年龄的一半。董小宛死在如皋冒辟疆家,葬于影梅庵,史有记载。还有一件事是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传得很广,但是经孟森先生考证,亦不存在。野史中有些记载是事实,但要设法确认。例如光绪皇帝之死,当时野史就怀疑被人害死,近年经过专家组的化验,证明光绪帝确实是被人毒死的,未来的《清史》大概要写进去了。可见野史是要分别对待的。当然正史也并不全可信,但比起野史,就重要得多了。

3.子部:包括儒家、墨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数、小说家、释家、道家等。

儒家的经典已进入经部,没入经部的则入儒家,例如《荀子》。宋代二程(程灏、程颐)、朱熹等人,明代王阳明等人,都是大儒,他们的部分著作也归儒家。墨家的代表作是《墨子》。兵家的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法家的有《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农家的书传下来的少,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比较有名。医家的有《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杂家的有《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小说家有《捜神记》、《世说新语》等。道家的则有《老子》、《庄子》、《列子》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历法、数学都很发达,有关成果也在子部,叫“天文算法类”。

4.集部: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经》已被列入经书。现存比较早的文学总集是梁昭明太子的《昭明文选》。清代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也很有名。个人的作品集比较有名的如《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居易集》、《欧阳修集》、《苏轼集》等。诗歌散文之外,还有词曲。宋词如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李清照《漱玉词》都很有名。戏曲则有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孔尚任《桃花扇》等。还有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名著。

除了以上经、史、子、集外,非儒家系统还有佛教、道教的大量文献。佛教的结集为《大藏经》,道教的结集为《道藏》。佛经虽然来自印度,但经翻译成汉语,并经过长期流传,已经变成了中国传统学问的一部分,汉译佛经有1600余种。《道藏》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文献结集。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藏》共有1473种。这两大门类也应是传统国学的组成部分。

以上六部分在后来逐步形成的大的学科门类有:中国经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佛教、中国道教,加上中国语言文字、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国学的内容。

三、今天研究国学主要做哪些工作

我想,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情形来观察,当代国学的主要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普査整理保护古籍

国学既然保存在经、史、子、集、佛、道六大部分典籍中,那么对这些典籍进行调查、整理、保护应当是基本工作。如果这些典籍失传了,再去研究就没有侬据了。三十年来这方面的成绩很大。例如: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历时十余年,参加工作者两千余人,收入全国八百多个图书馆的善本古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古书善本的普查编目工作。

(2)《二十四史》标点,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古籍校点工作。

(3)《四库全书》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影印。三者相加,有一万多种古书,是研究传统国学的最大的资料库。

(4)《中华再造善本》,把宋元版古书七八百种影印出来,宣纸仿真,是对国学典籍保护流传的一大贡献。

(5)《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全元文》等大型总集的编纂出版,使古典诗文词的结集取得长足进步。

(6)《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出版,是对甲骨文金文资料的系统整理结集,意义重大。

(7)《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影印,把汉译佛经的古本编辑綴合起来,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2.对古书进行新的注释

例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列子集释》,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季羨林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等等。

3.对重要典籍进行专门研究

例如沈玉成《左传学史稿》,刘起釺《尚书学史》,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及崔富章《续编》、王锷《礼记成书考》、赵伯雄《春秋学史》等等。

4.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专题研究

例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等等。

5.普及国学知识

例如在青少年中传授《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办书法、国画辅导培训班,把主要的古书如《周易》、《诗经》、《左传》、《礼记》等译成现代汉语,使更多的人克服语言障碍,领会国学知识。古文今译,就普及角度讲,是有益的,谁反对也反对不了;但有些书不适合今译,如《尔雅》、《广韵》,就只能读原书,没法硬译。

四、国学的当代价值

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我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既不全面,也难说恰当。

1.国学是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主要标志,不了解国学,就不知道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自己的国家就缺乏深刻认识,就像一个人不认识他的家,不认识他的父母。

2.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文明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大同思想,忠、信、孝、悌思想,修、齐、治、平思想,都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教育思想更是宝贵财富,例如因材施教、温故知新,都活在当代的教育之中。我觉得大同思想、修齐治平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应当发扬光大。还有孝,是我国文化的精华之一。我在一次出差时,因没书看,买了一本减价的《富兰克林自传》,觉得很好,适合青少年看,回来推荐给儿子。儿子很快看完了,告诉我:“爸爸,这本书很好,只是有一条不好,富兰克林很少提及父母,更没有为父母做什么,外国人不孝顺。”我很吃惊他的敏锐,同时也是深深体会到“孝”的可贵。

3.诸子百家思想与学术对当代文明构建也有重要价值,例如《墨子》的“兼爱”、“非攻”,《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都具有世界意义。管子的经济思想,医家传下来的大量中医验方、经络理论等都在当今发挥有益的作用。我觉得孙武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认为不打才是最高明的。他是军事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把军事实践上升到了形而上学。巴顿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没仗打了,就消沉下去,无所事事。孙武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军事家。

4.“二十四史”是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绝不只是一种口号,中国之所以延续如此长久,与中国的政体分不开,这对稳定当代社会有一定借鉴意义。历史上多民族的团结,也是维护当前国家统一的历史借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结果是诸侯大于天子,形成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秦统一了天下,儒生们都要他分封,我觉得秦始皇最明白该不该分封,从他的角度看,儒生们简直可笑。当然秦始皇的手段不可取,焚书坑儒,留下骂名。西汉又翻过来了,分封诸侯,结果吴楚七国之乱,晁错被杀,削藩成了西汉前期的重要任务。后来的朝廷大概看明白了,没再犯分封的毛病。明代没把握好,分封了,结果燕王打到南京,夺了权,后来对藩王的管束十分严厉,为什么?历史已告诉你了。清代的王爷,在京城连会客都很小心,也是管得严。历史就是老师。所以,中国人如何才能把国家管好,美国人永远是吃不透的,他们要当我们的老师,在如何能够维护中国的统一这个问题上,他们还不够格。

5.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在当代仍是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从神话的女娲补天、媒娥奔月,到《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唐诗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宋词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到公案小说的《包公案》、《海公案》,无处不见传统国学的存在。当人们摇头晃脑吟咏唐诗、谈论包公的时候,那种享受绝不亚于吃一顿大餐。

实际情形是,西学是必不可少的、发达国家的新营养,正如棉花和地瓜传入我国一样,一切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学习引进;但是,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会因此被淡化,而是有选择地被延续下来。正如对外来的东西有选择一样,我国传统的东西也必然会有选择地往下传;因此,我们对国学,也要在学习理解的基础上,有所分析,有所鉴别,汲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丰富当代文化的内涵。那些对传统文化会丧失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对中国文化,全世界人民都是重视的。中国的文物、中国的古书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被作为重要的收藏品,毫无疑问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大宋提刑官》是在宋慈《洗冤录》基础上改编而来的,该连续剧受到广泛欢迎,说明中国当代观众的口味仍是传统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不小的差别,但其内核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应当相信,国学的传承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那些夸大传统国学危机的言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学术界一部分学者加强国学研究,也是他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既不是为了迎合什么政策,也不是为了消除什么危机。正如有的学者选择了研究核物理一样,这批学者选择了研究国学。国学的延续有其内在的魅力,这种内在的魅力正是中国文化延续不断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应当坚信不疑并且引以为自豪的。五四以来批判]孔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批倒了吗?没有。毛主席不能把孔子批倒,别人就更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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