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听了宝玉的两大罪状之后，贾政精神崩溃，悲愤莫名：
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大喝：“快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便往里边书房里去，喝令：“今日再有人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王按，废话太多，乃求发泄也。）……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王按，真动了感情了，令人想起元妃省亲时他的眼泪，忠臣良民难免常常流泪。）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往里头去，立刻打死！”（足闹了一气，气势足矣，未可完全当真。）
贾政已进入狂暴状态，已经拼了命了。而“再有人劝我”云云，明示他的教子皆因有人劝阻而始终未克成功。
回应门客的劝解，贾政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新中国建立以来，恰恰是这一段话成全了宝玉的反封建形象，贾政越是上纲猛批，越证明宝玉的反抗的伟大性正义性原则性。
客观地说，宝玉率真、任性、贪玩、笃情，是性情中人，对于封建主流价值体系与教育体系颇具逆反心理，有颓废气——因人之必老必死而全面否定人生的意义，否定此岸的真实性——外带几分才子气，等等，却委实并无杀父弑君倾向。只看他对北静王和长姐元春的态度，便知他在政治上绝无二心，大大的良民。意识形态上，他带有青春期的疏离孤独抑郁感，算不上认真的反对派更不是造反派。
那么贾政为何要上纲如此之高，以致成了宝玉头上的光环了呢？第一，琪官事件，事情闹到陌路的乃至派系对立面的忠顺府上去了，岂可等闲视之！这么闹岂不等于杀父？岂不等于借（忠顺王之）刀杀父？谁知道这会给贾府带来多少政治上的、上层争宠方面的麻烦？此事与贾家命运相关，为了保护贾家，也许打死宝玉是必要的呢。
第二，奸污母婢未遂，更是犯了大忌。旧中国是信奉“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信条的，而恰恰这两条宝玉都沾上了边，贾政能不气吗？
第三，当然也有更加根深蒂固的根源，宝玉一直拒绝被培养成家族的接班人，拒绝修齐治平的主流价值理念，拒绝求学求上进，并以各种刻薄语言抨击父辈孜孜以求、视如命根子的一切儒家规范。在贾政看来，宝玉轻浮、苟且、怠惰、萎靡、消沉、眼高手低、一事无成、胡言乱语、胡作非为、朽木不可雕也，何况这回还捅了那么大的娄子，越过了底线。
贾政的悲愤是真实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更增加了悲喜剧气氛。悲是封建大家族后继无人，已呈衰象，无可救药；喜是父对子发威，再扬言打死也是不会打死的，至少按常理是打不死的，这一点贾政未必不知道。这有点像喜剧里的人物，说是不想活了，乃大喊：“我不活了，我要跳井，我要上吊……别拦着我，别拦着我！”越是喊“别拦我”，越有期待别人一拦自己趁机诉说一番的意思。真要跳井上吊，无须声明，直接去干就行了。真想要宝玉的命，也不需发表宣言屡屡表态表决心，直接去干就是了。
不是“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吗？三四十下中有一下照着要害打，宝玉早没了命啦。
王蒙《王蒙新说红楼 :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