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4 次 更新时间:2009-07-21 16: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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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为对过去30年中国人文社科进行总体考察,就必须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即80学人,进行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本文认为,80学人的整体学术成就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相比,还差距明显,30年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无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存在巨大差距。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而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系与评价中国人文社科现状所必需的具体信息,是其中被遮蔽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认为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不能单纯归结于学术自由的缺乏与学术科研管理体制的缺陷,而必须转向对各个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需要学术体制与社会其他制度进行不断的微调与磨合。

  若是以1977年恢复高考起算,并且有理由如此起算,①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的恢复和发展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参与者,除了部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人外,主要力量其实是这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高校,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进入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人。有鉴于此并为了便利,我将在本文中简称这批人为80学人。由于时代原因,这批学人年龄并不齐整,最年长的已60岁上下,最年轻的还不到50岁。在过去30年间,这批学人在人文社科的各个学科领域内,不仅是其中最生动的力量,起到了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作用,而且许多人已成为各自学科的中坚——甚至已达15年之久,因此,这批人无论如何都应当对过去30年人文社科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批学人在之后10-15年间仍可能继续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人文社科学术人才和影响力发生的相对滞后,②以及中国人迷信的"姜还是老的辣",不论这批人还有无学术潜力,或者又能有多大的实际表现,其影响力都还可能继续上升,并且他们还将通过其学生对中国未来更长期的人文社科学术的研究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对过去30年中国人文社科予以总体考察,就必须对这一代人做一些宏观的并且主要是批评性的考察。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问题".

  我坚持从中国社会和历史语境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但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思路,我会更侧重分析这一代人自身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历史构成的,源自社会。这样处理,或是源于"修身齐家"的传统思路,或是我接受毛泽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命题;③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就中国未来人文社科发展而言,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反省自身并做出努力,这是我们更可能自己把握的。学术的命运最终依赖于社会条件,但我们最能直接控制的仍然是个体的努力。这样处理,还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话说得"狠"一点,结论"政治不正确"或太伤自尊心,首先针对的是我自己,也不至于引发太多联想甚或诛心之论,我希望通过这种苛刻的分析讨论引发学界同仁的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未有设计的参与性观察的研究,但由于并非附着于某一个具体的学者或具体的经验,而更多的是关于作为群体的80学人,是关于这代人的一般概括,因此,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描述经验自身在清醒心智中的表现。这种描述和分析必定是有限的,注定不可能正确和全面。

  只是,与我之前的研究一致,④我希望在文献综述或人物研究或制度演变的传统研究方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进路以作为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

  

  一、80学人的成就

  

  如果纵向比较,同1949-1978年这30年比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发展,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作为30年发展中的主力,80学人应当说是足以骄傲和自豪的。更年轻的两代学人(如果按10年一代算),即使看到了80学人的弱点,总体上还是给予很高甚至是过高的评价,因为他们上学前以及毕业后的那种几乎不大可能,也不应为后代学人重复,并因此有点传奇性的经历已经有点被神话了。在法学界,由于历史断裂,77级和78级往往被一些媒体戏称为"黄埔一期".⑤许多人感觉良好,似乎也有理由感觉良好:他们出版的论文、著作和教材,无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一般来说已经超过他们的师长辈,有些甚至是远远超出(尤其是在那些之前很少研究的领域,例如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⑥尽管是否超出了更早的一代学人,还有争议,⑦他们中的一些顶尖人物在学界的地位至少已经持续了10年,甚至将近20年了,有些还是一些领域的重要开创者或新领域的开创者。所有的世俗标准都显示,80学人成就卓越,乃至有记者曾撰文赞美法学界,题目是"78级神话".⑧

  但也只是个神话。因为即使在学术传统之内,仅仅同前人相比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知识转型,还有建国和"文革"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此,必须寻求其他的标准。

  我认为至少可以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横向比,即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比较。尽管有些学科很难比,特别是人文,但至少就一些可比性较强的学科而言,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的学术发展水平,差距是明显的。我无法以翔实的数据和分析来证明这一点,但有大量的替代证据,这就是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畅销,以及学者和学生大量引证国外学者的作品。⑨当然不应由此贬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事实上,80学人的比较优秀的著作也无不或多或少借助了外国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思路上和方法上。尽管确有某种"外国月亮"或"远来和尚"效应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假定,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长期被供应商糊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标志都表明在学术消费者眼中,中国学者的学术是有一定甚至是相当差距的。当然,这个差距显然被市场夸大了,毕竟,翻译作品大多因其至少比较好才获得译者和出版社的青睐。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第二个标准,中国社会需求的标准——中国人文社科学人还没有为中国消费者提供足够优秀的学术著作,乃至于在许多时候,许多学科还不得不进口一些甚至是大量的学术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即使在文史哲这样一些人文领域,也无法避免。比如西方汉学研究著作在当代中国人文学界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⑩如果不怕丢脸的话,事实上,也并不丢脸,我自己以及不少80学人都有当过,或还在当着学术进口商或更难听一点的"二道贩子".当然,可以说,学术不分国界,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出口尽管在增加,却还是太少了。人文学科还没有或无望在短期内出现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尽管应当承认人文学术的滞后效应。不仅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是边缘的,甚至在国内,也是于丹等在民间有更大影响力。在社会科学上,也许只有经济学研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某些认可;其他学科中尽管对国际学术人物、学派大都基本介绍了,但很少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中国学人的著作;应当说著作出版的也不少,获奖也不少,但其中一些往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显然脱节太大,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观点不错,实际效果也不错,但根本无法实现学术的论述。就整体而言,在国际上,中国学者主要还是靠"中国"这两个字吃饭,只有少数人能够靠"学术"这两个字吃饭。就总体而言,没有多少学者的成果获得了国际上较高程度的认可。

  当然,由于中国国大问题也多,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即使一些不太成熟的成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上述特点本身也可能为这类研究和学术建制提供正当性基础,由此可以预期更具一般性的智识贡献,但至少目前总体而言,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否普遍适用,但至少法学界如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显然无法与过去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中国经济、政治实践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差距巨大。

  第三个标准是基于个人自省而建立的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标准,一种基于反事实构建起来的标准,即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其他变量,80学人能否做得更好一点,是否做到了自己的最好?我认为没有。诸多社会的、历史的和社会变迁的因素,都使得80学人没有在学术贡献层面做到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天真地立志做到的——"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或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他们也没有做到他们本可以做到的那么好。而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苛刻地归咎于80学人个人的努力、才华、坚持、远见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已经失落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正是基于这三个标准,我对这30年的学术成就有所保留,自然也对我们这一代人自身有点怀疑。至于中国学术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太多了:太多的学术成果既不太学术,也难说成果;学术风气不良,学术不规范;很多学术体制(例如重点学科、博士点设置、重点研究基地、核心刊物等)都没起到足够的学术引领作用,有的带来了副作用,甚至变成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某些人文学科相对边缘化或弱化,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缺少真正有知识贡献的学者;太多的关注外国,对本国的关注仍然很不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感,不够大气。就总体而言,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代学人基本上是在恢复学术传统,但缺乏重要的创造,甚至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目前已经很缺乏创造的动力。

  

  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这既是现实,也是问题;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凝固在80学人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尽管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也可以说是"文革"十年积累了潜在人才,但历史地看,80学人尽管有其优点,却仍有颇多先天不足。

  首先是,大学前教育不足。大部分80学人,无论是"老三届"还是应届,他们的大学前教育都是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完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学教育,基础知识相对也许不能说薄弱,但不够完整几乎是肯定的。

  至少用今天的大学考生标准来看,他们的外语能力普遍偏弱,甚至很弱。尽管经历使得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甚至有比今天的大学生更强的智识偏好,但毕竟当时可获得的阅读资源非常有限,同时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氛围,尽管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选项则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他们可能接触的普遍偏重古典人文,无论中外,而且他们极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初步训练。

  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其他辅助的社会筛选机制,他们靠自己培养起了与自己年龄相适应的学术眼光和批判眼光,但也因为没有导师,他们有可能过早地在学习上产生路径依赖,难以更深领会那些可能需要某些指导的经典之作的深刻内涵。

  其次是,大学教育也有欠缺,特别是在一些相对新兴或有重大知识转型的社科学科。尽管中国在1978年就启动了改革开放,但转变不可能一日完成,在包括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这个过程至今仍随着社会发展而继续。受制于改革时刚刚起步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环境,受制于师资、文献和资料的严重不足,教材陈旧且欠缺,也受制于那个时代的老师的学术禁忌、方式、习惯和水准,80学人受到的尽管是当时最好的大学教育和训练,今天看来却仍然严重不足。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存在一些学术传统,社科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例如,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社会学学者,大都是从大学本科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转过去的,尽管后来补了许多课,但欠缺从一开始就表现明显。在法学学科中,当时几乎没有教材,没有学术著作和外国译著,甚至什么是学术论文、什么是文献回顾、什么是学术随笔、什么是学术专著、什么是著作,很长时间在学界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个问题与80学人的老师也有关系,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有见识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教师基本没有受过除资料和文字训练之外的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其中一些还基本是同80学人一起开始学术训练和学术生涯的;当时的大学也普遍以教学为主,发表和出版渠道非常有限,我们这一代的师长一辈中有许多人没有撰写过多少,甚或根本没有撰写过严格的论文与严格意义的学术专著。许多导师对学生的评价也只是看重学生的才气、见识或政治倾向,而不大关注理论思维,更少关注严密的学术论证。[11]

  回头看来,甚至这一时期具有极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思想解放,也给某些社科甚或人文学界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并且影响久远。例如,作者和读者往往以问题的政治、社会意义替代问题的学术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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