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 高和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10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22-01-02 15: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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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 (进入专栏)   高和荣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必要条件,群学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改造和发展群学,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兼收并蓄群学要义,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问题,寻求解释中国社会之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策,极大地增强了认识、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的能力,是世界社会学史上的伟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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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100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断中国化的100年,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持续深化发展的100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必经之路,中国古已有之的群学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文化土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以之认识、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历程十分曲折,成果极为丰硕,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光辉篇章,在世界社会学史上竖起了伟大丰碑。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的古典社会学——群学,关注群、群众,认同和依靠劳动大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承接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身的“初心”与“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兼收并蓄群学要义,扎根中国大地,直面中国问题,寻求解释中国社会之道、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契合性

   从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价值倾向上具有亲和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文化基础。

   (1)群众观点与结群成众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绝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或固定不变状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①马克思的这些观点与群学关于“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的表述高度契合。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之所以“牛马为用”,就在于“人能群”(《荀子·王制》)。从这个角度看,“群”“能群”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出发去理解人,强调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共有的基本观点。

   (2)人民主体与民本民贵

   马克思从有群之人角度解释了历史的生成,把人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认为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构成了全部历史的根据与条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行动。③只有通过革命,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历史与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等思想传统,把“民”作为“群”的基本单元,强调“治国之道民为本”,善养民生、施民以惠是群学的重要内容。在群学话语中,历史就是个人在“明分”基础上合成为群、治理“群”的过程。群学强调明长幼之序,通人伦之道,合群、能群、善群,最终使整个社会美于斯、乐于斯,达到天下大同的乐群状态。这种先后相承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思想,虽有区别,亦可契合。

   (3)大公无私与克己奉公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都重视群己、公私关系,倡导克己奉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从对“物的依赖”,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达“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④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群己、公私关系的历史性以及发展性特征,论证了人的合群与能群本性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必然。群学作为“合群的学问”⑤,一直强调“合群性”乃人之本性⑥。群学主张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乃至于大公无私。荀子将“贵己”与“贵群”相统一,希望达到“群居和一”(《荀子·荣辱》)。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强调群术与合群的重要性。所谓“群术”,与“独术”相对应,是一种有效治理并团结国民的治国之术。⑦这是一种群本主义,对于个人来说,合群则成为一种利他主义的群德。⑧在群己、公私关系上,群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暗合性。

   (4)人类解放与天下大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群学都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群学以礼义为准则处理种种社会关系,认为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宜,则“天下莫不均平”(《荀子·王霸》),达到“至平”社会(《荀子·荣辱》)。在族群关系上,群学主张在尊重各自差异性的同时追求内在的统一性,实现“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礼记·礼运》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愿景,大同社会是群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是群学的“使命与抱负”。⑨马克思的学说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某一国家谋求解放,而是面向全人类,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⑩。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1)。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就是从合群到乐群的跃迁,它指向的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社会的光明未来,是群学话语中“大同社会”更科学的表述。

   2.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与理论武装。从此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及社会建设相结合就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1)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的相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5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相结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程。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以之认识、批判和改造中国社会。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情人民群众。李大钊目睹人力车夫、乞丐、煤工、童工等的悲惨境况,深感他们无法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痛楚,发出“吾惟哀吾民而已矣”(12)的感叹。但李大钊并不认为底层群众是羸弱的,反而认为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有实力者”(13),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他提倡“劳工神圣”(14),赋予群众主体性地位。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15),看到了群众的能动性。他积极看待群众运动,认为群众运动将扫清一切旧时代的糟粕,(16)是人民掌握政权的手段。(17)瞿秋白把群众作为依靠的对象,认为“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18)恽代英指出,“主义”只有贴合群众的需求,才能取得足够的号召力。(19)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群众的联合。他们从合群是人的本性出发,把“协合”当成人类的普遍法则。李大钊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类终于来到了阶级竞争的最后阶段,“互助的光明”快要出现了。恽代英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先天的,是国家强盛、社会团结的根本。(20)他在与蔡和森一起起草的中共二大文件中,更是提倡“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21)。瞿秋白指出,在本国的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22)。邓中夏则主张“团结是力”,应该将其“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23)。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群学的改造

   首先,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扬弃了传统社会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秩序,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解释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其次,提升了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备受压迫的阶级,一跃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最先进的阶级乃至于领导阶级。李达认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民族革命的中流砥柱。(24)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25)认为农民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使得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和绅士的地位从此反转。(26)瞿秋白认为,大量的工人农民沦落到“一无所有,无可再失”的境地,(27)他们唯有通过阶级斗争与革命,才能解放自己,阶级斗争与革命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28)艾思奇指出,“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正是这群“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创造了时势。(29)

   再次,明确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传统群学中的君、臣、民关系加以彻底改造,以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为原则构建新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对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30)。艾思奇指出,群众、社会组织在面对政府时,双方的关系应当是“相互推动、相互助长”的,唯其如此,群众才能信任政府,这样的信任就不会变成迷信与依赖,(31)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不会欺压平民百姓,而是“爱护人民,依靠人民”(32)。

   最后,重新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传统“四民”秩序中,“士”居首。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只是经济强势阶级的附庸,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过,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具有积极作用。李达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恒产而将其归为“准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可以与“劳动者为友”。(33)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4)。艾思奇号召知识分子采取“中国大众的立场”,即“‘聚精会神’为服务人民而工作,从‘现实的教训’中虚心学习,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来创造工作、改进工作”。(35)总之,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融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发挥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应有作用。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群学的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群学有关个人与家庭、自我与社会关系等思想的改造和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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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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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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