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 谭宏泽:探索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七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0-03-17 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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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里   谭宏泽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阶段,侧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学”属性阶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阶段,是一个从片面到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探索及创新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关系、马克思及其思想在社会学语境下的定位等议题是该领域内学者持续关注的理论问题,经长期讨论后形成一定共识。这七十年间的代表性成就包括对阶级视角的坚持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性价值与意义的探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史及知识社会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分支研究发展等。然而,目前该领域内仍存在若干重要议题亟待今后研究予以关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七十年/社会学史/社会学理论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8ZDA163),201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63192104)。

   作者简介:赵万里(1965- ),男,河南遂平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研究;谭宏泽(1990- ),男,辽宁康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城市治理研究。天津 300350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史及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基础性影响,并且塑造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品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逻辑。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理论创新和科学研究,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围绕社会学中国化、后西方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和话语体系建设等问题,中国社会学界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究和讨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这些议题的探究,更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七十年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指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进路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思想体系和研究范式”[1](P31)。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双重含义: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方式,其次才是中国社会学体制化的一种实践。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唯物史观社会学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结合起来的科学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思想武器。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1924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典范之作。毛泽东、陈翰笙等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从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革命动力与方向等议题形成正确的判断,进而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产生并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并未得到大学和学术机构中的“孔德派社会学”的普遍承认[2]。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成为中国社会学体制化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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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文发表数量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从不同时段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数量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体经历了低(1978年之前)-高(1978年-1990年代初)-低(1990年代初至2005年左右)-高(2005年之后)四种发展形态(见上图1)。而内在于这一历史形态之中的基本逻辑,则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辩证关系。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与西方社会学一度被取消的命运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被机械地割裂开来,要么以马克思主义替代社会学,要么从社会学中剥离马克思主义。将上述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可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阶段。这一阶段起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后期。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不同程度上被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实行改革开放之前。在这一时期,由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表面上被视为社会研究领域的真理,然而实际上却被曲解。不过,此阶段值得注意的一项学术遗产是在社会学被彻底取缔前夕,《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该议题的三种看法:一是以吴景超等为代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替换)社会学的观点;二是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社会学研究,并以后者充实前者的观点;三是以王庆成等为代表,主张回避这种概念、名称上的争议,将社会学的作用定位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上[3](P40—45)。虽然由于政治和时代原因,关于该议题的讨论随后无法继续下去,但这三种基本观点实际上奠定了几十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不同取向与基调。

   二是改革开放后至1980年代末。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关研究的井喷式发展时期,研究的视角、议题、进路开始呈现多样化,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流。这种现象背后是有着多种原因的:其一,社会学重建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自然引发了大量的回顾讨论、翻译引介以及观点争辩。其次,由于受时代影响以及路径依赖,该阶段几乎所有关于社会学专门议题的讨论都要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等的学说有一定的关联,或始于之,或对比之,或直接回到对原典的分析。再者,中国社会学界刚刚恢复“开眼看世界”,对于19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学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仍处于引介、学习阶段,故可使用的理论视角、研究范式、学术体系等工具相对较少。所以在这一阶段,除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社会学思想再发现以外,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成果的挖掘与再解读,例如对瞿秋白[4]、李达[5]、李大钊[6]、毛泽东[7]等的社会(学)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分析。不过至1980年代后期,开始有学者尝试从学科、体系化或研究范式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8][9][10]。

   阶段二:侧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学”属性阶段。这一阶段大致是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与前一阶段不同,在此阶段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之一,即在社会学话语体系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样的一种转向,实则与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相关联。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界基本处于学习、移植和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状况,而随着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帕森斯、吉登斯、布迪厄等学人思想及成果的引入,较之前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多元影响开始被日益重视。“古典三大家”的说法也渐渐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内一条重要理论脉络的学科内意义被确立并得到一系列研究。相关研究的议题也从之前的元理论、认识论、学科合法性等方向转为对社会学意义上的具体议题的研究,比如社会结构[11]、研究方法[12]等。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13][14]、赖特等人的新阶级分析[15]等也都纷纷被介绍到国内。

   阶段三: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阶段。如果说上文提及的第一阶段更偏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更倾向于聚焦(西方)“社会学”,那么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强调其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辩证统一关系。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既非直接将历史唯物主义套用于现实社会的研究,也不是在社会学内部将马克思主义视角与非马克思主义取向简单区分与并列,而是要在综合性把握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社会学发展脉络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进路来研究人类社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探索进路,这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但在数量上日益增多,也在研究范式、议题选择,以及研究目的上日益多元化。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性作用、对社会良性运行的研究[16];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如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的扩展;对阶级分析视角及其作用的再审视[17];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讨论[18];“回到马克思”取向下对经典马克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学概念、范式、议题的再挖掘[19];对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与价值的分析[20];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或马克思主导社会学中国化)路径的讨论[21],等等。

   整体而言,过去七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的历程,即从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到侧重其“社会学”属性,再到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辩证关系的再发现。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所取得的认识成果。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元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探析与争论贯穿了过去七十年的各个阶段,是该领域内的核心议题之一。上节已经提及,在1950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替代论、指导论与回避论。这三种看法实际上也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关于该议题的讨论基调,后续在1980年代形成的“继承论”、“兼容论”、“时代论”等[22](P20),其实都是对这三种观点的部分修正或融合。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有两个必须回应的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及其所提的“社会学”概念的批判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及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不少学者秉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有根本区分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应该是对前者的操作化,而非另起炉灶重新学习后者,从而形成有替代论取向的观点[23](P63)。但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所提“社会学”的批判是出于当时论战之目的,而并非对社会学学科的否定,况且孔德的社会学也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流派,而非全部[24](P69)。基于这样的理解,研究者扩充了对“社会学”的界定,认为这一学科本身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重要的、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遗产需要我们挖掘[8][10]。1980年代后期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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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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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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