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中不断发展，并逐渐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展现出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特别是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的群体自觉，并为今后的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标识。由此，探寻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逻辑及其路径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构成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充满曲折，甚至一度被取消。直到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学才开启了艰难的恢复重建历程。在恢复重建之初，中国政治学基础薄弱，主要以吸收、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为主，具有较明显的“西化”倾向。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引进有助于快速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但也极易导致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缺失，表现为“在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照搬照抄、简单套用、盲目追随的倾向，在话语表达上属于‘套着说’，处于复制的状态”。这一倾向在当前倡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政治学人的忧虑，并进一步凝结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群体自觉。尤其是当中国的政治学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分析范式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现象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时，对于创新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动力显得尤为强烈。

　　 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路径与方向，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长点。其中，尤为关键的环节在于推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实践，这也被视为中国政治学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政治学本质上是为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产生的，只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的政治学才能够找到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从而获得学科主体性，进而形成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将源于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如何实现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围绕这一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一条重要路径便是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将规范的政治学知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并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动能与活力。尤其是近年来，“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向，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探索。本文以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为例，尝试从一个侧面考察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过程及机理，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提供启示和借鉴。

　　 田野政治学的源起：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通常指研究者进入某一场域，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地参与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直观性和可靠性。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获得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这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及的。由于田野调查在获取事实材料上的重要价值，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最初来源于人类学，主要用于民族志书写，但在人类学中也并非一开始就广泛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早期的很多人类学者实际并不从事田野调查，而主要以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等作为开展研究的基本依据。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者也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田野调查才逐渐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确立起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乃至成为人类学者的“成人礼”。对此，有人类学者认为：“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知识的起源是密切相连的，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通过礼仪’。”由于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上的特有优势，这一研究方法此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田野调查方法很长时间处于缺席的状态。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实践十分漫长，但中国政治学相当短暂，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起源于1903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治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学由此进入恢复重建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普遍关注的是整体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主要运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依据的是文本。“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政治学从未‘下乡’……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做过调查，政治学者极少有过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经典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主要关注的是作为宏大主题的国家政治，是一种“庙堂上的学问”。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田野调查方法开始为一些政治学者所关注，并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其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时政治学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也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吸引政治学者进入乡村田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田野调查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使用日益扩展，这一方法也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田野调查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那么，田野调查方法是如何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背后遵循怎样的演化逻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又有何种启示和借鉴？围绕上述问题，近年来兴起的“田野政治学”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案例。田野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主要指以田野为对象，以田野调查为方法，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研究。田野调查方法是田野政治学最为鲜明的标识，并使其成为“一个因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相同研究方法而形成的‘方法论学派’，它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政治学必经田野调查获取理论研究材料和学术灵感的学术共同体”。“田野政治学”最早由徐勇教授倡导，并由张厚安、徐勇等一批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长期坚持和推动。田野政治学是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长期交互融合的产物，也为考察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互动过程提供了可能。历经30余年的发展，田野政治学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版图中极具特色的一条研究路径，并逐渐获得学派自觉，其对于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结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可划分为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意识形成以及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萌生三个阶段。上述三个阶段具有梯次发展的特点，但又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叉重叠在一起。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日趋深入，并最终形成了田野政治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政治学研究路径。田野政治学尽管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一种研究取向，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初现端倪。以张厚安、徐勇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学者突破传统的规范研究路径，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开启了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的视角转换。在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的进入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体现了政治学者对既有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和对新政治实践的敏锐把握。

　　 其一，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是促使田野调查方法进入政治学的内生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学的恢复重建，中国政治学逐渐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上还没有摆脱规范研究的既有传统。“这种规范性研究着重从价值层面研究政治问题，论证什么是好、应当的，对政治生活加以规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论证、解释，重点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一研究取向长期占据着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很大程度上固化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域，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对此，田野政治学的先行者张厚安在回忆其早期的研究经历时就认为：“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在此背景下，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就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这就为田野调查方法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其二，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涌现，是推动田野调查方法进入政治学的根本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系列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不断出现，对于政治学者提出了理论挑战。尤其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和农民问题愈发重要，也吸引政治学者从研究宏大的政治体制问题转向研究乡村。“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试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为研究对象和议题的转换，也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许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也无法从书本上找到答案。这意味着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然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通过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由此，田野调查方法“不自觉”地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当中。

　　 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重要起点。在这一阶段，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正是村民自治研究的出现才使得田野调查方法真正受到政治学者的关注，并直接推动了田野政治学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千百年来被政治所边缘化的农村百姓走向政治前台，成为政治主体……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然要研究作为制度主体的村民和制度单位的村庄，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从学科归属上看，早期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没有严格的学科门槛的，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介入并发表见解。村民自治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学学科属性的研究领域，政治学者肩负着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另一方面，这又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实践，有赖于政治学者进入乡村田野开展深入研究。由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介入村民自治研究，也将田野调查方法一并带入政治学研究领域。

　　 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初步结合。在这一阶段，政治学者开始使用田野调查方法，并意识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然而，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同时，研究者也普遍缺乏严格的方法训练和理论预设。“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因此，在做调查之前，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预设，即对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为了调查而调查，学术增量不够。”对于从事田野调查的政治学者而言，其开展田野调查主要以村庄个案为主，以获取所需要的调查资料为目的。这意味着田野调查主要被视为一种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而并非一种科学方法。由此来看，田野调查方法的进入是“不自觉的”，只是由于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驱使，而颇为“意外”地进入政治学者的学术视野当中。

田野政治学的提升：田野调查的方法自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