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情感的飞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9 次 更新时间:2007-01-25 22: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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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今天一走进四川音乐学院,我就有点吃惊。几年前我与音乐家金铁霖先生去国外访问,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学院,发现那些学院都很小。但川音有这么大的校区,有学生一万六千多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听敖院长说,全国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学院几百所,大规模的音乐学院也有上十所,这更让我大开眼界。

  当然,中国应该有庞大的音乐学院,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音乐学院。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因为中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国古人行“礼乐之治”。礼是指制度。乐是指文化。礼与乐构成了当时全部上层建筑的两大支点。可以想象,中国古代文化以音乐为龙头,如果那时有中宣部,部长肯定是音乐部长;如果那时有文化部和教育部,部长们也一定是音乐家(众笑)。我们现在发掘的一些汉墓或者秦墓,常常发现那里藏有大型的编钟或编罄,发现各种丝竹管弦,由此可知音乐在中国古代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有怎样成熟的创造和推广。

  音乐在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极为神圣。有过欧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见总统和见市长可以穿便装,看电影和看画展也可以穿便装,但如果是进音乐厅,尤其是听古典音乐会,男男女女都少不了盛装礼服,有军功章的军人们还常常把军功章挂满一胸,如同去接受检阅。为什么?因为音乐厅就是圣殿,音乐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很多人眼里代表了文化的最高品级和最初源头。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就是music

  (音乐)之神。如果考虑到欧洲漫长历史上音乐与宗教的不解之缘,那么欧美人对音乐特有的崇敬更不难理解。

  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比方说战争总是伴随着偏执和仇恨,就是不好的东西。制度、舆论、习俗、学问一类隐含着利益要求,包括对特定阶级或特定民族的利益分配倾斜,对于不能从中受惠或从中受惠较少的人来说,也常常是不够好的东西。但唯有音乐——当然是指能够流传的音乐——这种不需要翻译的艺术,这种直接沟通心灵的超语言、超逻辑、超观念的表达,具有最敞开、最纯净、最温暖的品质,展现了每个民族至美的一面。

  前不久,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其它东亚各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有所升温,正邪之争有可能被歪曲成族群冲突。很多日本人厌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厌恶日本人。双方的一些愤青在网上对骂得昏天黑地。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让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日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古脑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划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端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本·拉登可能对此高兴不已。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歌曲里流淌出来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歌曲的创造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居住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荡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很遗憾,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

  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一些优秀的音乐家们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有些“春节晚会”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渲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只要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什么是古人说的“淫”、“过”、“凶”、“慢”?那些虚张声势和虚情假意的音乐垃圾就是。这正是世道人心面临危机的一种表征,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进一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音乐离心灵更远,而在于很多人的心灵本身在枯竭,在麻木,在冷漠,已经很难分泌出音乐。走在一些大街上,我有时会注意迎面而来的一些表情。我看见很多人穿着时尚而且体态俊俏,但我们很多儿童的脸上已没有天真,很多青年的脸上已没有热情,很多妇女的脸上已没有优雅,很多男人的脸上已没有刚毅,很多老人脸上已没有慈祥……我看到更多的是目无定珠,神色紧张,面若冰霜,甚至贼眉鼠眼探头探脑,一脑门子官司(众笑)。你们在大街上是否也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音乐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音乐?

  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哪怕是无调式,哪怕是用噪音,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一定是动人和动心的,是情感自然的奔流。现在有很多文艺家误把技术当作艺术,其实技术与艺术虽然互为依托,甚至互相渗透,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简单地说,技术是没有电的机器,没有血流的身体,有点没心没肺,只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载体,但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而艺术是人心之术,是有生命价值的技术,隐含着特别的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象信号。这才是从艺者的“大道”。艺术的这一特点,使艺术与体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其它很多人类活动,有了最大的差别。

  技术是可以教育的,而艺术不可以。我这里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常常有人问:文学写作有什么技术秘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秘诀,那么普天下所有作家的儿女一定都是作家。因为哪有父母不把一件好东西传给儿女的道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作家儿女当作家的例子虽然有,但为数极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一度很喜欢办作家班,但这种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有,同样为数极少。我们因此而不难明白,文学的技术可以传授和训练,但文学最重要的内核,即作家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精神境界等等,没法通过师生相授的方式,在课堂里进入教学。学位制度、教学改革一类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每一个人的精神历程和精神积累都独一无二,是人生实践和长期历练的结果。在几百个或几千个课时之内,一个人的心理蕴藏怎么可能就全面复制另一个人的心理蕴藏?

  技术是可以购买的,而艺术不可以。在眼下这个商品化世界里,不管是工业或农业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只要你出得起大价钱,大概都不难买到。但正像刚才一位同学在字条上提到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没有大投资的时候,倒拍出了很优秀的影片。一旦成了世界级的明星导演,一旦有投资商们趋之若骛争相拍钱,《英雄》和《无极》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他们是缺钱吗?不是。是买不到人才和技术吗?不是。他们在编排、拍摄、制作、宣传等方面大把大把地烧钱,已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忘记了电影不是有情节的广告片,不是一台体育嘉年华或科技嘉年华。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动人和动心,在于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的有效传递,在于热血生命的和盘托出——而这一切只能由创作者靠长期的历练来积聚和生长,是任何投资商都无法随意占有的无价之物。钱多,固然能买来明星阵营,能买来明星阵营的雇佣劳动,但不一定能买来艺术家们的激情和灵感,以及灵感所依托的兴奋点,还有全部生活积累中沉甸甸的某一份隐痛。在这里,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崇拜者和批评者,我并没有对他们丧失信心。相反,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优秀的导演们在更多的实践之后,能打掉一些技术迷信,再一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几年前,我与几位作家到蒙古访问。因为我们带的蒙语翻译只熟悉中国的老蒙语,不大熟悉蒙古的新蒙语,加上蒙古能说英语的人也不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法与主人们交谈。那么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怎么打发?总不能只是傻笑、只是打手势吧?于是我们以唱歌代替交谈。几天下来,我把能想起来的歌都唱完了。有一位同行的广西作家名叫东西,特别能唱,很为中国人挣了些面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对蒙古朋友们的歌唱天赋简直望尘莫及,也被草原上巨大无边和深不可测的音乐宝库深深震惊。一位司机,一位老师,一位官员,一位牧羊老人,他们一开口都成了天才的歌手,都成了蒙古的王洛宾。即便夜以继日地唱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曲目的重复,而且几乎每一支歌都朴素,上口,优美,奇妙,崇高,出神入化,变化多端,直击人心,汹涌着历史深处的情感浪潮。在这样的歌声里,再冷漠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我们会为母亲感动,为骏马感动,为狼和小草感动,为泥土和蓝天感动。我们会有不知来由和毫无道理的泪水突然涌入眼眶。

  我知道,在那一刻有灵魂之门的打开。我们在平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门,更不知道这样的门会在何时打开,会在什么信号密码的敲击之下打开。

  比较而言,蒙古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我从歌手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有一种富裕之外的幸福,是生活得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今天来这里说说与音乐稍有关联的话题,只是想拜托和期待在座的诸位,今后不但要当技术家,更要当艺术家,不弃“小机”的同时更要不失“大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同样成为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本文为作者2006年9月于四川音乐学院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稿略加调整充实)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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