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9 次 更新时间:2014-10-02 2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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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现在看来,从“文革学”一开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个趔趄的连体人,栽进了同一个坑。

   这是指他们对社会的总体性判断。随意在互联网搜索一下,便可发现“文革”的辩护者们最爱做的事,一是忆“平等”,二是忆“反腐”——其实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两条可归结为一条。在另一种声音里,“文革”的痛恨者们无不斥责“平均主义”,其实是指“平等”的超强版,在更多时候则只是对“平等”一种贬义的别称。在这里,双方同于事实判断,大体上确认了当年的一种“平”。差别仅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有人愿意用褒义,说“平等”最为可爱,洋溢社会主义的温暖;有人愿意用贬义,说“平均主义”太可恶,窒息了市场与资本。

   这个双头的连体人说错了什么吗?

   很多西方学者也公认“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2】算得上这个连体人的强大外援和场外教练。他们的依据想必是这样:在红色中国的城镇,人们确实工资差别不大,住房差别不大,伙食差别不大,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肥皂票、饼干票等都是见人一份,不论级别和地位,只看年龄和工种,比如城镇居民在大米产区的月供口粮,干部一律24斤,中学生一律30斤,大学生一律35斤……“阶级敌人”也莫不如此。这难道不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大家都有补丁衣,都得做煤球、扫大街以及打老鼠。王局长和张木匠的老婆一同在豆腐店门前串通插队,杜教授和莫裁缝的儿子一起逃课游泳或分食酸桃……我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在我印象中,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1960年前),留声机、照相机、进口奶粉、香水、宠物、钢琴这一类奢侈品,更多出现在归侨、知识分子、资方留用人员的家里,一般来说与官员宿舍关系不大。在我生长的城市,四座最好的新建别墅都分配给了知名作家,比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住房要气派得多。【3】这种印象与后来若干史料吻合:在“保留工资”的政策下,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薪1760元,其同行马连良的月薪1700元,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薪1676元……均超过国家领袖们数倍。【4】

   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回忆,哪怕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面貌“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5】

   邓小平曾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6】迟至1993年,我接待一对法国夫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司机们总是上桌与主客一道吃饭,还表现出【7】几分诧异,于是感叹中国工人阶级地位高得很,不像他们那个破法国,不久前人们在巴黎坐地铁也分流在贫与富的不同车厢;更不像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司机的别称是“车奴”。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人们把目光从物质形态移开,投向人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等,把物质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还原为不同于牛羊猪狗的灵长类生命,就不难发现“平等”或“平均主义”的说辞大打折扣,几乎不堪一击。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到1963年各个领域奉令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强化招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8】……社会上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至少在人们的理解中,“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与门第备受关切,清查与排序紧锣密鼓,“平等”成了不同层级的排他式俱乐部。大家谨言慎行,东张西望,看人的目光冷暖随时调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准备,显示出一个等级制结构正赫然形成:

   最高层,是所谓“可以依靠”的红色群体,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

   中间层,是所谓“可以团结”的粉色群体,包括中农、手工业者等。

   较低层,是所谓“可以争取”的灰色群体,包括一般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

   最低层,是所谓必须剥夺、打击、限制、改造的黑色群体,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层次俗称“黑五类”或“四类分子”(若把右派分子排除)。

   撇下城乡差别在后文中另说,在这个粗略框架之下,当然还可细分,比如黑色群体里还有“杀、关、管”的深黑和最黑,指被枪毙、被判刑、被管制者及其亲属;红色群体中也有“大院里的(党政官员)”与“巷子里的(老百姓)”,穿制服有“四个口袋的(军官)”与“两个口袋的(士兵)”……其重要差异大家心知肚明。

   “反革命分子”则是一个弹性极大的大口袋,便于把任何捣乱者打入其中,显示出等级制的动态性,即“左”、“中”、“右”的现实表现分档。公众对此心领神会。换句话说,红色、粉色、灰色人物都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一不小心也可滑入这个大口袋,构成黑色群体一个可观的增量。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红卫兵兴起初期的这一流行对联,无非是这种等级制暴虐化,有贝子贝勒踢馆闹场的口气,有龙种凤胎迈开八字步的自得,把血统炫耀到露骨和嚣张的程度—在高层后来改口切割它之前,把它变得可做而不可说之前,可说但不可公开大声说之前,它几乎得到红色群体(特别是大红和深红)的普遍欢迎,也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等政治操盘者的公开支持。【9】即便后来改口切割了,批判这一对联最力的中学生遇罗克还是被处以死刑,10并不使人们感到过于意外。

   在那一声枪响里,那一片余音袅袅下的举国静默里,可有什么“平等”或“平均主义”?在那个人们神经紧绷的日日夜夜,黑色乃至灰色人群是被“平等”或“平均主义”地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然后饱受拳打脚踢?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去扫厕所、掏阴沟、上劳改工地以接受永远的赎罪?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离婚、自杀、逃亡、下狱、突发精神病?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在公众场所既不能笑(涉嫌嘲笑当局)也不能哭(涉嫌鸣冤叫屈)、既不能硬(涉嫌顽固对抗)也不能软(涉嫌伪装进步)地苦熬每一天?……回到前面的议题,那个从左右不同角度确认的一份“平”,作为正反两方辩论的前提约定,难道一开始不就是严重虚构?不是众多左、右翼人士一个劲儿坚守或猛攻的海市蜃楼?

   或者说,除了工资和粮票,人们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的分配就不算什么大事,从来不入唯物主义者的法眼?

   或者说,“阶级”一类从来就只有经济学意义,社会观察者只可牵挂一些关于粮票和工资的指标?

   权力等级制当然也没有素食风格,不会与物质生活绝缘。事实上,贯彻“阶级路线”伊始,每个等级便有了相应的影子价格,透出了暖烘烘的人间烟火味,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之后,最终还是坐实唯“物”主义。党员、官职、大学、好房子、招工机会、提拔可能性、接触内部文件的资格、旅行首都的住宿介绍信……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权力优待席,与贱民们没关系。平均分配虽在粮票、工资一类事宜上有所延续,但往深里看,往细里看,特别是朝基本生存线以上看,它已被等级制迅速侵蚀,一步步趋于瓦解。在我的印象里,自1960年代始,好烟、好酒、好补品、好衣料、好房子就更多出现在当权者那里了,合法的“特供品”、“特供店”也浮出水面,“特供”花样不断翻新。到1972年后,“走后门”行贿之风大盛,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想走错门也难,连街头巷尾的老太婆都明白这里的潜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女儿嫁一个黑色甚至灰色人员犹天塌之祸,哪怕那小子品貌出众才高八斗,也等于少女自毁前程,累及全家,神经失常,常闹得父母的要死要活——候补丈母娘们火眼金睛,总是比理论家更明白“平等”的奥秘。如果这位女儿姿色出众,其母亲乃至大姨小姨肯定更要把视线向上调高若干度,留意红色群体里的更红和大红,“大院里的”,“四个口袋的”,口音有点特别的——在南方讲北方话的多是南下干部之后,在北方舌带南音者可能是革命元勋之后,一开腔便有地位的听觉标记。

   情色资源分配总是最灵敏的社会风向标。

   1980年代初的一天,我因工作关系出席一个宴会,主人是省委某高官,主宾是我的合作伙伴,京城里某位大人物的公子。当主人听说公子他爸爱吃团鱼,立刻安排手下人去买两篓。这已够让我吃惊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公子怕一时半刻找不到这么多团鱼,因担心误机一再摇手。对方看看手表,淡淡一笑,说怕什么呢?王秘书,你去给机场打个电话,让他们推迟两个钟头起飞。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一个区区的省级官员也可以随意操控机场和天空,强迫那些不知内情的旅客在机场上傻等,而且等的是某位大人物可能毫不在意的两大篓团鱼,腥味扑鼻的一份献媚?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这位献媚者又是宴会又是赠品,然后戳着牙签哈哈一笑?

   平等或公平——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红色中国建立时的庄严承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核心。马克思一直相信可以通过取消财产私有制来实现平等,但他可能没想到,中国在做到这一点以后,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财产私有制确实消失以后,情况却未可乐观。骄横的财主没有了,霸道的政治新贵取而代之。高利贷没有了,孝敬长官的红包取而代之。红灯区买春没有了,争取入党或提干的性交易取而代之。制幻毒品和跳大神没有了,狂热效忠领袖的死去活来取而代之。争夺遗产的兄弟仇杀没有了,意在自保的亲人告密取而代之。铁具束腰和食用砒霜的美容没有了,自残性质的热血秀或自愿赎罪取而代之。把一只股票炒出天价的商业投机没有了,在打击内奸、叛徒、邪恶敌人等各种斗争中的抢头功和露大脸取而代之。比珠宝、比田庄的“拼爹”没有了,看谁家爹妈位高官大的“拼爹”取而代之……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社会。

   而且是一片过于陌生的世相,差不多是历史中一大疑难杂症。

   前人在有关于市场与资本的理论遗产之外,在“所有制”“生产关系”“基尼系数”之类以外,没留下什么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以供观察者们信手拈来。唯物主义者遇到了不那么“物”的问题。其最大疑难点在于,就物质分配而言,这里的平等说无也有;就权力分配而言,这里的不平等说少也多。

   “平”乎?“不平”乎?

   二者相互消长不定,但始终交织在一起。两方面不像是偶然拼凑,倒像是自然发育的一体两面,如插线板上的火线和零线缺一不可。真正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逼近。

  

   道路选择的大概率

  

   早知道改革开放这样好,市场经济这样活力充沛,中国人当年就不该那样二。事情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放开物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展个体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搞股份公司、品牌代工、房地产、股票交易、电视超女选秀?既然“多元的组织资源”(秦晖语)是克服极权和动乱的必要条件,是自由和民主之基,当初为什么居然就没人想到要开放市场,助推宗教,甚至鼓励行帮、宗祠以及名媛学校?……这一些诘问近年来耳熟能详,多见于知识沙龙,成为学子们焦虑的七嘴八舌。

   我也恨不得替同胞们悔青肠子。

    看来,我们都成了某些党史专家和哈佛教授的好学生,从他们那里顺利接受了有关“文革”的解释和思路,“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比如(前者语)”,比如“民粹主义观念(后者语)”,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些认识问题。既是认识,那就得取决于脑子里装了些什么,取决于脑子好不好使。笨蛋花两个小时才能啃下来的考题,才子在十分钟内就能抢先交卷。中国看上去就是这样的笨蛋,蔫头巴脑,挠头抓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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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徐孟献 2015-03-07 21:10:16

  “文革之争”现象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模式。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座纪念碑,甲站在纪念碑的前面,乙站在纪念碑的背面,他们观察的是同一座纪念碑。可是,由于甲和乙站的角度不同,观察的面或范围不同,观察到的內容不同,所以,虽然观察的是同一座纪念碑,但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同的。“文革之争”,就属于这种情形的争论。
  这属于两个范围之间的争论,《范围论》对此作了研究。《范围论》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只是客观事物某一部分的东西,这一特征,《范围论》称之为观察的范围性。由于观察的范围性,得出的结论也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结论,这一特征,《范围论》称之为结论的范围性。结论的范围性它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它吿诉人们,任何理论都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无论是牛顿理论还爱因斯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所有这一切一切的理论或结论,都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內是正确的。正因为此,结论或理论不可超出范围应用,结论或理论一旦超出范围应用,其真理性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错误的东西。不但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真理性和范围性,是结论或理论的两个最基夲的特征。明白了这些,我们再来看“文革之争”。“文革之争”也属于两个范围间的争论,文革到底谁对谁错呢?这就看你站在谁的角度谁的立场观察文革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或角度观察文革,那么,就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官僚特权之间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官僚特权的愤怒﹐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要求。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民主运动﹐又是中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站在地富反坏右官僚特权阶层的立场上或角度观察文革,那么文革就是一场浩劫。

傅老师 2014-10-09 17:05:26

  1,文革整了一亿人,几百万人含冤而死,这不是什么探索中的错误,而是罪恶,罄竹难书的罪恶.2,文革的罪魁祸首至今还被当做大救星供着,是无耻的权贵做的最无耻的事.3,文革的罪恶从来没有被清算过.还在以唱红打黑等形式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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