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通向未来的崎岖之路

——中国经济发展与应用经济学的使命[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8 次 更新时间:2021-12-1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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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  

内容提要 对中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进行理论范式上的概括,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从资源配置、发展格局、增长动力、宏观管理四个方面,系统梳理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环境、新动力、新目标和新约束;本文最后指出,为了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对中国经济实践予以学理化,据此构建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学科建设


作 者 吴晓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应用经济学评论》主编。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时间,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探寻制度改革的方法,经历了艰难的试错、探索和实践,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今天的小康社会,实现了人均GDP从1978年的100多美元到2020年接近1.1万美元的“增长奇迹”,成功回答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可研究的“中国模式”。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是难以解释的,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经验和规律需要总结、提炼,同时将丰富、扩展人类社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历程


从过去40多年的变革历程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一)资源配置:从政府统揽到市场主导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统揽。“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是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资源配置理想状态,这种理论本质上是试图通过事先的计划机制去控制资源配置,防止产生商品过剩和资源浪费,试图让经济运行处在可控制的平衡之中,以最大限度节省资源、提高效率。虽然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即市场的作用会对经济产生周期性的破坏,因而资源会有大量浪费,需要政府从宏观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总揽和控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根本性的。

首先,国家高度垄断导致市场作用的空间基本不存在,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否定了经济人假设,否定了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人对利益的追求是一株有毒的花,但结出的却是善良的果。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经济学必须从这个客观存在出发。中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揽资源配置是完全理想状态的,违背了人的本性,否定了人追求利益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合理性。否定人对利益的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将失去基本动力。因此,政府统揽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毫无现实基础的乌托邦,这种由政府大包大揽、统筹资源配置的体制完全不适合于中国。

其次,计划经济理论和基于这种理论所构建的体制,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诉求。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但严峻的现实是,1949—1978年,人民吃饱饭的基本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如果一种体制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这种体制必然会遭到质疑。制度的僵化和落后是导致中国贫穷和落后的深刻原因。制度僵化,严重扼杀了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们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甚至没有创造财富的权利,一切资源都由政府来配置。

必须肯定的是,1949—1978年,人民的节衣缩食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两弹一星”的成功为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从尊重经济基本规律的角度来看,必须坚决彻底地改革政府统揽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探索一条与人民群众诉求相适应、与中国国情相匹配的发展之路。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不要。走发展之路、富裕之路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当时最大的阻碍在于意识形态的约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特质。由于解放了思想,没有思想束缚,在4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才能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断前行。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中,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之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由的市场、分工、交易、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精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尊重。

中国从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统配资源,市场几乎不存在作用空间的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的体制,这既是历史的大跨越,也是理论的大进步。

(二)发展格局:从封闭循环为主到国际大循环再到双循环

1949年到1978年,中国主要是一个封闭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国虽然具有发展经济所需的丰富自然资源,但经济发展更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国当时的金融资源十分匮乏。197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10亿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只有210亿人民币。当时中国只有少量的国际贸易,主要是通过初级产品贸易换取外汇储备,再用这些稀缺的外汇储备购买国家急需的高精尖设备。李嘉图学说将分工拓展到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比较利益,继而可以在更大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在理论上也没有深刻理解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投资,当时资金缺乏的现状只有走开放之路。中国的对外开放既需要战略眼光,更需要胆略和勇气。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开始,这些特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吸引外资,引进新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中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与发达国家各自发挥优势,得到最优结合。“用市场换技术”是一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且很有效率的做法。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标志。当时舆论界、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除了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巨大市场外,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都难以与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竞争,加入WTO将对中国的民族产业带来巨大风险。但实践已经证明,加入WTO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性决定。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通过分工、竞争、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获得了比较利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积累,同时也加快了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步伐。加入WTO的2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社会财富空前积累的20年。如图1所示,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1年底外汇储备为2100亿美元,加入WTO后中国外汇储备增速显著提高,2006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别突破了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大关,2020年基本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1978—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增长了39倍。无论从GDP,还是从外汇储备等金融指标看,中国经济全面开放后有了更快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图1 中国外汇储备与GDP(1978—2020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0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开放才能使中国从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小康社会,进而逐步向发达国家迈进。

对于新常态下中国提出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简称“双循环”战略),有的观点提供了不正确的解读,以为是要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以为要追求自然经济模式,以为参与国际分工不重要,以为市场机制不重要,以为政府是万能的,以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是灵丹妙药。这些都是片面的理解。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内需推动的发展、开放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内循环的重点主要是补短板,把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继续推进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继续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三)增长动力:从资源依赖到创新引领

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人口红利等要素,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但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资源过度依赖的模式。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为此也付出了昂贵代价:资源耗竭式的利用,造成从土地到河流、到水资源、到近海的大范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不仅使生态体系非常脆弱,而且对人民的健康形成了巨大威胁。这种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制约。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2]在4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十分重视制度创新,正在逐步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转变,其中,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探索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包括如何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如何改革国有经济体制,如何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于创新的关注,逐步由制度创新扩展到技术创新,这是新时期的重要变化。如图2所示,1996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0.56%,美国此时的研发支出占比是中国的4.3倍。2018年中国研发支出占比已经提高到2.19%,相较于2016年增长了2.88倍,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与此同时,重视人才培养,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技术人才和技术积累。目前,中国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技术发明数量和质量也居世界前列。[3]但是,目前在高精尖人才方面供给短缺、人才激励不足等问题仍很明显,[4]未来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培养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拥有担当精神的创新性人才。

一个直观的证据是,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生产同样的经济产出所需的能源消费数量(定义为能耗强度)出现了显著下降。如图3所示,1990年中国的能耗强度是美国的2.4倍,到2015年中国的能耗强度相较于1990年已经下降了68%,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图2 中美研发支出占比比较(1996—2018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3 中美能耗强度比较(1990—2015年)


(四)宏观管理:从计划指令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经济运行都是有周期、有波动的,如何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减少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的破坏,是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及以前的一个较长时间,我们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都是通过计划指令来控制经济周期,经济过热时直接用计划指令给经济降温,从而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当时因为市场不发达,试图通过基于市场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方式的基础不存在。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彻底改革计划指令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模式。这期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了不同作用,特别是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创造性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货币工具,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从大趋势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包括自由市场、交易、分工、价格决定、政策中性和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等,虽然有些方面还不完善,但基本趋势已经确立,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权基本上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具有较高的趋同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不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

(一)效率优先、重视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理论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是追求效率、重视公平,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逻辑。一方面,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突显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1978年到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已经实现,在向2035年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效率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重点,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基础。效率优先绝不意味着损害公平。追求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元素,但实现公平的前提是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最终会沦为平均的贫困,而我们追求的是社会富裕基础上的公平。

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我们必须构建新的共同富裕发展模式。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是共同奋斗,而不是要靠等,不是等天上掉馅饼。共同富裕有阶段性特征,是一个动态过程。共同富裕也是一种有差别的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严重损害了效率基础,进而侵蚀共同富裕的基础。效率来自哪里?微观上来自激励,宏观上来自分工和竞争。有激励机制才有财富创造的动力。只有财富创造才有财富分配。没有财富创造,公平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不重视财富创造的公平,最终会变成贫困的公平。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并保护财富的创造机制,要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财富创造和分配的理论逻辑不会也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化。公平的实现可以通过再分配机制以及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达到。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机制。公平不是数字意义上存量财富的拉平,不是约束跑得快的人,而是要想办法让跑得慢的人尽可能跑起来,缩小与跑得快的人的差距,政府要对跑得慢的人提供帮助。只有跑得快的人,社会才有追赶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逻辑上的。

(二)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发展经济是主要依靠政府还是主要依靠市场?这是重要的道路选择问题。中国始终在不断探寻并试图优化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没有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覆盖的资源配置模式上,也没有完全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试图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不断优化其作用边界。在政府统揽的计划经济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之间,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构建了一种新模式,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或“第三种模式”。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的作用几乎覆盖一切,市场几乎没有作用空间。在市场经济高度自由化的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很清楚,在经济活动中,政府的作用边界很小,市场的作用几乎覆盖了全部。“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包统揽资源的高度集权模式,也不是完全复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对市场作用的实现方式进行创新,同时保留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元素,例如分工、市场、交易、价格形成、激励、竞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第三条道路”的自身特点。在“第三条道路”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是动态的,在不断地“试错、纠错”中完成自我进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5]这种“第三条道路”能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需要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顶层设计

重视顶层设计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五年(计)规划”是这种顶层设计最突出的表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国家宏观规划的作用。由于拥有信息方面的某些优势,顶层设计相对站得高、看得远,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对经济活动的预期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已进入“十四五”时期,如果将前面十三个“五年(计)规划”串联起来看,其宏观规划与协调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后的“五年规划”,大多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清晰地传递宏观决策者明确信号,为市场提供了相对明确的预期,引导市场决策相向而行。

中国顶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管理模式是国家发改委的协调作用。国家发改委的前身为国家计委,其主要职能是经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2003年将原国家体改办职能并入后改组为国家发改委,其主要职能是宏观经济的规划与协调。2019年3月24日 ,作者曾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有过一次两个半小时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也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有一个优势或特点,就是有一个负责长期规划和综合协调的国家发改委。正因为有发改委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统筹协调部门,才使得中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能够向下得到有效执行。

针对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在顶层设计中制定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改革开放早期的沿海经济特区,到目前的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等,这些区域发展战略有其自身的特点,又有战略分工,形成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四)地区竞争机制

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中国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到市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这种承接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主体的职能,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中国,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率的关切,是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同时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这些都使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发展经济的激励。[6]也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是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因,晋升激励使官员热衷招商引资,进而参与区域竞争从而发展了地方经济。[7]

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各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差别、有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大框架中,设立与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等,这对产业结构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力量。

(五)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

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合理预期,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中,财政政策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作用似乎超过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中国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一种政府收入增长的政策,缺乏周期概念。但在货币政策中,利率的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与收缩,遵循了逆周期调节的原则。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多样化的货币工具履行了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责。如图4所示,长期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平均以两倍于GDP增长的速度而增长,2020年广义货币(M2)存量已经超过210万亿元,中国名义GDP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即使在这种货币环境下,中国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通常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只有在1990年前后价格双轨制及并轨初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扩张与价格变动的这种关系被称为中国货币之谜。宏观经济政策是双政策的协调,但在中国,多数时期似乎都是单一政策。无论经济出现衰退还是过热,主要由货币政策来调节,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特点。

图4 中国1994—2020年货币供应与GDP发展

注:为了便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与GDP增速对比,二者增速均以上年为基期计算得到,整体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约为GDP增速的两倍。通货膨胀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在1990—1994年,通货膨胀率显著提升,1994年已经接近25%,这主要与当时中国价格双轨制并轨有关,但之后通货膨胀率一直呈现较为稳定的低水平趋势,社会并未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这就是中国货币之谜。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环境: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1世纪初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出现,民粹主义以及基于民粹主义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盛行,特朗普政府发动的中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更大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图5所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1980—2006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呈现较为显著的上升态势,尤其是在2001年12月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外向性或者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由2001年38%快速提高到2006年的65%。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内部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但是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了60%,有其潜在的隐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对对外依存度如此高的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断崖式衰退,之后中国采取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实际上是在逐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逐步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下降到32%,但与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18.33%)仍存在显著差异。

图5 1980—2020年主要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

注:经济对外依存度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依靠外国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模式,带来了基础性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一个相对和谐的外部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当前,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应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应尽最大努力去改善外部关系,要客观理性地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新动力:经济增长呈现内生性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内生性趋势,这是中国经济进行战略转型的重要依据。2006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呈下降趋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信号。大国经济增长,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大国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要通过内生性力量来推动。如图6所示,中美两国的内需占GDP比重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在中国,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2019年美国内需占GDP比重达到104.5%,中国为98.5%。其中,2019年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82.7%,中国仅为55.4%;美国投资占比为21.8%,中国则达到了43.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内需占GDP比重与美国较为接近,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内需占比呈现下降态势,特别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内需占比出现了一段快速下降的态势,到2007年内需占比为91.34%,2007年之后中国内需占比呈现上升态势,到2018年中国内需占比达到99.23%,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内生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图6 1979—2019年中美内需占GDP比重

注:内需是指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的加总,GDP为按支出法计算得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国统计年鉴》。



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其中系统性金融风险值得关注。以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为例,这些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市场的纵深度有限,通过外部资本短期能催生经济增长,但经济的泡沫化会为未来金融市场带来潜在的巨大风险,这些国家在金融开放后出现了本币的大幅度贬值。[8]如果中国像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主要靠外生性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在增长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一旦金融开放就极有可能出现货币市场的巨大波动,货币危机不可避免,进而由此将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

中国应着力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力量,即内生性资本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对未来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都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新动能来自不断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2011年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到工业4.0时代。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世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重要,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特别在疫情的影响下,数字技术为经济复苏带来了重大机遇。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简称“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69254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17.08%,“三新”经济增加值增速比GDP增速高1.5%。当前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个别领域领先于发达国家,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大多数领域,中国比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要落后5-10年,有的领域可能要落后20年。要把握住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新机遇,寻求数字技术水平新突破是必然选择。

从新科技到新产业,中间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创造一个与新科技、新技术到新产业变化过程相匹配的新资本业态,以此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这一点中国还要努力跟上。从天使基金到VC、PE,再到投资银行、IPO、并购重组、资本市场,推动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产业空心化,防止重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现象,是未来中国经济寻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机遇。

(三)新目标:经济发展迈向中等发达国家

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再是脱贫,甚至也不是小康了,而是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了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中国经济的远景目标做了全面规划,未来五至十年,中国从小康社会迈向发达国家,到2035年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过去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从经济指标看,一般认为人均GDP大约在25000美元左右。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25000美元是一个宏伟目标。这个目标一点也不会比过去40年的目标轻松,前行的道路可能更复杂、更艰难。

实现2035目标的一个近期挑战,是在“十四五”时期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进发达国家的一种现象。世界银行198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第一次完整提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划分门槛标准,之后收入划分门槛不断进行调整,图7展示了1989年至今收入门槛划分标准的调整过程。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有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出现了倒退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图7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与收入门槛

注:人均国民收入取对数处理。由于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对收入分类标准进行调整,且标准都按照当年价格制定,因此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均以现价美元表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stories/the-classification-of-countries-by-income.html)。


中国目前已经位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1000美元,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临界值(12375美元)。但是,中国的人均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韩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3.2倍、4.4倍、6.6倍和4.3倍(2018数据)。“十四五”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包括 “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外,[9]还要防范“金融陷阱”或“货币危机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之后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其中涉及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差距、技术创新和金融改革等多个问题,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中国未来15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四)新约束:后疫情时代、老龄化与全球气候变化

未来中长期内,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将面临以下新约束。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约束。一方面,疫情限制了经济活动的自由开展和要素的自由流通,商务出行、跨区域交易等经济活动受到较大阻碍,极大地影响了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联合国报告称,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3%,疫情造成的影响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倍多。后疫情时代中国还将面临全球经济更加脆弱、全球价值链加剧调整等问题,[10]经济复苏任重道远。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国家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应急体系等方面的短板。新冠病毒的高度不确定性,迫切要求国家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障经济发展,也要加大卫生安全的投资力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多维目标,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其次,“未富先老”的人口现状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在人口结构上,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相较于十年前,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了5.4%,65岁及以上老龄化人口占比13.5%,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最高值。老龄化提速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同时也带来了需要满足养老的一系列挑战。[11]

最后,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意味着中国要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08—2019年,中国年均增速(8.2%)是世界平均水平(1.1%)的7.3倍,即使到2030年碳达峰,中国经济增速预计也将达到5%以上,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碳达峰时平均经济增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持续的能源消耗。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12]双碳目标下的经济发展难度进一步加大。


四、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历史使命与前景展望


(一)历史使命: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中国(应用)经济学

经济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经济实践。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任何经济流派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实践。只有从经济实践的经验认知中不断进行归纳、解析与总结,才能提炼出具有一般性范式要求的理论架构与逻辑体系。

任何经济理论流派的产生难免受时空条件的约束,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或国别局限性,但是,毫无疑问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经济理论发展和思想体系的形成。例如,英国崛起时期的重商主义与崛起后的自由贸易理论,后发国家如19世纪德国赶超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美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复兴时代形成的产业政策与规制理论等。[13]这些经济学理论无一不是对当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能够为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做出原创性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基础。不可否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举足轻重的全球经济大国,无论从规模和单个经济指标看,还是从全球影响力和未来增长率看,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6.59%,仅次于美国的24.75%,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特别是在2020年,随着中国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近年来,针对中国14亿人口的大国,连续40年GDP年均增长9.5%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进行理论阐述的文献不断增多。随着大国经济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14]

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学科,不能停留在象牙塔,既要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概括出基于中国实践同时又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因此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只有通过不断挖掘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当中的内在逻辑,升华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才可以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才能够凝练出既能体现理论的普适价值又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经济学思想。

必须指出的是,过去的几十年,已经有一大批经济学家根植于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不断地进行了理论创新,尽管无法像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开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范式革命,但是,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以及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等,就具有某种理论范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中国经济学界对此进行更好地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并据此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学体系,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

谈及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如果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来看,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分。逻辑上说,经济学是一体化的,但在学科目录中把经济学区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所做的分类,不是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割裂开来。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并非绝对的“理论”和“应用”之分,理论经济学有应用价值,应用经济学有理论基础,两者不存在任何的内在冲突与割裂。从某种意义上讲,应用经济学更强调经济理论源于实践更要服务于实践,且能够接受实践的再检验;更强调其作为“经世济民”之学,与社会经济实践的紧密联系,以及本身具有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属性。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并将其贯穿于学科体系构建的全过程中,将成为中国(应用)经济学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

(二)尊重经济学常识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所谓常识,就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的一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就会受到惩罚。在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处理经济问题以及进行经济决策时,要尊重经济学常识。[15]

第一,坚持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在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无形的手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二,坚持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财富的创造者,必须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只有尊重企业、尊重企业家,才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

第三,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无论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应遵守竞争中性原则,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第四,坚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价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

第五,保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不仅仅局限在品质保证、远离假冒伪劣产品方面,还表现在任何商品的选择都不能附加其他条件约束,法律限定的除外。不能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不能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

第六,加强产权保护。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契约、信用和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有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才会有创新,才会有技术革命,社会才会进步,财富才会丰盈。

第七,坚持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原则。这是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八,正确处理高税负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一个贫穷的国家,如果要迈向富裕,和平、公平的法制和低税负不可缺少,一切其他事情可以顺其自然。高税负阻隔了财富的创造机制,是人类社会贫困的重要制度根源。

第九,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资本、货物和人力资本等在内的要素的自由流动,理应受到法律、经济政策和规则的保护。

第十,坚持信息公开原则。信息公开是市场透明度的基础,是企业决策、价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信息公开,才能有效解决信息对称性和信息透明度问题,让价格形成更公平,让交易更有效率。

(三)坚持问题导向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任何学科都要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理论逻辑成就不了学科。中国经济学既要基于中国实践,分析中国问题,更要进行学理化总结与提升。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分析与经验总结固然重要,但终究要完成学理化过程,构建内在的逻辑体系。中国经济学的经验主义相对明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间的逻辑要清晰。虽然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但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例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的基本概念,如分工、自由市场、交易等等,都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起点。

在理论逻辑基础上,应用经济学发展要扎根于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真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从中概括出普遍规律。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具有现代市场内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历经坎坷、困难和挑战,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实践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真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理性思考和客观分析。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计量分析的重要性,又要防止“唯模型论”。要在科学规范的理论逻辑和缜密的计量方法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秉承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客观理性的治学精神,进行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也就是说,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科学、理性、客观的原则,这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学术研究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性精神、离开了科学思维,就会离学术越来越远,而离谬误越来越近。

经济学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重大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过去,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未来要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和转型发展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日益迫切,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亟须寻找新的创新点和推动力。可以预见,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用经济学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与这个时代同进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魏楚教授、财政金融学院宋科副教授参加了本文的整理,谨此致谢!本文提交时间为2021年10月10日。


[2]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吴敬琏:《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厉以宁、辜胜阻、高培勇、刘世锦、刘伟、洪银兴:《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下)》,《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5]林毅夫:《中国经验: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0期。


[6]钱颖一、许成钢、董彦彬:《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期。


[7]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8]吴晓求、郭彪、方明浩、李诗瑶:《中国金融开放:模式、基础条件和市场效应评估》,《财贸经济》2020年第5期。


[9]厉以宁:《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2期。


[10]汤铎铎、刘学良、倪红福、杨耀武、黄群慧、张晓晶:《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11]谢伏瞻、高尚全、张卓元、马建堂、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上)》,《经济研究》2019年第9期。


[12]林伯强、吴微:《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煤炭需求》,《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13]谢伏瞻:《新中国70年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14]夏斌:《“中国奇迹”:一个经济学人对理论创新的思考》,《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3期。


[15]吴晓求:《尊重经济学常识,把握金融发展规律》,《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逻辑(第三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年,第119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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