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0: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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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以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三次金融革命分别是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如果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金融发展失序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引发金融危机,反过来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我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工业革命、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一、引言

   纵观人类历史,三次工业大革命极大提高了生产力,也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金融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助力。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第一次工业大革命提供了大资金的支持,以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不断通过吸纳科技创新成果并推动自我革命提升内生活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相关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也频频导致金融风险累积和集中暴露,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本国甚至全球经济遭受重创。金融风险和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令经济金融重拾发展动力,为下一次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积蓄能量。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使命,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应汲取国际历史经验教训,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现代商业银行产生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后期率先发生在英国,并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主要特征是蒸汽机、机械纺织设备和焦炉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以生产流程机械化和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和人类进入“机器时代”。

   新发明的问世离不开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一是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统治,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至议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二是圈地运动合法化掀起建立大农场的热潮,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促进人口持续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大城市孕育了规模经济,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Crafts and Venables}2003),十八世纪英国工资水平持续上涨,是欧洲工资水平最高的国家。三是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能源。18世纪初,伦敦的煤炭价格比巴黎低40%左右,18世纪末英国煤炭产量高于其他主要国家之和(罗伯特·艾伦,2012)。四是英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大大促进了资金流通和资本积累(布罗代尔,1993),国民财富尤其是商业财富快速增长。英国对外贸易额从1700年的5900万美元增长至1789年的3. 4亿美元(夏德炎,1991)18世纪初伦敦25%的劳动力受雇于贸易相关行业(罗伯特·艾伦,2012)。简而言之,城市化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能源价格低廉使各类可节约劳动力成本的新发明、新技术应运而生。同时,高工资也支持了教育发展和劳动培训,为新技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商业发展推动银行体系扩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兴起提供了大资金的支持。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顿指出,工业革命“与人口增长相联系,与科学应用到工业中有关系,还与更加集中和广泛地使用资本相关联”。技术发明改变了生产要素配置比例,资本支出占比大幅提高。以蒸汽机为例,一台瓦特改良蒸汽机成本在2000英镑左右,相当于1770年英国男性年收入中位数的100倍(Brunt 2006)。十八世纪时,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成为欧洲金融业中心;英国已初步形成由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1和伦敦以外的乡村银行构成的三级银行网络,伦敦的私人银行代理乡村银行在伦敦的金融业务。随着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扩展,大批实业家的资金收支、贸易商在乡村银行和伦敦私人银行间的资产划拨、收入上升带来的政府税收业务扩张推动银行数量持续增加。伦敦私人银行由1750年的30家增长至1770年的50家和1800年的80家(Lipson E. 1947);乡村银行从1793年的400家增长至1810年的超过700家(W.H.B.考特,1992)。

   银行体系的蓬勃发展促进了英国统一信贷市场的形成,缓和了工业地区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了地区间利率差。一方面,银行业发展提高了资金流动性。乡村银行与伦敦私人银行间的业务往来把农业区的储蓄吸收至伦敦,伦敦私人银行作为中介,以透支和支票形式向外贷款赚取利润。通过银行网络,大量资金从英国南部资金盈余地区转移至北方工业发达地区,在产业上从低经济价值项目转移至高经济价值项目。另一方面,银行密度提高使地区间利差和资金成本明显下降。由于地区经济结构差异,1771年一1820年期间,英国北部煤矿业发达的达勒姆郡平均年利率为18. 2%,而南部的多塞特郡年利率只有3. 8%,伦敦作为资金集散中心,平均年利率为4. 7 %。同期,乡镇银行数量从不足30家激增至1809年的755家(金德尔伯格,1991)。随着银行数量增长和银行密度上升,各地区与伦敦的利差显著下降。

   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相互促进,推动英国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积累,但由于风险管理制度尚不健全,银行业快速信用扩张也为金融体系积累了大量风险。1760年至1860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000万英镑增加到6. 5亿英镑,国民财富从16. 3亿英镑增加到46. 4亿英镑(王章辉,2013)。但由于货币总量缺乏调控和货币发行权分散1,以信贷体系为支柱的信用和生产反复经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自1815年至1850年至少经历了四次程度不等的危机(徐滨,2017),其中最为严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1825年金融危机。19世纪20年代前期,英国国内生产领域的快速扩张和对拉丁美洲的证券投资热潮使英国经济出现空前繁荣‘全英银行不节俭的金融行为”(蒂姆斯戴尔和霍特森,2017)导致信贷过度膨胀和小面额钞票超发。1825年9月起,商品相对过剩和价格下跌导致数家大型企业倒闭,并对生产和金融体系造成重创,引起金融“恐慌”、银行挤兑和风险传染,第一次现代金融危机就此爆发。6家伦敦银行、约60家地方银行倒闭(Fetter  1967);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当年3,4月份的1000万英镑降至12月的130万英镑以下。1825年12月下旬,英格兰银行在政府授意下,通过购买国库券、对国库券垫款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白芝浩,2010),危机逐步缓解。

   金融制度改革提升金融体系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为银行业现代化奠定基础。1825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对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英格兰银行逐渐从私人股份银行向兼具中央银行职能过渡。1826年《银行法》授权英格兰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以更好管控纸币流通,防止危机二次爆发;随后的《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又称《皮尔条例》)赋予英格兰银行更大权力,规定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全国唯一的法币,其他银行不得增发钞票,并通过分设部门使英格兰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与发行业务分开,为英格兰银行作为发行银行的垄断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外,1825年金融危机也使英格兰银行认识到,它在银根严重短缺时期对支持金融体系负有一定责任(蒂姆斯戴尔和霍特森,2017),在危机中的救助措施也为其未来正式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积累了有益经验;1870年后,英格兰银行公开承认其具有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公共义务,英国金融业进入长达近百年的稳定期。二是打破了英格兰银行作为英格兰唯一股份制银行的垄断机K1s26年银行法》允许其他个人和团体设立股东人数不受限制的、“以吸收存款而不是发行银行券为业务”(蒂姆斯戴尔和霍特森,2017)的股份银行,英国银行体制由私人合伙银行向股份银行转变。1833年英国已有50家股份制银行,1841年则达到118家(金德尔伯格,1991)。股份制银行资本实力雄厚,更适合日益扩张的经济活动,成为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三、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体系发展与金融监管架构的完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电力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和“通讯革命”;内燃机的应用和汽车、航空工业的发展,重塑了美国的工业体系,并促成了燃料化工、高分子合成等新兴工业的蓬勃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由“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石油时代”和“钢铁时代”。

   随着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融资需求刺激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为改善联邦政府脆弱的财政状况、偿还战争中欠下的2700万美元债务(约翰·戈登,2005),美国财政部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统一发行新国债来偿还各种旧债,美国证券市场开始活跃,大量经纪人涌入市场从事国债承销。1811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严格意义上的美国资本市场真正形成。19世纪上半叶,巨大的铁路融资需求使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投资品种之一,挂牌交易的铁路证券从1835年的3只增长到1850年的38只。1861年至1865年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为军费融资,推动证券市场空前发展。股票发行也迅速增加,铁路股票在美国大量上市,1880年铁路股票占据美国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约翰·戈登,2005)。在此期间,诞生了一批兼营或专营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如1850年亨利·雷曼等兄弟三人建立了以棉花贸易为主业的“雷曼兄弟公司”,逐步开启铁路债券销售等业务,并于1889年首次作为承销商发行了国际蒸汽公司(Steam Pump Company)的股票。1869年,主要从事票据交易的高盛公司成立,随后增加贷款、外汇兑换和股票包销等业务。技术进步也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1850年电报的发明使得报价信息几秒钟内就可以传递到各个角落,强化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其他地域证券交易所的影响力。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投入使用(便利了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信息传递)和股票自动报价器的推出,促使资本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资本市场发展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向经济增长转换提供了催化剂,美国工业产值迅速扩张。一方面,资本市场为大规模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的资本支撑。美国工业的巨大规模经济得益于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而资本市场为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大规模资金。1825年,由证券发行为之筹资的伊利运河修建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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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研究报》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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