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鼎:《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讨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0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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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鼎  

  

   摘要: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逐步完成了由儒家准经典向经典转化的过程。两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和谶纬的兴起,以及魏晋以降历代帝王对《孝经》的重视和研习,从不同向度促进和强化了《孝经》的经典化进程。西晋时《孝经》博士的设立,则标志着《孝经》经典地位的正式确立。而南朝王俭《七志》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体现出《孝经》经典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关键词:《孝经》;儒学;经学文献体系;七经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儒家十三经中,《孝经》篇幅最小,只有1903 字,而其他经典都在万字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孝经》本来不在“五经”之列,它在汉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典化过程,正式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南北朝时期甚至一度被列于“群经之首”。此外,《孝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历代多位皇帝,如东晋元帝、孝武帝、南朝梁武帝、简文帝和唐朝唐玄宗等亲自作注并颁行天下的儒家经典。在唐宋时期形成的儒家经典精华集成《十三经注疏》中,其他十二种经典的注本都选用汉晋旧注,只有《孝经》一种选用唐人新注,即唐玄宗《孝经注》,号称“御注”。由此可见,《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

   20 世纪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孝经》与其他儒家经典一起失去了作为社会纲纪理论的地位,有关研究也逐渐衰微。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和文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学界对《孝经》的研究呈现出复苏乃至兴盛的景象。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界对《孝经》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一些学者发表了关于《孝经》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孝经》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和历代《孝经》学术史,以及《孝经》的语言特点、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两部有关《孝经》学术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一部是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撰写的《中国孝经学史》,另一部是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撰写的《孝经学史》。这两部《孝经》学术史研究的专著,对《孝经》学术史的发展和流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论述,在《孝经》学术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篇幅如此之小的《孝经》,为什么会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会得到古代学者和现代学术界的如此重视? 本文拟在前贤时修论述的基础上,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推动《孝经》在西汉时取得与“六经”并列的准经典地位

   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载体。《孝经》本来不在六经之列,由于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统治者非常推崇《孝经》,使得《孝经》在汉代几乎达到了可以与六经比肩的地位。正如窦秀艳教授所说:“汉代吸取秦亡的教训,特别重视人伦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力图通过孝治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加强宗法统治。因此汉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学习《孝经》,提倡孝道,褒奖孝行,把孝行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等,极大地鼓舞了世人学习《孝经》的热情。”

   为了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汉王朝相应地在选官制度中设置了“举孝廉”科目。所谓“举孝廉”,就是要求各郡国向朝廷推举具备孝、廉德行的人士充任官员。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是察举制,分科选拔人才,其中最主要的科目就是“举孝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 初实行举孝廉制度,要求各郡国向朝廷荐举孝子和廉吏,由朝廷任命为官。正因为汉代秉持“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并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专门讲述孝道和孝治的《孝经》既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学界和民间的推崇与追捧。东汉学者荀爽在对策中说:“汉为火德……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由此可知,汉代实施“举孝廉”制度,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诵读、学习《孝经》的活动。这类活动无疑大大提高了《孝经》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

   西汉哀帝年间,刘歆奉诏继承父亲刘向的事业,校理中秘图书,并在刘向所撰《别录》基础上,撰成《七略》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录学著作。东汉明帝时,班固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对刘歆《七略》“删去浮冗,取其指要”,编纂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七略》一书已经亡佚,由于《汉书·艺文志》是取《七略》之“指要”而成书,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中窥见《论语》在西汉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汉书·艺文志》依照《七略》之体例,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 即六部) 。六略中,六艺居首,六艺也即六经,《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依次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由此可以推知,在刘歆《七略》的文献体系中,《孝经》属于六艺略,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而不属于诸子略,其地位远高于《老子》《管子》《墨子》《庄子》《孟子》等其他诸子书。

   此外,《汉书·艺文志》中还详列了“六艺”“九种”之家数:《易》十三家,《书》九家,《诗》六家,《礼》十三家,《乐》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小学》十家。《孝经》有十一家之多,仅次于《春秋》的二十三家、《易》与《礼》的十三家和《论语》十二家,位居第五。虽然不能简单以家数之多寡来判定各种典籍的地位,但《孝经》的家数居于“六艺”“九种”的第五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孝经》地位之高,及其在西汉时期研究之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汉时期《孝经》的地位及重要性,《孝经》基本上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六经) 不相上下。

   在《七略》中,《孝经》占据与“六经”并列的地位。由于《孝经》在汉代一直未被列于学官,也未设置博士,其地位与“六经”相比毕竟稍逊一筹,只能算是“准经典”。

   需要说明的是,《孝经》一书在汉文帝时曾与《论语》《孟子》等设置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记述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按赵岐之说,《孝经》在汉文帝时和《论语》《孟子》《尔雅》一起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这里所谓“皆置博士”中的“博士”只是“传记博士”,与后世的“五经博士”有所不同。后来汉武帝罢黜了这些“传记博士”,而为儒家五经专门设立了博士,即“五经博士”。汉武帝虽然把《孝经》博士与其他“传记博士”一起罢黜了,但《孝经》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诚如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所说:“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汉人特别尊崇《孝经》。如清儒皮锡瑞《经学历史》考证说: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综上所述,汉人确实往往把《孝经》与《春秋》等儒家六经相提并论,在郑玄看来,“《孝经》视诸经为最要”。而在近人王国维看来,“汉时《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兴衰也”。

   二、汉代谶纬的兴起对《孝经》经典化的推进和加强

   谶纬是指附经而行的或假托孔子之语,或以怪力乱神之说阐释儒家经典的图书。这类图书盛行于两汉时期,其思想体系形成两汉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两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汉代出现的纬书对于《孝经》特别推崇,甚至假托孔子阐释《孝经》的重要意义。如《孝经钩命决》曰:“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就把《孝经》提升到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来看待了。

   汉代各种纬书不仅特别重视《孝经》,而且还以神话的笔法,强调和神化孔子亲自写作《孝经》这部儒家经书。如《孝经援神契》神化孔子作《孝经》说: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摘麟,伤其前左足,薪而覆之。……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

   两汉的谶纬运动除了依附“六经”(“五经”) 造作了许多纬书之外 ,还围绕《孝经》与《论语》造作了一些相应的纬书,并与其他经书的纬书合称为《七纬》,从而将《孝经》及《论语》与“六经”(“五经”) 并称为“七经”。

   据考证,目前从相关文献辑佚的“孝经纬”主要有如下13 种:《孝经援神契》《孝经中契》《孝经左契》《孝经右契》《孝经钩命决》《孝经内事》《孝经内事图》《孝经河图》《孝经中黄谶》《孝经威嬉拒》《孝经古秘》《孝经雌雄图》《孝经雌雄图三光占》等。

   与纬书相关联,东汉时期出现了“七经”的说法。《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赵) 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这里所谓的“七经”显然是在“六艺”(六经) 基础上的扩展。其中是否包括《孝经》呢? 对此,后世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六经”加《孝经》,也有人认为是“六经”加《论语》。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六经”加《孝经》说。《后汉书·樊英传》记载:“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李贤注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徳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孶》《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两汉时期的“纬书”或“谶纬”都是附经而行的,是两汉时期一些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尧、舜等神圣人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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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子学刊》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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