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一带一路”,用一种声音对外说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18-06-06 1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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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  

  

   原编者按:“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均十分巨大,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支持下,该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博士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联合策划组织了“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挑战与应对”研讨会,会议成果授权中国网观点中国独家发布。

  

   “ 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均十分巨大。目前该项建设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成果出现。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建设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三种不良倾向亟待克服。

  

   主观主义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媒体界、学术界和政策界占据压倒性的观点是:该倡议将造福沿线国家,相关国家也一定欢迎该倡议并将采取积极的对接行动。事实果真如此吗?有关方面就此做过系统、深入、科学的实地调研工作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从近来各方(包括国内和国外)陆续披露的情况看,沿线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企业、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态度是存在分歧的,有些分歧还很严重;不仅不同国家之间有分歧,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党派、阶层、行业之间也有分歧。对于林林总总的分歧,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已经发布的各种风险评估报告也是初步的,粗糙的;不少国人甚至懒得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而是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地步。此外,小部分国人——既有学者、媒体人士,也有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不时流露出的天朝大国的恩赐心态,已经引起有关国家的不满甚至反感。

  

   克服主观主义,最有效的办法是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笔者看来,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应当有决策权、实施权。

  

   盲动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一旦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就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确立恰当目标并通过合理的行动路线力争达到。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虽然已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这只能算作一个初步方案。由于是初步的,因此粗疏在所难免。由于粗疏,也就为卷入各方留下较大的解读空间,产生各种形式的盲动主义行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比如,我们已经宣布将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投入460亿美元,以打造“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在新亚欧大陆桥和中西亚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国家哈萨克斯坦投入230亿美元,以实现产业领域的深度对接;在非洲这个非“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投入600亿美元,以推进“十大合作计划”的实施;在远离“一带一路”的拉美,单单是委内瑞拉就已经投入500亿美元,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投入。问题是,我们对这些巨额投入做过系统、扎实、科学的前期调查研究吗?这些项目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战略收益到底如何?预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投资对象国所在地区的地缘形势的影响会是怎样?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做扎实,就仓促上马如此多的大规模项目,其前景是令人忧虑的。再如,中国在周边设计了六个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配套项目,这些走廊之间的整体关系如何?似乎也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规划。

  

   据邓小平讲,刘伯承元帅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注意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作战首先要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最反对军事指挥上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6-187页)笔者认为,刘伯承元帅的说法和做法,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认真借鉴。

  

   分散主义

  

   中国虽然是一个具有高度集权传统的国家,但因为地广人多,治理难度极大,因此历史上分裂比统一的时间长,分散主义也就成为一种不大不小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既保证中央权威、又发挥地方积极性,也是历代领导人十分头痛的事情。上世纪80年底后期,邓小平深感改革开放进程存在的“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的现象,特别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并为此采取一些措施,收到了一些成效。现在,声势浩大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国内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出台了各种地方性战略予以对接;各类企业也积极参与。由于各地的区位优势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未来诉求迥然,因此,已出台的各种地方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的抵牾之处甚多。多个地方争当桥头堡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此外,国内各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良竞争,也不时有闻。可以说,分散主义倾向在“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出现。

  

   如何有效克服分散主义痼疾呢?按照邓小平当年的思路,就是树立中央的权威。“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中央说话一定要算数、管用。而要做到说话算数、管用,中央就要进一步提升国内统筹能力,将各种建设性力量有机聚集起来,用一种声音对外说话,谋求中国的整体利益,而不能任由各种力量自行其是,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各谋各的利益。

  

   最高决策层应当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并且精心谋划,谨慎运筹。政府各部门应当建立规模超大、资源共享的基础性数据库,及时发布相关权威信息,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营提供方向指导、技术支持、贷款指南和风险预警。学术界应当进行系统、扎实、科学的研究,持续贡献兼具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高质量智力产品。在此过程中,学者们既不能简单抬轿子、吹喇叭、唱喜歌,也不能闭门造车、乱开药方、随意发声。各类智库应当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研工作,并根据各自专长进行领域分工、国家和地区包干,力戒同质化、重复劳动和低水平竞争。高等院校应当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亟需的各类人才,其中既包括本国的人才,也包括沿线国家的人才;为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可以采用订单方式。

  

   总之,应当大规模调研,分领域、分国家地包干,建立相应的基础数据库,政府部门发布相关信息(如商务部发布沿线国家开发区、供投资项目信息,高风险投资警示),丝路基金、国开行等提供贷款指南,教育、农业、卫生等部门、高校为丝路国家进行订单服务培养相应人才(包括对方国家的相关人才,中国的相关外语、专业人才),如此“一带一路”建设才能更加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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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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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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