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文和”与“文战”:东亚诗赋外交的两种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7 次 更新时间:2023-03-27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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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内容提要:诗赋外交是东亚历史上常见的一种国际礼仪,它源于中国春秋时代国与国之间无论意欲结盟、中立或对抗,往往通过“赋诗言志”的方式。在东亚外交史上,以传世文献之多、时间规模之久而言,是以十五世纪中到十七世纪中明鲜之间的《皇华集》传统与十七世纪中到十九世纪初朝日之间的“和韩唱酬”传统最爲典型,形成了东亚诗赋外交的两种不同模式——“文和”与“文战”。这种以文明礼貌且不失优美的方式作爲外交关系中的黏合剂和润滑剂,其精神实质还是今日外交的理想。但“文战”背后的指导思想,一旦膨胀爲“文化自大”,无论对于他国还是本国,最终都会酿成损人害己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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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处理关系的艺术,即既能谋取利益又不致引起冲突。外交的目标是在地理、历史、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增加本国的利益,它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又不使用武力,最好还能避免招致怨恨。①人类爲了生存和发展,在不同的空间形成了不同的部落、种族,最后形成大小不等的国家。外交作爲一门由来已久的关系术,在史前社会就已经存在,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也仍然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经常而又必要的手段。根据维基百科(Wikipedia)所示,外交的种类有预防性外交、公共外交、金钱外交、炮舰外交、核武外交以及软实力等,这是基于西方和现代外交历史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但如果观察东亚历史上的外交,我们可以列出一项极具特色的种类——诗赋外交,即通过诗赋唱和的方式,以达到外交的目的。它既不像金钱外交那样铜臭四溢,不像炮舰外交那样耀武扬威,也不像核武外交那样尔虞我诈,而是以文明礼貌且不失优美的方式(即便也存在“竞争”),成爲外交关系中的黏合剂和润滑剂,其精神实质还是今日外交的理想。在东亚外交史中,诗赋唱和是一种常态,正如中村荣孝所说的,在外交场合以汉诗唱酬笔谈,“乃中国文化圈的同文诸国间习惯化的国际礼仪”。②虽然十六世纪意大利外交家奥塔维亚诺·马吉(Ottaviano Maggi)在其《论大使》(De Legato,1596)中说到,一个理想的外交官,除了要懂得神学、哲学、法学、拉丁文以及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土耳其语(却不包括英语)外,还要懂得音乐与诗歌;西方近现代外交史上也有外交官兼诗人者,如法国的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希腊的乔治·塞菲里斯(Giorgos Seferis)、英国的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等,但只能算是外交家的个人修养和才能,并没有形成外交场上相对固定的“礼仪”。所以,“诗赋外交”还是一个令西方世界和现代社会相当陌生的概念。


一 渊源


中国自西周分封裂土,有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子孙有53国。③对于各国的风气和礼制,天子常派使者去各地访问。《诗经·小雅》开卷三首,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据说就是周公本于文王之道所作的乐歌,内容分别爲宴请使臣、慰劳使臣和派遣使臣。因爲《诗经》是东亚知识人的必读书,所以在后世与外交有关的文学中,这三首诗就被经常提及,而“皇华”也成爲使臣的雅称。西周外交场合的具体情形不得详知,但到了春秋时代,由《左传》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诸侯国使臣在外交场合的外交语言中,运用得最普遍、最巧妙的就是“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诗经》。这种交际方式,也被称作“赋诗言志”。《左传》中的赋诗,见于今本《诗经》所载者凡53篇(重见者不在其列),清人劳孝舆的《春秋诗话》有所辑録。所以孔子才把在外交场合的应对看作学《诗》最重要的作用,所谓“不学《诗》,无以言”;④假如学了《诗》而又不能在应对中起作用,就等于未学,故有“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爲”⑤之说。国与国之间,是意欲结盟、中立还是对抗,往往通过“赋诗言志”的方式来传达。虽然大多使用了“诗”的引申义或断章取义,但对于富有修养的使臣来说,都是能够正确领会其弦外之音的。⑥这就成爲后来东亚诗赋外交的渊源和典范。


诗赋外交的运用,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间的,后者所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外交。其目的并非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所谓“军国大事”相关,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从而形成某种文化认同,属于“软实力”(soft power)范围。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朝代,同时在文化上又是一个“诗”的时代。新罗朝真德女王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亲制五言古诗《太平颂》,织爲锦缎以献,堪称代表国家的诗赋外交。⑦更多外国人来到长安,与唐人结下“文字交”。如果要考察东亚的情形,则唐人与日本、新罗、渤海、安南的使节、文士、僧侣的相互酬赠、唱和、联句作品尤爲引人瞩目。⑧而在日本的史书如《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録》、《三代实録》,文集如《怀风藻》、《经国集》、《扶桑集》(总集)、《菅家文草》、《田氏家集》、《都氏文集》(别集)等文献中,也保留了部分新罗、渤海国与日本的外交史料以及使臣与日本文人的酬赠之作。这些事迹和作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文人中,还常常兴起一番缅怀和思古之情。


正式刊印外交诗赋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著名者有《高丽诗》《西上杂咏》和《小华集》。前两者见《郡斋读书志》,后者见《高丽史》,谓朴寅亮、金觐使宋,“宋人见寅亮及觐所着尺牍、表状、题咏,称叹不置,至刊二人诗文,号《小华集》”。⑨但这些作品,或爲高丽使臣之作,或爲中国文臣与高丽使臣对神宗皇帝御制赐诗的和作,还不是宋丽文臣与使臣之间的唱和之作。但这些都爲典型的诗赋外交奠定了基础。而在高丽文坛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文臣送给日本僧人兼使者的诗赋之作,比如在他们的文集中,就有李穑《雪梅轩小赋爲日本释允中庵作》、金九容《送日本使》、成石璘《送日本文溪禅人还归》、李崇仁《送日本使者庆菊》、权近《送日本释大有还国》等作。而从朝鲜世宗三十年(1448)朴彭年的《送日本释文溪使还诗序》中写到的“樽俎从容,相与赋诗,以观其志。而事浚成败,皆可征不诬”⑩来看,朝日外交场上“赋诗言志”的作用甚大,显然也是自觉继承了中国春秋时代的传统。


十五世纪以降东亚世界中的诗赋外交,在中朝、中越、中日、中琉以及朝日、朝越之间有着广泛的展开。但以传世文献之多、时间规模之久而言,是以十五世纪中到十七世纪中明鲜(明代和朝鲜)之间的《皇华集》传统与十七世纪中到十九世纪初朝日之间的“和韩唱酬”(或曰“桑韩唱和”)(11)传统最爲典型,根据这两类文献起讫,始于明朝景泰元年(1450),终于日本文化八年(1811),前后约三百六十年时间,形成了东亚诗赋外交的两种不同模式——“文和”与“文战”。


二 模式之一:“文和”


“文和”是本文生造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与“以文爲战”相对的“以文爲和”的状态。若要对两个不同的文献羣下一个总体判断的话,《皇华集》中呈现的以“文和”爲主,而“和韩唱酬”中呈现的则以“文战”爲主。这种区别当然是就大致趋势而言,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献中,“文战”或“文和”的强度不一,也往往呈现出“和中有战”或“战中有和”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整体性质上作出两类不同的区分。


围绕明鲜诗赋外交的文献大致有三类:一是《朝鲜王朝实録》,其中既有朝鲜国王与明代正副使之间诗赋外交的实録,也有诗赋酬唱背后的外交冲突与弥合,以及《皇华集》的刊行与流传的状况;二是《皇华集》,起自景泰元年(1450)倪谦、司马恂颁诏朝鲜,至崇祯六年(1633)程龙出使朝鲜的《癸酉皇华集》,一百八十四年间共刊刻二十四集。每集皆奉当时朝鲜国王之命而编刊,完全属于“国家行爲”。当年的刊本已无从获得,现存本是朝鲜英祖四十九年(1773)重刊,目前最爲便利的有赵季辑校《足本皇华集》。《皇华集》是呈现“诗赋外交”的主体,所以也是最基本的文献。三是朝鲜和明代方面的笔记、别集和诗话资料,对同样作品会有不同记载和评价,与《皇华集》形成补充和对照。综合处理上述三类材料,可以对明鲜间将近两百年间的诗赋外交得到较爲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在明鲜外交关系上有一个转变的关键,就是“土木之变”后倪谦的出使朝鲜。此前朝鲜对明朝多有依赖,而明太祖拒绝册封李氏国王,以“听其自爲声教”爲原则。但建文帝征讨燕王战事失利,需要朝鲜方面的助力,特颁诰印给朝鲜太宗以笼络之。而在明太宗(后易爲成祖)即位后,朝鲜迅速承认,使双方关系得以发展,重新命朝鲜贡女,恢复了元朝的传统。由于明朝自正统年间后国力趋衰,需要朝鲜相助充实边防,但在“土木之变”中,朝鲜婉拒出兵并大量削减贡马数量,使明朝怀疑其心萌二志。朝鲜面对宗主国,又要以柔性外交爲手段,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避免激怒明朝。此即倪谦出使朝鲜的背景。(12)此次外交活动进展之初并不和洽,事关若干礼仪,倪谦皆以明朝礼仪要求贯彻于朝鲜,也藉此测验其忠诚度,故往往爲小事而怒形于色。比如闰正月一日朝鲜王子宴请,宴罢,礼宾寺移走宴桌花草,倪谦便爲此发怒,朝鲜方面评价爲:“谦等儒者也,以一花草之故遽发怒色,识者讥之。”(13)爲了打破僵局,于是从三日开始,朝鲜派成三问、申叔舟、孙寿山等人向倪谦请教韵书,讲论《洪武正韵》。使臣问及朝鲜科举制度时,答以“悉倣朝廷之制”;问及魁首称号,答以“乙科第一人”;问及“何不称甲科而称乙科乎”,答以“朝廷称甲科,故不敢比拟也”,充分体现了朝鲜方面的“事大”之诚,也满足了使臣的虚荣心。“倪谦赋诗一篇赠郑麟趾,麟趾即次韵。自是与麟趾、三问、叔舟倡和无虚日”。(14)至此,诗赋外交初显成效。八日,使臣至太平馆,与郑麟趾“从容谈笑,且吟且酌。倪谦谓麟趾曰:‘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十日,“使臣求赠行诗”,朝鲜国王“命文臣制之爲二轴,各赠之”。此后数日,倪谦等人主动要求游览胜景,题诗作赋,将敷十篇题咏“联爲稿榜于太平馆壁”,(15)喜形于色。倪谦《谒文庙》写于闰正月三日,其中“济济衣冠忻在坐,青青衿佩喜成行”之句笨拙无比,被当时朝鲜集贤儒士全盛暗讽爲“真迂腐教官所作,可袒一肩而制之”,(16)而郑麟趾的次韵却以“老杜诗情已得妙,兰亭笔法更分行”(17)和之,恭维其诗作如杜甫,书法若王羲之。(18)《雪霁登楼赋》作于七日,申叔舟次韵,同样恭维原作“笔势纵横,气象磅礴,出入乎三闾,凌轹乎《两都》,真罕世之杰作也”,(19)超越班固,几乎可与屈原比肩。而倪谦对朝鲜人的文学造诣也不吝赞美,回国后还寄诗申叔舟,用“词赋曾乘屈、宋坛,爲传声誉满朝端”表达激赏之意。(20)事实上,朝鲜文坛汉文学水平的高度,也象征了其认同中华文明的强度,顺理成章地巩固了明鲜之间的关系。可以断言,倪谦此行堪称志得意满,返回后将其与朝鲜文臣唱和之作编爲《辽海编》,刊版印行。其《朝鲜纪事》中又自谓“每一诗出,则衆官聚首争诵,皆缩颈吐舌,向席惊叹”,(21)而徐居正《笔苑杂记》中的评论是:“今读侍讲(指倪谦)《辽海》全编,只是平平之诗文耳,未见有洞荡发越、奇伟横绝之辞。”(22)这还属于个人议论,在官方记载中,对于倪谦连篇累牍的诗赋,同样有人“讥其逞才骄矜”。(23)但这些非议只是私下或事后的发泄,在“诗赋外交”的当下,则无一不是表达皇明天子之鸿恩浩荡,中华文明之远敷八荒,皇华使者之文星耀光,并因此而圆满达成了双方的外交目的。而倪谦《辽海编》合明鲜使者文臣之作于一帙,也爲后来《皇华集》之编纂树立了样板。(24)从天顺元年(1457)陈鉴、高闰颁诏朝鲜开始,使者返程渡过鸭緑江后,朝鲜王朝即编印《皇华集》,(25)并因此形成了诗赋外交的传统。


诗赋外交的表现并不全在《皇华集》中,朝鲜国王或世子、王子宴请大明使臣的场合,基本上采用的是中国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方式,宾主双方借用《诗经》传情达意。此时,“四言正体”最能满足庄严郑重的需要。朝鲜成宗在太平馆宴请祁顺等人,将近结束时,正使行回酒礼曰:“《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殿下恩礼不可尽说。”成宗曰:“《诗》云‘德音孔昭’,正谓大人。”又于勤政殿宴请时,成宗执盏语曰:“‘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请大人尽饮。”正使曰:“‘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殿下之谓也。”(26)正因爲如此,在接待明使之前,朝鲜君臣也要专门爲此准备一番,所谓“天使接待时,以《诗经》之语互相答问,虽未一一爲之,亦可时时用之也”。(27)国王尤其需要将常用的诗句预先写出,到时交给通事,以免误译,此前就曾发生过译者将“德音孔昭”之句“误传”之事。(28)赋诗言志,当然以借用《诗经》最爲得体,不仅古已有之,而且载于经典,也不过多涉及个人情感。偶有情绪冲动,借用其它诗句表达者,如成宗在慕华馆爲艾璞一行送别宴时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今者一别,后会难卜,寡人之情,倍于大人。”正使即含笑微讽曰:“‘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此古人讥色荒之诗也。贤王并与此诗而知之,其真好学矣。”(29)成宗借用白居易《长恨歌》之句以道别,在外交场合实有欠庄重。似乎明使讽之,朝鲜国王并未觉察,所以三十年后的中宗在爲唐皐、史道一行送别宴后,仍请其臣子将这两句诗“致语两使”,(30)史官并载于《实録》。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属于偶发,通常的惯例还是用《诗经》。


“文和”是要以诗赋酬唱的方式,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情谊,从而达到外交上的目的。在明鲜之间的外交场上,这是由朝鲜一方发起,并刺激了明使的创作欲望;之后又由朝鲜官方编印刊行,在满足明使虚荣心的同时,也展示了朝鲜的汉文学水平,获得了“文章华国”的效果。《皇华集》的连续编印,呈现了自成文献系统的一贯性。以游览地而言,如文庙、箕子庙、汉江楼、太平(馆)楼、浮碧亭(楼)、杨花渡、狎鸥亭等,几乎成爲固定的场景。祁顺《太平馆登楼赋序》云:“竣事言旋,尚阙登楼之作。”(31)可见登太平楼诗赋乃例行之作,不可一阙。以内容而言,如却妓(或却女乐)、金孝女(郭山孝女、金四月),往往循前例而作,如董越《郭山孝女》云:“曾读文僖孝女诗。”(32)即指倪谦《孝女四月诗》。后来出使者往往要读此前之《皇华集》,并常常对之前明使诗赋有所和作,即便非固定场景之诗,也会引发后来者的兴趣。如祁顺《晚宴安定馆中,参赞徐君行觞谓:“今日天寒,满酌不须辞也。”余即其言赋一律》,皆以“天寒满酌不须辞”开篇,除了当时有副使张瑾、朝鲜远接使徐居正和作之外,四十多年后的正副使唐皐、史道和朝鲜远接使李荇也还不断“追和”。(33)朝鲜文臣爲了在诗赋外交中从容应对,常常被要求提前参阅以往的《皇华集》,预先次韵,以免仓促难应。(34)嘉靖十八年华察《读皇华集序》中说,朝鲜方面将明使之作“编辑成书,名曰《皇华集》,布之国中,俾爲矜式”,(35)也就是将《皇华集》作爲外交诗赋之样板楷模,有意无意间揭示了以“文和”作爲诗赋外交的一种模式。


外交活动类似于一个有关矛盾、冲突、和解或合作的戏剧故事,而即使在和解或合作中,也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这不是一场单幕剧,而是连续剧。外交人员就是剧中的演员,虽然不断有新演员上场,但还是要遵守既有的表演框架和思维逻辑。以“文和”爲模式的诗赋外交,总是以一方的迁就爲特征,即便要表达不满,也只能以微讽的方式。在明鲜外交中,明使显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因人而异,表现出或友好或无礼、或谦和或傲慢的态度,在诗赋外交的场合虽然未必有露骨的呈现,但还是蕴含于中的。


在诗赋外交中,往往是明使先唱并邀和,而和作仅在形式上满足次韵的要求,立意则多转移到对明使的恭维和对皇明的尊崇,这尤其表现在以润色鸿业爲宗旨的赋体上。用金守温的话说,即“立赋之旨虽同,遣辞之意则异”。(36)倪谦《雪霁登楼赋》的主旨,是通过对登太平馆楼览积雪始霁之景的铺叙,落实到“必归恩于朝廷”。而申叔舟的次韵之作,几乎未曾着笔于“雪霁登楼”,通篇皆是对倪谦的恭维和对皇明的感恩,从开篇的“翰林先生学究天人,胸吞八荒”始,到篇末“使出日之域,东海之滨,同文一轨,而永囿我圣天子之鸿恩也”。并且特别在此后增加原作所无之“乱曰”,十二句中除最后两句“爝火日出,难爲明兮”(“火把面对喷薄日出,难以称明亮”),化用《庄子·逍遥游》之典,表达自谦之情外,叠用“维山维斗”等句将倪谦形容爲文坛上的泰山北斗,(37)倪谦自然也乐得与之“约爲兄弟,相与酬唱不辍”。(38)


在诗赋外交中,明使往往心存考量,使用一些如禁体、回文体、神智体(又称东坡体)等,属于因难见巧的游戏诗体,朝鲜文臣大多能够应付裕如,因此赢得明使的赞赏,宾主尽欢。而能够识破其中的机关,主动回避,也同样能博取嘉奖。据说万历三十年(1602)正使顾天埈曾书一句“烟锁池塘柳”付朝鲜远接使李好闵(五峰)续对,李不解奥秘,拟率尔作对,幸好权韠(石洲)及时识破曰:“此不可续之,一句之中具金木水火土五行,决不可对,莫如谢而入送。”得到明使赞叹:“东国亦有知诗如此者,未可轻。”(39)龚用卿在返程途中,凡所作诗,远接使郑士龙(湖阴)皆有和,惟其填词数阕(《蝶恋花》二阕、《忆王孙》、《菩萨蛮》、《谒金门》、《玉楼春》、《木兰花慢》各一阕),无一和作。许筠《鹤山樵谈》评论曰:“歌词之作,必分字之清浊,律之高下。我国音律不同中原,固无作歌词者。龚、吴之来,湖阴不次之,世谓得体。”(40)一方面藏拙,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明使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明鲜诗赋外交中,明使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是显然的。如金守温赠诗明使,首联爲“扁舟选胜并江干,使节来游杳霭间”,陈鉴和作云“纔登高阁倚阑干,又上兰桡送急湍”,并自注曰:“但‘间’字非‘寒’韵,故变和。”(41)还算是委婉批评金作出韵。至于顾天埈以《和壁间咏蟠松》示远接使李好闵,顾览其《次韵》后云:“来诗甚佳,绝无蹈袭语,只数字未妥,漫爲改易。”(42)五律八句,迳改其半,这就很不客气了。而朝鲜文臣绝无异议。明使的自我优越感还体现在对朝鲜山水、建筑和物品的命名或更名,并爲之撰文赋诗。命名者如狎鸥亭(倪谦),纳清亭(唐皐)、清心堂(唐皐),翠屏山(龚用卿)、栖凤亭(龚用卿)、控江亭(龚用卿),锦簇溪(吴希孟),回澜石(许国)、玉溜泉(许国),锦香亭(朱之蕃)、山雨楼(朱之蕃)、皆春亭(朱之蕃)、听泉仙榻(朱之蕃)等;更名者如易“聪秀山”爲“葱秀山”(董越),易“木密山”爲“木觅山”(唐皐),易“望月亭”爲“先月亭”(吴希孟),易“广远楼”爲“太虚楼”(魏时亮),易“亦恩亭”爲“彰赐亭”(顾天埈),易“菡萏亭”爲“小蓬壶”(朱之蕃)等。这些名称大多适宜,但未必一一皆能惬当人心。如顾天埈将李好闵构建之“亦恩亭”易名爲“彰赐亭”,其后宣祖国王与朝鲜诸文臣言及此事云:“亦恩亭之称非不善,此则天使之言过矣。”又认爲李好闵向顾天埈这一“贪夫”求章之举不当,“无乃使风景增羞、花柳失色者耶”?史臣亦云:“士之丑行,莫甚于贪。苟贪矣,虽有少技,尚奚足观。”(43)很有“因人废言”的意思。顾天埈之行乃“壬辰倭乱”后的首次出使,当时朝鲜国力凋敝,民生维艰,力不从心,事多异昔。沈喜寿《壬寅皇华集序》云“小邦区区之情,自视歉然,而两先生旷度洪量,不以爲意”,(44)貌似褒奖表彰之词。实则此行上下皆贪得无厌之徒,朝鲜迎接都监启奏曰:“近观天使所爲无复人理,一念在得,鸡鸣孜孜。门下员役争相慕效,如痴如狂……郑瞎子公然问臣以‘国王将何以待我乎’,要得名马一疋。史汝霖亦曰:‘尔国若不厚待我,则将必有难堪之事’云云,闻来肝胆坠地,恐有意外之患。”沈喜寿也有启奏曰:“诏使归期已迫,催货甚急,一馆化爲战场,鞭仆将及臣僚。”明朝正副使成事未必足,败事大有余,故朝鲜君臣只能委曲求全,国王传令“凡所欲得者皆应之,不可违逆”。(45)两相对照,才可以读出沈喜寿序文中的反讽之意。(46)而使者代表的国家形象,也必然因此而受到损害,朝鲜史臣面对此番行径慨叹道:“抑亦中朝纪纲板荡,廉耻灭绝,风声气习有以致之也?可胜叹哉!”(47)其不良影响直到四年后朱之蕃、梁有年出使朝鲜,才彻底挽回。


诗赋外交属于外交之一种,外交是目的,诗赋只是手段。从总体上来看,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是成功的,即便单从朝鲜方面看,也达到了其目的。最大的成功就是在“壬辰倭乱”之时,明代出兵援朝,故有“再造藩邦”之恩,(48)这是由一百五十年来诗赋外交奠定的两国关系产生的必然结果。至于在其它具体问题的交涉上,则有成有不成。比如元朝高丽学子可入国子学,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并获取功名,所以崔瀣说“钦维圣元,一视同仁,立贤无方,东土故与中原俊秀并举,列名金榜”。(49)其本人也在至治元年(1321)考取进士,名登左榜者仅四十三人,他名列二十一。但到了明鲜之间,明朝不行此制,谢绝朝鲜派遣子弟入国子学。天顺四年(1460)二月,张宁出使朝鲜,朝鲜世祖国王郑重拜托云:“大人既在礼科,后日若进奏本,大人图之。”宁答云:“殿下奏不奏,我不敢主张;朝廷准不准,亦不敢料度。然殿下奏达甚善。”(50)据《明实録》记载,当年六月英宗敕谕朝鲜国王:“朕遵祖宗之制,不欲慕袭虚美,王亦当恪守旧规。”(51)此事未果,亦未见张宁有何作爲。而朝鲜赴明使臣到京后入住会同馆,在成化年间开始有了“门禁”,不得随意出入,至嘉靖年间更爲严格。朝鲜君臣想方设法并多次申请予以解禁,却未获许可。嘉靖十六年(1537)三月龚用卿、吴希孟出使朝鲜,中宗应当谈及此一问题。而次年十一月中宗接见许宽(嘉靖十七年圣节使正使),宽禀告曰:“臣到京五六日,诠闻龚、吴两使以爲朝鲜人不可待之如此,常于提督易宽、郎中白悦处勤勤言之矣。未几,门禁乃通。”(52)而在《明实録》中,也的确可见龚、吴二人回国后向礼部报告称,“朝鲜素称恭顺,较之诸夷不同,而国家礼遇其国,亦未尝以夷礼待之。迩者賫诏至彼,其王李怿又能恪守典礼,敬事不违,良可嘉尚”(53)云云,堪称一次完美的外交成果。虽然终明之世门禁也没有彻底解除,(54)但哪怕一时的宽松也是外交突破。


明鲜诗赋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提高了朝鲜汉文学在明朝的知名度,增强了自身的软实力。隆庆二年(1568),成宪、王玺出使朝鲜,当成宪读到洪暹《丁卯皇华集序》时,“把玩良久,谓舌官洪纯彦曰:‘尔国如此能文者几人?’对曰:‘七八人。”不禁惊呼“奇才奇才”。(55)而王玺也询问通事曰:“汝国乃文献之邦,能文者固多矣,学术如程、朱者有之乎?”(56)其关心范围更由文学扩展到学术。明人不仅频繁索取《皇华集》,而且身临东土,就会刻意收集历代作品,尤其在“壬辰倭乱”以后。朱之蕃、梁有年莅朝颁诏,许筠作爲远接使柳根的从事官负责接待工作,其《丙午纪行》记载了朱之蕃“你国自新罗以至于今诗歌最好者,可逐一书来”之请,又“求本国所刊古诗本”,并有“国虽分华夷,诗岂有内外?况今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俺与君俱落地爲天子臣庶,讵可以生于中国自夸乎”(57)的议论。朱之蕃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许筠姊氏兰雪轩的诗集带回中国并刊行,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兰雪风”,如钱谦益所云:“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58)同时也激发了中国文人对朝鲜女性创作的兴趣。(59)而吴明济和蓝芳威也分别编纂了各自的《朝鲜诗选》,并在中国刊行,进一步扩大了“朝鲜诗”的影响。明天启年间,金尚宪出使中国,在登州与吴大斌(晴川)唱和,后来也被王士禛写入其《论诗绝句》中:“‘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60)前面两句就出自金尚宪的诗。经过王氏的揄扬,朝鲜人能诗之名在中国流传更广,而这首论诗绝句在百年后东传朝鲜,他们纷纷引以爲荣,反复吟咏,“东国解声诗”也成爲十八世纪后期诗坛上又延续了百年的经典话题。(61)


从总体上来看,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体现爲“文和”的模式,这当然不意味着其中完全不存在“文战”的因素。但在“文和”模式中的“文战”显然具有三点特色:一是偶发性,二是个人化,三是评价负面。较爲典型之例就是徐居正,金安老《龙泉谈寂记》记载了其与祁顺的“文战”进程:“成庙朝祁户部顺来颁帝命,道途所由览物兴咏。远接使四佳徐先生以爲平平,心易之。”陪同游览汉江时,“四佳预述一律,并録夙制《永川明远楼》诗韵曰:‘当竖此老降幡矣。’……于座上微吟,若爲构思之状,所笔书呈一联有曰:‘风月不随黄鹤去,烟波长送白鸥来。’顺即席走毫曰:‘百济地形临水尽,五台泉脉自天来。’顾四佳曰:‘是否?’笔锋横逸,不可枝梧,四座皆色沮”。金安老评价爲:“二公巧速略相敌,犹两雄对阵,持久不决。奇正变化,若不相谙,锋交战合,电流雷迅,而揖让之风存乎旗鼓之间。”其结果是,祁顺对徐居正有高度赞赏:“先生在中朝,亦当居四五人内矣。”而徐对祁的态度,也终之以“四佳心服之”。(62)这场“文战”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徐居正不仅出自名门世家,而且具有强烈的弘扬东国文化的意识。他曾编纂一百三十卷《东文选》,其编纂宗旨就是“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而无传也哉”。(63)回看《丙寅皇华集》,明使所作辞赋诗词,徐居正几乎一一和之,甚至《奉使出京》十七首乃在中国境内所作,无酬和先例,徐氏也照样次韵,无不蕴含了极强的“挑战”或“应战”姿态。祁顺作《太平馆登楼赋》,居正《次韵》并序云:“至如词赋,前辈未尝有次韵者。盖词赋押韵必多,多则韵强,韵强则才窘,才窘则不能骋其步骤,有牵强拘涩之病,此古作者所以避而不居也……居正不揆鄙拙,辄次其韵,此实前辈之罪人,而先生之所不取也。”(64)语气间充满自得之情。祁顺有《重过博川》七律,居正次韵,回环往复,总计祁顺九首,居正十三首,在数量上压倒原唱,只是最后一首的尾联“南望达城家万里,梦魂长绕故园菱”,“菱”字韵押得十分勉强,未免遭到微讽。(65)其次韵的《满江红》词,原唱上下结句中“记唐家都府亦留名”和“恐明朝一别隔层云”,这八字句的句法是以一字领七字。居正不谙其术,率尔操觚,写成了两个四字并列的句式,即“兰桨桂棹风流行乐”与“明日参商南北何处”,(66)恰恰自彰其陋。而居正颇爲自矜并借以挑战的“风月不随黄鹤去”一联,实则窃用前人成句而略改数字,被郑泰齐嘲笑爲“发冢手”。(67)李廷龟(月沙)门人崔有海述其遗事,不知是误记还是僞造了这样的故事:“月沙以大提学爲顾天峻天使远接使,陛辞日,上特赐貂掩。教曰:‘闻今行诏使文才甚高,卿今迎接,吾不以爲忧。但徐居正不待天使之制,或自请先述,反不如天使之制,此可爲戒也。’月沙对曰:‘其时徐居正先制者“风月不随黄鹤去,烟波长送白鸥来”,此一句乃前朝人金克己所作云。’上曰:‘若然,浮妄尤甚。’’(68)顾天埈使行之远接使爲李好闵(五峰)而非李廷龟,故此事非真,所谓“金克己所作”也有讹误,(69)但其中透露出朝鲜君臣对徐居正此举的负面评价却是真实的。


自倪谦以后约两百年间,明朝派往朝鲜的正使大多以文臣担任(仅在嘉靖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及隆庆二年由太监爲之),而朝鲜方面对于远接使的任命也极爲慎重。既不可以低能,这无法达成“文和”之效,且有损于自身的文化形象;更不可以强势,这难免将“文和”导向“文战”,无法体现“事大以诚”的忠心。爲迎接龚用卿一行,中宗对苏世让有如下告诫:“他事则已矣,其中酬唱之事甚爲重难。若能于酬唱之事,则他余小事虽或不称,必不责也。闻正使善爲长篇,此必中朝之精选,卿宜勉力而待之。”(70)宣祖在准备迎接朱之蕃一行时也再三叮咛道:“何必与诏使如相较者?然设使不及,亦无妨也。但待以至诚,是予之意也。”又云:“凡接待之事,专以至诚而已,酬酢务胜之意元是不可;且虽欲胜,亦不可及矣。”沈喜寿体会其教曰:“接待之际,必致至诚,至诚之外,果无他事。但酬酢一事,亦不可忽也。中朝遣使于我国,必择文学之士以差之。至于酬酢之间,亦有不及,则此非细事。臣意以爲,当爲第二事矣。”(71)“诗赋”以“外交”爲目的,“至诚事大”是外交的基本原则,“诗赋”也重要,其原则是既不能窘于应酬,更不能争强好胜,相较而言只是“第二事”。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文和”成爲明鲜诗赋外交的基本模式。


三 模式之二:“文战”


与“文和”模式相对的是“文战”。文人多具好胜之心,也就多存争强之念。中唐以后,诗社竞起,彼此唱和之际,也在游戏中寓争胜之意,“文战”一类的词语就出现在此时。韩愈《送灵师》有“战诗谁与敌”句,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在“战诗”下考云:“或作争战,或作文战,或作诗战。方(崧卿)云:战诗、战文,唐人语也。白乐天‘战文重掉鞅’,刘梦得‘战文矛戟深’。”(72)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云:“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73)指的就是某种形式的“文战”。这对日本文人有所启发,所以到平安时代中期就兴起了“鬬诗”之风,即左右各列二十人,依题作诗,最后评判胜负。尽管有人认爲这种形式“远稽唐家,近访我朝,初自彼会昌好文之时,至于元和抽藻之世,虽驰淫放之思,未有鬬诗之游”,(74)但实际上还是受唐人启示的,只是在表现上更具仪式化。类似的“文战”还有“诗歌合”,即以诗爲左,以歌爲右,诗歌相合,以决胜负。从宫廷、丛林到士庶,从平安、五山到江户,这种“文战”形式就在日本朝野蔓延并延续。林鵞峰《诗合问答》指出:“合犹会也,会有合战之义,孟子所谓‘虑胜而后会’是也。诗合有胜负,则谓之诗战亦可也。本朝中古以来,宫中有歌合之游,公卿百官皆傚之,延及士庶人。其间或有诗歌互合者,此其所由也。”(75)可谓简明扼要。但这类争胜属于个人性或小团体的荣辱得失,而在两国之间的“文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朝鲜通信使资料中,表示“文战”概念的用语,有“笔战”“鬬语”“文阵”“笔阵”等,这些概念在《皇华集》相关文献中是极爲少见的。而这类概念之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朝日之间的诗赋外交基本上属于“文战”的模式。


在今天韩国、日本文史学界的基本认知中,“朝鲜通信使”以朝鲜宣祖四十年(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爲始,纯祖十一年(日本文化八年,1811)爲终,共计十二次出使,这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76)然而在当时人的认知中,朝日外交活动远早于此,如日本享保四年(1719)刊行之《桑韩埙篪》所附《列朝韩使来聘考》,就追溯至后光严帝贞治五年(1366),即高丽朝恭愍王十五年。稍后朝鲜人所撰《前后使行备考》,则起于高丽辛禑三年(日本后圆融帝永和三年,1377)郑梦周使日本。即便以朝鲜时代爲范围,也始于太宗九年(日本应永十六年,1409)朴和之行,(77)《列朝韩使来聘考》则始于日本后花园帝永享十一年(朝鲜世祖二十一年,1439)高德宗、尹仁甫之行。而现存最早的朝鲜使臣日本纪行文献,是宋希璟于朝鲜世宗二年(日本应永二十七年,1420)出使日本的《老松日本行録》,这些大多轶出了当代学人的考察视域。(78)


朝鲜通信使相关文献有三类:其一爲基本文献,包括朝鲜的使行録(约四十种)和日本刊刻、传抄的和韩唱酬笔谈集(约二百种);其二爲历史资料,如朝鲜方面的《通文馆志》、《通信使誊録》和日本方面的《通航一览》、《朝鲜人来聘关系书类》等;其三爲日韩的笔记、文集等。第一类文献最爲重要也最爲庞大,较早汇集此类文献的有朝鲜英祖时期赵曮、成大中编《海行总载》,日本嘉永年间林复斋编《通航一览·笔谈酬唱》。现存文献参考当代学者调查制作之目録,也可得一基本梗概。(79)也正因爲文献数量的庞大,研究者往往仅涉其一端,很难“一口吸尽西江水”,更谈不上综合各方面资料从事研究,这是有必要加以改进的。(80)


朝日诗赋外交中的“文战”,是一个体现了双方势力消长的动态的过程。如果要作一个大致的区分,那就是发起于朝鲜对日本的文化征服,进而演变爲朝日之间的文化竞争,而终之以日本对朝鲜的文化自大。相应于三个不同阶段,我们可以指出三个时间节点,即始于1636年第四次通信使,转变于1711年第八次通信使,再变于1764年第十一次通信使。(81)不同阶段之间绝非泾渭分明,其实际状况往往更爲错综复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宏观上作出段落划分。


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中国、朝鲜还是日本,都相信朝鲜半岛曾经受到箕子教化的沐浴,故“文物之懿,人材之作,侔拟中夏”。(82)这也可以得到中国方面的印证,唐玄宗就说过:“新罗号爲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83)北宋时刊行了高丽使臣的诗文集,题名《小华集》,“小华”也就是“小中华”之意,所以李奎报才有“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84)的诗句。由这样的传统所决定,在朝鲜时代知识人的眼中,日本文化几乎不值一观。在早期的日本使行记録中,无论是宋希璟《老松日本行録》、申叔舟《海东诸国记》,还是黄慎《日本往还日记》,对日本的山川风物、世态人情的描述皆充满蔑视。“壬辰倭乱”事起,日本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横扫朝鲜半岛,最后以明朝出兵平息战事,历经六年之久。乱后思静,朝日双方都希望重新开始邦交。所以在宣祖四十年应邀派出了“壬辰倭乱”之后第一次使行,无论是朝鲜国王致日本国王(实际只是给将军德川家康而非日本天皇)的“国书”,还是朝鲜文臣致日本将军的文书,都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对等”关系,皆当做“天朝之赤子”,并秉持“交邻之道,信义爲重”的原则。(85)而在“武功”失利后首次出使日本,就更要突出自身在“文教”方面的优越,并且以“国家意志”的方式来实施。所以使团的人员构成除了正副使和从事官(总称三使)以外,还有制述官、写字官、画员、医员、军官等,总人数爲467名。除军官以外,多爲文翰之士,这奠定了朝日诗赋外交的基调和通信使团的规模。庆暹爲此行副使,他以日记形式记録了此行二百一十二日的行程和观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诗赋外交,但在他的笔下,却描写了德川家康偃武兴文的意愿和对朝鲜“礼义之邦也,只尚文教,非有扬武耀兵之事”(86)的歆羡,以及他借日本国人之口说出的“日本兵强,闻于天下,倘事文教,则兵政解驰,反爲弱国”,所以本质上仍然是“专务战阵,不事文教”,“专尚勇武,不知人伦”(87)之国。而这一次朝鲜通信使,也就成爲现代学者笔下的“第一次”使行。上述记载未必是对日本的“实録”,更可能是朝鲜使臣记録下来专供朝鲜国王或文臣阅读的,犹如现代各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很多时候只是以本国人爲听衆的。\r


朝鲜通信使臣的使行日记中往往包括其在日本写作的诗文,即便有对日方的次韵,也很少録其原作,此举当然含有轻视之意。以朝鲜仁祖二年(日本宽永元年,1624)副使姜弘重《东槎録》记载来看,往往日方先制一律,恳请朝方次韵,朝方虽勉予应答,却多有不屑,如记録京都大德寺主僧长老宗玩(江月)“以一绝书示,自以爲国中豪僧,而观其文理,颇有不属处,大抵日本之文体然也”。(88)至此爲止,充当日本文化代表的仍然是少数僧人,他们延续的还是五山时期的风气。朝日之间有规模的诗赋外交,是从仁祖十四年(日本宽永十三年,1636)开始的。其标志是:从这一次使行开始,朝鲜方面的人员配备在正副使、从事官之外,确定了制述官和三使书记(未必每次齐备三人)并形成惯例(书记之职仅在仁祖二十一年使行团中有阙),他们是专门负责“文化征战”工作的。申维翰在八十多年后曾说:“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是其事繁而责大。”(89)可谓一语中的。而在日本方面也首次出现将与朝鲜人唱和笔谈收集传写刊印者。(90)还有,除僧人以外,日本文人也开始登上诗赋外交的舞台,如石川丈山、林罗山等。作爲一种历史叙述,我们不妨将这一年看作朝日诗赋外交的具有标志性的有意味的开端。


朝鲜通信使以“文化征服”者的面目登上诗赋外交的旅程。在他们的眼中,日本文化落后,“其俗自天皇至衆庶,不识字,凡百文书,惟僧主之”。(91)所谓“不识字”,指的就是不识汉字。在阅读起草往来国书时发生的争执,也藉日本僧人之口自责云:“日本往时知文字者不多……近来学文者虽多,而解文理者少,以不知之见各生议论,真可笑也。”(92)诗歌酬唱时,朝鲜则以中华自居,将日本看成蛮荒之地。金世濂在返程时作《次璘西堂》诗云:“中华使者欲回程,一节何曾愧子卿。”便是以汉代出使匈奴、不辱使命的苏武(子卿)自比,并且一而再地自比云:“海槎今日返苏卿。”(93)而在与日本文人的笔谈唱酬中,朝鲜方面也表现得态度敷衍,信口开河。如权侙与石川丈山笔谈之际,石川赠诗云:“日本朝鲜隔海瀛,不图相遇结文盟。使星明日留此地,唱和《皇华》歌《鹿鸣》。”权侙则或说石川爲“日东之李、杜”;或以其诗“与大历诸家互爲颉颃”;又或以“诗成八叉手,目短五言城”(94)相拟,说他成诗速度之快堪比温庭筠,篇什之佳胜过刘长卿,这些赞美之词仿佛随手扔出的大小各异的高帽子,毫不顾及是否合适。以上三例,分别来自此行(1636)之正使、副使、制述官,共同之处就是文化自傲,这是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天和二年(朝鲜肃宗八年,1682),人见竹洞与朝鲜通信使副使李彦纲(鹭湖)有这样的问答:“仆以爲奉使来临,想可以寄百里之命之人乎,何以择文翰(原文误作“论”)之乎?”李答曰:“古称‘诵《诗》三百,专对四方’,诵三百之诗者,不可谓之文翰耶?”(95)借用孔子语作答,堪称得体,但实际用意则是“文化宣战”。


在初始阶段,日本方面对朝鲜的文教几乎是一无例外地崇拜,对于朝鲜通信使的“文化征服”也几无招架之功。无论是作爲官方代表的僧人,还是民间的文人百姓,他们有着一致的看法:朝鲜是受到箕子教化之域,代表了高级的文明形态。还在仁祖二年的朝鲜通信使行至江户(今东京)时,德川将军就下令接待者“呼使臣必称敕使,呼下人必称唐人,使之极致敬礼”。(96)关于“唐人”的称呼,也就一直延续到后来。申维翰曾爲此询问雨森东(芳洲),得到这样的回答:“日本大小民俗,自古谓贵国文物与中华同,故指以唐人,是慕之也。”(97)而在诗赋外交之际,这种仰慕也同样情见乎词。天和二年东福寺祖辰赠朝鲜副使李彦纲云:“何异皇华使臣燕,琼筵我亦喜追陪。”(98)此处的“皇华”固然可以理解爲对朝鲜使臣的雅称,但冠以“何异”二字,则显然含有以中华使臣比拟朝鲜使臣之意。相国寺三宅坚恕赠制述官成琬(翠虚)诗,有“圣范犹思箕子对,奇芬可喜接名流”(99)之句,通过对箕子的缅怀,赞美朝鲜名流有圣贤遗范。大德寺义谛觉印赠诗,则有“可怜中国变胡服,蕞尔朝鲜文物遗”(100)之句,又将中国与朝鲜对比,前者“变胡服”而后者“文物遗”。如果看福助道祐(梅林)赠成琬诗题中用到的“龙集”二字,则在日方僧人的意识中,这些酬唱笔谈也是正式的外交辞令。然而与国书不同,在“文战”中日方明显达不到与朝方“对等”的姿态。(101)京都本国寺泷川昌乐与朝鲜制述官、书记、写字官等笔谈时的一番表述,最爲清楚明白:“遥闻朝鲜者周旧邦……曾武王时封箕子,亲圣人之国,而圣人之臣民也。后王后民,化遗风、荷贤恩,处仁迁义,至今羡邹鲁遗教不颓败,夏周学术无陵夷焉。今日域之后学慕贵国者,以有圣贤之遗风之故也。”(102)朝鲜在文教方面的优越感,包括诗赋、书法、绘画、音乐、医道,更不必说学术、制度、风俗,甚至连自然山川也不例外,(103)而日本方面表现出的文化自卑感直到正德元年(肃宗三十七年,1711)才发生根本变化。从这一次对朝鲜使行的接待开始,日方在诗赋外交中有了鲜明的“迎战”之姿,由朝方的“文化征服”转换爲朝日的“文化竞争”,并延续到享保、宽延之世,成爲具有标志性的有意味的转折,这不妨以正德初年发生在通信使行途中的三件事爲例。


到十八世纪初,距“壬辰倭乱”的发生已有一百二十年,肃宗三十七年也已是第八次通信使之行。日方诗赋外交的主体已由僧人改变爲文学之士,他们对朝鲜通信使的姿态和用意相当敏感。《问槎二种畸赏》附荻生徂来正德二年(1712)十月十一日答门人入江若水的信中说:“夫三韩犷悍,见称于《隋史》,而不能与吾猿面王(指丰臣秀吉)争胜也。后来迺欲以文胜之,则辄拔八道之萃,从聘使东来,犹且不能胜足下而上之矣……去年来,一国人如狂,吾不知其何爲而然也。晁卿之雄,与谪仙、摩诘相颉颃,距未千年,迺至惮此辈爲,何其衰也,使人叹息泣下。”徂来明确指出,朝鲜在武功方面不能抵挡丰臣秀吉,所以想在文教方面拔得一筹,通信使团集中了“八道之萃”,但也无法胜过蘐园门人。日本历史上的晁衡(阿部仲麻吕)在唐代能与李白、王维酬唱赠答,何以现在竟惮服于朝鲜人,只能哀叹日本汉文学水平在整体上今不如昔。但若就个别人的水平来说,战胜朝鲜人似绰绰有余。《问槎二种畸赏》三卷,是徂来门人山县周南、入江若水、安藤东野、秋须溪与朝鲜通信使制述官李礥(东郭)、三书记洪舜桁(镜湖)、严汉重(龙湖)、南圣重(泛叟)的酬唱之作,徂来对此复加评点,对门弟子赞赏有加,对朝鲜人贬损备至。如评点李礥诗云:“似工却丑,宛然宋人,面目可憎。”又云:“如读俗牍。”而评点山县周南(次公)诗则云:“典丽宏雅,冠冕当世,自是大家。”又云:“大氐次公七律,色泽似仲默,神理肖于鳞,而骨格原诸右丞,所以爲妙。”又云:“雄丽无比,元美莫过。”甚至在评点李礥《奉次藤侯惠示韵》云:“这丽懵懂,认未见做见,必是其在西时预先作下若干首。及东来,每遇人寄诗,随手写去,以衒敏捷耳。不然,那得这样胡乱?可笑可悯。”(104)这就近乎肆意栽赃了。总之,徂来的评点,无论其抑扬褒贬,尽属于极其情绪化的表述,不能视作对文学的中肯批评,只能当成某种用于对内或对外的文化宣传。以他爲代表的“古文辞派”,崇尚明人“诗必盛唐”的观点,故诋毁宋诗而攀比明七子(如王世贞、李攀龙、何景明),亦多失实。若加上该书的吉有邻《跋》所谓“其于笔阵,固知无有敌者”;服部南郭《跋》所谓“吾党诸君,一轰文场,而三韩诸子,恬乎犹弗闻焉……恬乎犹弗闻者,亦聋耳”,(105)即便当下山县周南与李礥等人的实际酬唱活动并无剑拔弩张之态,经过评点、序跋的再三渲染,也足以营造一种“文战”的硝烟气息,并且随着书籍的刊印而传播扩散。


然而徂来门人的“文战”之举只是民间的自发行爲,更多体现了个人的争强好胜。当时日本文士的普遍状况,用荻生徂来的描述是,“此方操觚士,海西达东关,蚁慕羶聚,所在云骛,染脔相诧,盖习俗所使”;(106)而朝鲜通信使对于与山县周南等人的酬唱,似也不以爲意,所以服部南郭抱怨爲“聋”。正德元年真正代表日本官方与通信使展开“文战”的,则是新井白石与朝鲜正副使赵泰亿、任守干的笔谈。朝日双方有两种重要文献,即新井白石辑《坐间笔语》(一作《朝鲜使燕乐笔语》)和赵泰亿辑(实爲任守干整理)《江关笔谈》。《坐间笔语》讨论的核心内容是音乐,日方向朝方展示了现存的隋唐燕乐,显示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朝方则辩称韶頀古乐更爲雅正;日方演奏“长保乐”,乃高丽部乐,白石追问曰:“贵邦犹有是舞邪?”赵曰:“胜国之音,今则已(一作‘亡’)矣。”日方则继续说:“我朝有我朝并他邦之乐,逢贵国之人,则奏贵国之乐以翫之;逢唐山之人,则奏唐朝之乐以慰(之)。”(107)其它高丽部乐尚有“仁和乐”、“古鸟苏”、“林歌”、“纳曾利”等,皆朝鲜使臣闻所未闻者。而在与朝鲜正副使接谈之际,白石口口声声自称“天朝”。当任守干问及日本燕乐来源时,白石答曰:“天朝通问于隋唐之间(一作“日”)所传来也。”又问及“皇京、大坂亦有此乐乎”,(108)答曰:“天朝乐官,世守其职,大坂及南都亦是旧京之地。”当赵泰亿称美“隋唐以后音乐,独传天下不传之曲,诚可贵也”时,白石答曰:“天朝与天爲始,天宗与天不坠,天皇即是真天子。非若西土历朝之君,以人继天、易姓代主者。是故礼乐典章,万世一制,若彼三代礼乐,亦有其足征者,何其隋唐以后之谓也哉?”言辞间对中国的“皇帝轮流做”也甚不以爲然,所以,面对赵泰亿“有礼如此,有乐如此,乃不一变至华耶”(109)的质问,白石简直就不屑一答。至于《江关笔谈》,在朝鲜和日本各有不同传本,但其祖本皆出于任守干整理,附见于其所撰之《东槎日记》,日本则另有传写本和刊本,其异文当非祖本所有,而是肆意添加所致。凡有异文处,皆以日方占上风,在在显示了积极的“文战”姿态。铃木公温在后来回顾这次笔谈时,对白石的立场和姿态赞不绝口:“余顷读《坐间笔语》,深美白石源大夫之答矣。近世俗儒,不解大经,偶接异邦人,笔舌之间,詖辞妄答,不知失国体自辱者间或有诸。”(110)铃木说此语已在天明九年(1789),当时的日本人已进入到“文化自大”期,但还能够如此表彰白石的应对,足见正德辛卯的确堪称朝日诗赋外交关系的一个转折。


日方在正德初年诗赋外交中开始全面“迎战”,这与其本身汉文学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广濑淡窗《论诗赠小关长卿中岛子玉》回顾室町至天明朝(1781-1789)的诗坛演变,也强调了“正、享多大家,森森列鼓旗。优游两汉域,出入三唐篱”。(111)新井白石就属于当时日本诗坛第一流诗人,此行朝鲜正副使、从事官、制述官纷纷爲其《白石诗草》撰序题跋,并高度评价其诗,不能说尽出于虚文应酬。雨森芳洲说“新井白石大有诗名,朝鲜人索其诗草,陆续不已”,(112)芳洲是当时较少的具有文化反省力的日本人,其语当非夸张妄诞。另一位诗坛杰出之才是衹园南海。正德壬辰(1712)刊行之《七家唱和集》,汇辑了《班荆集》二卷、《正德和韩集》二卷、《支机闲谈》一卷、《朝鲜客馆诗文稿》一卷、《桑韩唱酬集》一卷、《桑韩唱和集》一卷、《宾馆缟紵集》二卷。最后一种就是衹园南海等人与从事官李邦彦(南冈)、制述官李礥、书记严汉重、南圣重的唱和笔谈。其中带有标志性的“文战”,就是南海赠朝鲜诸学士、书记长诗并邀和,分别爲《赠李学士东郭百五十韵》《赠严书记龙湖百韵》和《赠南书记泛叟五十韵》。南海在赠诗之际,还特地作书一封致李学士,恭维他“对客挥毫,满纸立成,快然如利刀之破万竹,骤然如建万石之瓴于高屋之上。当其卒然俊发,句成章终,脱帽大叫,如叱枭(原文误作“裊”)卢而抵掌也。呜呼,何其壮也!何其奇也”,但最后抛出“鄙言一章,再呈左右,敢希赐高和”数言,则此前貌似恭维的层见叠出之语,立刻就转化爲泰山压顶之势碾向对方。次日在会面笔谈时,南海又提及“呈案下诗‘先’韵百五十韵”,东郭答曰:“今初认,明当熟读以和报耳。”南海紧追不放云:“瓜投岂敢望琼报,固所愿,则秦城十五勿欺赵矣。”既用《诗经》“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之典,表示望外之喜;又用《史记》秦昭王以十五城哄骗赵国和氏璧之典,强调不可食言。但直到李东郭离开其地,这篇百五十韵的和诗也未能成。另外两人的情况也类似,严汉重收到百韵赠诗时说:“辱赠长篇,诗韵铿锵雄健,笔法遒劲精妙,令人钦服……贵诗非仓促可和,肯俟从容和呈丕计。”但临行作《次南海词伯送别韵》附记曰:“长篇姑未拼和,积逋至此,不觉騂面。”南圣重在临行时也有《南海寄余长篇诗,而适爲呻吟,未克拼和矣。今则临行卒卒,逋债如山,然盛意不可终孤,别构一律以谢,惟冀恕谅耳》。总之,这一回合的“文战”,朝鲜方面可谓大败而归。衹园南海是日本诗坛上极爲罕见的捷才,李礥爲其诗稿作序云:“稿私题百咏,盖一日百首也……何其捷欤?非才而能若是乎?”(113)只是后来的日本文献记述中,竟然出现了以下故事,南海在与朝鲜通信使临别之际,“仗剑立赋《赠别二十四章》寄之,东郭逡巡不能和一诗,大惭恨而去。相传东郭比至釜山海,呕血猝死”。(114)实际情况是,李礥在肃宗三十八年二月返回朝鲜,直至六年后才染疾去世,赵泰亿还爲他撰写了祭文。这种传说也可以看作是“文战”的副产品。


日方刊印和韩酬唱集,现存最早的刊本在宽永二十年,内容则是宽永十三年的《朝鲜人笔语》。其次就到天和二年,共有四种刊本。再后来就是正德初年,其刊印数量达到十一种,产生了一个飞跃。享保四年(1719)十一种,延享五年(宽延元年,1748)十七种,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1764)二十二种,达到最高点,文化八年(1811)仅一种,一个重要原因是此行通信使只是抵达了边境地带——对马岛。这些并非和韩酬唱集的全部,因爲还存在大量的写本。日方开始大量刊行这些唱酬集,是基于其文化自信的心理,自认爲已有能力与朝鲜使臣相颉颃。而大量印行的时间正在正德初年,与其文化自信的建立也是同步的。正德元年刊印的《槎客通筒集》封面有如下文字:“三韩使星旌雄才于扶桑六十州之中,万岳老宿扬美誉于析木数千里之外。”实类似宣传标语。接待朝鲜通信使此行的祖缘别宗,是京都万年山慈照禅院的僧人,故称“万岳老宿”。在对富士山的歌咏中,日鲜双方展开了数度文化攻防。(115)据北村可昌之序:“辑而传者何也?范后之接伴韩使者也。”(116)此书刊行之目的,是作爲后世“文战”的模范。播磨清绚撰《善邻风雅集序》已在延享五年,但提及“赠寄应酬于诗赋笔语”的“文战”,想到的还是“犹正德、享保之年云”,(117)同样追溯至此。


日本刊印大量的和韩唱酬笔谈集,皆由民间书肆主导,这与朝鲜《皇华集》由王室主导刊印的情况大爲不同。虽然辑録镂版的速度相当,但在编辑和刊印的质量上却相去甚远。总体来看,《皇华集》代表了官方行爲,在刊印工作中有严格的惩罚制度:“书册印出时,监印官、监校官、唱准、守藏、均字匠,每一卷一字误错者,笞三十,每一字加一等;印出匠,每一卷一字或浓墨或熹微者,笞三十,每一字加一等,并计字数治罪。官员五字以上罢黜。”(118)尽管并未依律如此执行,但哪怕只是一种象征,也会使刊印工作进行得较爲仔细认真。而日本坊刻的和韩唱酬笔谈,不仅误字甚多,而且往往编辑无次,瀬尾维贤在正德元年刊印《鸡林唱和集》卷帙多达十五卷,封面即说“随得编録,序无后先”。其汇辑诸诗,即便是往返唱和,也往往有遗漏。泷鹤台也曾指出:“书肆所辑録,大率多疏漏。”(119)由于其“文化自信”并非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往往夸大其词,以多爲胜,将日鲜诗赋外交之作汇印一编,“观之者将足以见家邦有道,邻国慕化之盛也”。(120)将朝鲜使臣和诗、赠诗的意义,渲染爲是对日本文教“慕化之盛”的象征。下逮延享、宽延年间,其自视更高,但缺乏根基的自信,若是过度膨胀,就只能以文献造假僞饰。《善邻风雅后编》记録朝鲜通信使制述官朴敬行(仁则、矩轩)致日方翠巖芝林和尚的信中说:“得见大阪人士刊出仆辈唱和之卷,则仆诗太半皆是日本人赝作。其唱和之人,亦是当日座中所未见之人,事极怪讶!”并将赝作一一罗列:和干桃丘诗“江开千里水悬城”之作;和滕玉阳诗“千里一槎斜日隈”之作;和滕嶓冢诗“遥泛仙槎千里横”之作;和源四明诗“倦游自懒读离骚”之作;和江龙门诗“浪华人士不凡宾”之作;和龙湖诗“风涛千里浪华开”之作;和高大陵(原误作“陆”)诗“遥向蓬山万里来”之作;和菅(原误作“管”)荣“舣舟数识有文才”之作。(121)朴敬行所说种种并非空穴来风,这些赝作在现存的《和韩唱和録》一书中皆赫然耀眼。该书封面也有两行标语:“文物整齐君子国,德星列聚圣明朝。”“君子国”指朝鲜,“圣明朝”则自诩。以上赝作俱见该书卷下,并且在唱和诸作之前列举“唱和姓氏”,煞有介事地写出其姓名字号、籍贯年龄,如“干桃丘,名满裔,字大仲。浪华人,号周安”;“滕文谷,名荣昌,字龙登,一号玉阳山人。天马人,年十有八”;“源四明,大简子,名攀髯,字子登,别号琵琶山人。西宫人,年十有七”(122)等等。其实这些名字,如桃丘、玉阳、嶓冢、四明、龙门等,都是中国地名,胡诌捏造之迹显然。随着日本人在文化意识上的日益膨胀,乃至以“神州”自称,引发了与朝鲜使臣的冲突。有一医人呈诗朴敬行,“称日本爲神州,朴一览,辄勃然作色曰:‘天下除中华外,不可称神州。不稽之言,吾不欲观之矣。”片冈子兰爲此专作《神州辨》,强调惟有日本堪称神州,以天皇乃万世一姓,“宝玺历亿万年而无疆……与夫泗水亭长升而黄屋左纛,盗贼羯虏擅号皇帝,自侮爲点青天子,彼废此兴,视天位如客舍者,不可同世而语也。由是观之,称日本爲神州,岂一人之私言哉……顾朝鲜得中国天朝册封爲王,其国人崇中国如对上帝然,则朴等幼惯之久,不知有侘,乍见称日本爲神州,且惊且怒也固宜”,从反面彰显了“朴之陋而倨也”。(123)其文自汉代(“泗水亭长”)贬斥到清代(“点青天子”),中国历代皇帝往往乃“盗贼羯虏”,完全不能与日本相媲美。这样的“文化自信”继续膨胀,在十六年之后,就形成了朝日诗赋外交中“文化自大”的又一次转折。


日本和韩唱酬笔谈文献刊印史上的高峰是在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也就是公元1764年,这又是一次朝日诗赋外交史上的重大转折。从这一年的“文战”开始,日本就充分显示了其“文化自大”。通常来说,“自大”常含有两种表现:一是扬己,一是抑人。而在“抑人”之际,爲了达到彻底摧毁对方的目的,往往要连带摧毁其“文化宗主国”,也就是中国。此前的“文战”虽然也有自贾余勇者,但若非进入到争辩的论题,日方通常不会贬抑对方(朝鲜方面对日则有习惯性贬抑,但也越来越淡薄)。十六年前的笔谈唱和,轨同直救序中只是说“其笔战之间,沛然而乃犹有欲破坚拉强之势”,(124)以壮大日方的声威而已。一旦由“自信”扩张到“自大”,扬日、抑朝、贬中往往就形成三位一体,至少也是合二爲一。这种“自大”不是个别人或地域性的,而是具备了普遍性。


我们以此行由西向东的途程来看。先是在长门(今山口县),据山根清《长门癸甲问槎序》云:“此行南秋月、成龙渊亦爲巨擘焉。然而皆操其土风,苏、黄末派之雄耳……何有文章之可观?盖韩土取士之法,一因明制,廷试专用濂闽之经义……宜乎弗能知古文辞之妙,而列作者之林也。此邦昌明敦庞之化……五六十年来,多士炳蔚,文者修秦汉已上,诗亦不下开、天……如执旗鼓而周旋,则报淝水之捷,亦何难焉……唯恐违国家柔远人之意也,以故柔其色、孙其言,而不相抗,从容乎揖让于一堂上。”即便以南玉、成大中等朝鲜文坛巨擘来临,在他看来,也不过尔尔,皆不识文章之妙。根源则在取士之法全用明朝之制,不如日本所追求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旦开战,不难“报淝水之捷”。但正因爲是“文战”,也要不违国家柔远之意,以礼相待。语气间的傲慢不屑,跃然纸上。朝鲜人向来视日本爲“东夷”,此行“文战”之际也多自署“小华人”,泷鹤台在与元重举的笔谈中,特别强调“贵中国贱夷狄爲务,是其识见之陋,不知天地之大者也”,并且进一步贬低中国云:“彼中华圣人之国,而其人之奸恶,有甚于蛮夷者。仆于明清律而见之,凡律条所载,奸骗凶恶之甚者,皆吾邦之人所未尝及知也。又如和兰不二色,国无乞食,皆中国之所不及也。”最后归于“何必中国之独贵,而夷教之可废乎”的质问,元重举则以之爲“志大眼空之论”(125)而不以爲然。然而已不难看出当时日本人的文化自傲了。(126)


接下去是大坂。林义卿在《鸡坛嘤鸣序》中称:“今兹鸡林聘使来,所谓韩客也。自正使至于掌书记,皆彼土词骚中之选,而其使之当于此邦操觚之士者也……韩人下里巴曲,共以敏捷爲才;我士阳春白雪,各以精工爲至,其优劣不论而自分焉。凡诗章苟不精工,则虽一日千首奚以爲,不爲难耳……余友河内北元章者,郢曲高调,盖其人也。其于笔阵,实有猿面王之勇也,亦以诗赋鬬于浪华鸡林坛……韩人知其不可复敌乎猿面王也,辟如后鸣之鸡,敛翅相步,似以请成者。于是元章爲许以相嘤鸣。”他把北山元章比作日本文坛的“猿面王”丰臣秀吉,正如在武功方面朝鲜不敌猿面王一样,在诗赋方面也“不可复敌乎猿面王”。此书所録,皆北山与朝鲜制述官南玉(秋月)、书记成大中(龙渊)、元重举(玄川)、金仁谦(退石)等人之唱和笔谈。北山与南玉唱和往返两次,但南玉以“少坐,当再和呈”爲由中途休息;与成大中两唱而只一和;与元重举一唱而无和,北山且“宽容”地说:“笑而置之爲幸,奚敢烦高和。”又评论南玉诗才曰:“秋月才器卓绝,诗力康健,其锋不可当。然其所和多失点捡者,少至其精妙者。”(127)正可与序言中的论断相印证。奥田元继《两好余话》同样是与南玉等人在大坂唱和笔谈的记録,其跋文也充满了对朝鲜方面的轻视:“余详察朝鲜人作爲文章,固不爲韩、柳、欧、苏,有不爲李、王,实有方土俗习,而一守其师承,不复少变,固陋之甚……余与夫徒所讨论……尚唱酬之诗若干首,悉具别集。然要之共无用,亦无足观者。”(128)这种在文化上傲慢的语气和姿态,真是前所未有。


然后到尾张(今爱知县西部),有当地的“九子”与通信使制述官、书记等人的唱和集《殊服同调集》。僧人百非仁默天在序中,先是将丰臣秀吉时代的朝鲜人描绘得极其猥琐胆怯,所谓“震慑辟易之甚,膝行蒲伏,未尝能仰视顔色矣”。及至德川家康时代,“虽则三韩不臣妾于我也,其于我也,如赤子于父母焉”,将朝鲜宣祖时代朝日同爲明朝之子的兄弟关系,改造爲“赤子于父母”的关系。进而借用屈原《离骚》“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之句,推演爲“国家或用之三韩”,又将日本和朝鲜的两国关系,改造爲如同汤、禹与伊尹、咎繇的君臣关系。最后谈到诗歌,则评价爲“韩人于诗,韵言已”,只是押韵之言而已。又指出此书所集“九子”之诗“比诸平常,则似下一等”,原因或在于受酬唱对象水平过低而左右,或是无必要向幼稚者展现自身的高超能力,类比爲“岂蛤蟹珠龟与月盛衰乎?抑将爲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其抟黍乎”,(129)可谓极贬低之能事。同样是叙述朝日相交的历史,但立论已与往日截然不同。虽然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心理。


最后到江户。仅以《韩馆唱和续集》三卷爲例,此乃大学头林信言门人林信有等与朝鲜制述官和三书记的酬唱集。林信言在序中自夸兼自谦地说:“八叉七步,固称实时敏捷之才;刻烛击鉢,宁顾后来格调之论。”林信爱的序就不那么掩饰了:“《韩馆唱和续集》者……所以开示本朝文学之盛于远人也……雕镂其文,高尚其辞,较毫厘以争分寸。呜呼!韩人于是破胆,亦未可知矣。”(130)林家在江户幕府历代担任儒官,从林罗山到林学斋(升),共有十二代大学头。林信言(凤谷)爲第五代大学头,是日本文化的官方代表。将长门、大坂、尾张和江户出现的种种议论联系起来看,我们就能发现,从地方到都市,从民间到官方,文化自大之风已瀰漫于日本朝野。这既是正德初年以来“文化竞争”的进展,也是历史在这一刻由量变形成的质变。


日本由“文化自信”膨胀爲“文化自大”,并非没有其客观基础。事实上,到了宽延、宝历年间,日本汉文学水平已得到跨越式提高,享保四年(1719)申维翰《海游闻见杂録》记载其观察,就有“国中文才,多在童稚”(131)的感叹。而到了宝历年间,英髦之才更是成羣而出,给1764年的朝鲜通信使团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反躬自省,从而改变了对清朝的态度。(132)但日本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自信”,却没有足够的智慧防止“自大”。朝鲜纯祖十一年(日本文化八年,1811)是最后一次通信使行,留下的文献相对较少。但有两种书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古贺朴(精里)命其二生草场韡(佩川)、樋口光大(淄川)及其三子古贺煜(季晔)编写的《后师録》和《拟答拟问》。此二书之编纂精神一致,前书存古贺之序云:“韩人问答书上木数十种……邦儒多堕其窠臼,而白石爲甚。余闲中举其语或能惑人者,使草场、樋口二生驳之。非敢捃摭前辈,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欲鉴旧辙不复蹈耳。”(133)其书以前人之“韩人问答书”爲批判对象,计有宫濑龙门《鸿胪倾盖集》、前田纯阳《对丽笔语》、林凤谷《韩话应酬》以及新井白石《坐间笔语》,凡答话不“正确”者,皆予批判纠正,共计五十五则。《拟答拟问》由两部分构成:“拟答”是“彼问我答”,假设朝鲜通信使的提问,该如何作答;“拟问”是“我问彼答”,设置了一些对付朝鲜方面的难题,并同样给出了标准答案。二书皆意在“以前古之鉴作后来之戒,永爲文翰应接之规”。(134)古贺精里此行的地位,类似于朝鲜使团中的制述官,《对礼余藻》就是他与朝鲜使团制述官、书记、画员、医员的唱和笔谈集,故此二书之编纂不能看成是民间或个人行爲。当文化自大膨胀到极点,就会在对外宣传上要求舆论一律,以往的自由对谈就会受到限制乃至批驳。从这两种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前人的有些回答并不错,只是自我吹嘘的力度不够,就未能免遭责难。比如上文曾经举到新井白石自诩“天朝”藏有隋唐之乐,但在这时看来就属“政治不正确”,《后师録》纠正道:“我朝自我朝礼,非必事事摸效于西土也。唯如其乐出于李唐之世而爲,非隋唐何也?”又白石对赵泰亿“乃不一变至华耶”之问不屑回答,这时也被认爲过于消极,需要更有战鬬力的反击:“答之宜曰:所谓‘华’者,岂指其削发夷服者耶?”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爲了最大限度地爲国家战略服务,他们要统一文宣口径,霸占舆论阵地,不惜违背事实,篡改历史。在《拟答拟问》中,假设朝鲜使臣问德川家康灭丰臣秀吉后,“今其种姓有存者否”,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古之圣王,诛其首恶而宥其胁从,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烈祖能体是意,故不绝丰臣氏后,封爲列侯,至今见在。”(135)而历史事实是,德川家康经庆长五年(1600)关原之战和庆长十九年(1614)大坂冬之战和次年夏之战之后,包括丰臣秀赖在内的后人全被歼灭。元重举在日期间留心搜罗资料,写成《秀贼本末》,载于其《和国志》中,其中就有“秀赖竟死于兵,丰臣遂无噍类”,(136)意谓丰臣家族无人幸免于难。而标准答案的提出,就是爲了重塑其“神祖”形象。此时的“文战”已沦爲“文宣”,外交姿态也由彬彬有礼转爲张牙舞爪,重心在提升并涂饰自身的文化形象,诗赋外交已名存实亡。爲达此目的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僞造历史。尽管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此后再无通信使到来,这类“文战指南”的书并没有发挥实际效用,但这类书及其编纂动机的物质与观念的存在,无不证实了当时日本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对“历史的滥用”。(137)经过百年间对国民的“洗脑”,以“文化自大”爲根柢,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在军国主义分子的鼓譟下,举国疯狂,并最终于1945年以人间炼狱的惨况结束战争,导致全体国民共吞苦果。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走“自大”之路并非历史的必然。


本文有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无论是明鲜之间还是朝日之间的诗赋外交,都有非常丰富的文献,需要以综合的眼光作一整体把握。


第二,东亚诗赋外交有两个基本模式,分别由明鲜之间的“文和”与朝日之间的“文战”爲代表。


第三,即便是“文战”模式的诗赋外交,只要处于“文化竞争”的状态,则对于各自文化的提高都会有促进作用。


第四,一旦由“文化自信”膨胀爲“文化自大”,无论是对于他国还是本国,最终都会酿成损人害己的恶果。


二○二一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三日间断续写成


①参见《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外交”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页1683。


②《朝鲜の日本通信使と大坂》,中村荣孝《日鲜関系史の研究》下,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页344。


③参见《荀子·儒效篇》,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114。


④《论语·季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73。


⑤《论语·子路》,《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页143。


⑥参见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上篇“赋诗考”,台北,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2年,页3—63。


⑦参见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五《真德王本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66—67。


⑧参见谢海平《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第二章、第三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郑永常《汉文文学在安南的兴替》第二篇第四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⑨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九五《朴寅亮传》,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2951。


⑩朴彭年《朴先生遗稿》,《韩国文集丛刊》(9),首尔景仁文化社,1988年,页468。


(11)江户时代日本人习惯上称朝鲜半岛人爲“韩人”,所以早期日韩学者也用“和韩唱酬笔谈资料”指称道些文献,当代学者大多使用“朝鲜通信使关系资料”指称。如李元植《朝鲜通信使关系资料》(附见其《朝鲜通信使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韩国文化研究振兴财团《朝鲜通信使关系资料目録》(载《青丘学术论集》第21卷,2002年)。


(12)参见叶泉宏《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1368-1488)》第四章第一节,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页119—126。


(13)《世宗实録》卷一二七,三十二年闰正月二日丁未,《朝鲜王朝实録》(5),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4-1986年,页163。


(14)同上注,三十二年闰正月三日戊申,《朝鲜王朝实録》(5),页165。


(15)《世宗实録》卷一二七,三十二年闰正月八日至十九日,《朝鲜王朝实録》(5),页167—170。


(16)成俔《慵斋丛话》卷一,《大东野乘》(1),朝鲜古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二年(1909)版,页22。


(17)赵季辑校《足本皇华集》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页7—8。案:郑麟趾和诗又有“风裁绝伦今马、范,文章独步即欧、王”等句,一连用了司马迁、范晔、欧阳修、王安石来类比倪谦,虽然是恭维之词,也是随口敷衍的官样文章。


(18)使臣之间也多有互相恭维之词,如司马恂和倪谦此作,亦有“旧识诗名齐李、杜,始知笔法继锺、王”等句吹捧其诗歌、书法。同上注,页9。


(19)同上注,页6。


(20)参见《成宗实録》卷五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戊戌,《朝鲜王朝实録》(9),页236。


(21)《朝鲜纪事》,《续修四库全书》(74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604。


(22)《笔苑杂记》卷下,《稗林》第五辑,首尔探求堂,1991年,页76。案:上述评论尽管不排除徐居正本人的自负因素,但就诗论诗,倪谦在朝鲜的即兴之作少有佳篇也是事实。


(23)《世宗实録》卷一二七,三十二年闰正月十九日甲子,《朝鲜王朝实録》(5),页170。


(24)今本《皇华集》开卷即爲倪谦此行之《庚午皇华集》,乃后人补编,杜慧月据华察《读皇华集序》、薛廷宠《读皇华集后序》言及《皇华集》,或曰“自天顺丁丑至嘉靖丁酉”,或曰“集起天顺改元,迄皇帝践祚一十六祀”,推测其编印刊刻时间当在嘉靖十八年(1539)之后(参见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82—83)。案华察《读皇华集序》云:“竣事还朝,国王遣其陪臣来请刻,且持所谓《皇华集》者赠焉,乃得遍观而尽读之。由侍讲倪公谦,逮给舍吴君希孟凡若干人,书若干卷,所録诗文凡若干篇,古今诸体咸备。”(《足本皇华集》卷二七,页942)如此观之,则华察“遍观而尽读”之《皇华集》,起自倪谦《庚午皇华集》,终于龚用卿、吴希孟《丁酉皇华集》。惟《庚午皇华集》似仓促编就,较以倪谦自编之《辽海编》颇有遗漏,尤其是返程途中朝鲜陪臣之原唱及和作多不载,而其《狎鸥亭记》撰写于天顺二年(1458),又非景泰元年(1450)使行之作。


(25)朝鲜中宗曾对龚用卿言:“《皇华集》例于越江后,以其诏使之制与陪臣所制,聚而印出送之。”载《中宗实録》卷八四,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丙申,《朝鲜王朝实録》(18),页54。


(26)《成宗实録》卷六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二月二十五日已亥,《朝鲜王朝实録》(9),页316,318。


(27)《中宗实録》卷八三,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癸巳,《朝鲜王朝实録》(18),页6。


(28)同上注,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甲午,《朝鲜王朝实録》(18),页7。案:董越《朝鲜赋》自注亦述及成宗宴请时,译者误译国王语之事:“王以予二人屡却其馈,乃假译者道意……予饮未釂,乃颔译者:‘请尽此一杯,明日盖有天渊之隔矣。’译者乃误以‘天渊’爲‘天远’。予二人解其语音而爲之申说,王乃笑。乃送出门,又出酒劝,复有‘远别千里’之言,译者又误传‘远别’爲‘永诀’。盖张有诚善华语而少读书,李承旨读书而不熟华语,每观其传言,至汗发而犹未达,殊可笑。”(《足本皇华集》卷一○,页335)


(29)《成宗实録》卷二六五,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戊戌,《朝鲜王朝实録》(12),页187。


(30)《中宗实録》卷四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戊子,《朝鲜王朝实録》(16),页86。案:朝鲜文臣对外交酬赠诗的“得体”也有较爲敏感者,如金万重《西浦漫笔》卷下云:“(权韠)《饯诏使》诗曰:‘别语关心徒脉脉,离杯入手故迟迟。死前只是相思日,去后那堪独归时。’亦非不工矣,而颇似关西营妓与荡子惜别语。紵衣缟带之赠,安有此等气象?”(首尔通文馆1971年影印本)其诗颇类前人李健《祖席赠歌妓》之中四句:“别泪双行兼百恨,离歌一曲直千金。生前只是思花貌,去后那堪隔玉音。”(《葵窗遣稿》卷五,《韩国文集丛刊》[12],页101)金万重之评堪称一语中的。


(31)《足本皇华集》卷八,页214。


(32)《足本皇华集》卷一一,页344。


(33)参见《足本皇华集》卷八、卷一五、卷一六,页229,505,533。


(34)例如,《中宗实録》卷八四,三十二年三月二日己巳载:“礼曹启曰……若太平馆、济川亭等处题咏,及《皇华集》所録前天使所制诸诗,与喜晴、太平馆等赋,预令抄定,文臣等各自次韵以待何如?传曰:如启。”《朝鲜王朝实録》(18),页36。


(35)《足本皇华集》卷二七,页941。


(36)金守温《次(喜晴赋)韵序》,《足本皇华集》卷二,页52。


(37)《足本皇华集》卷一,页4—7。


(38)成俔《慵斋丛话》卷一,《大东野乘》(1),页23。


(39)洪万宗《诗评补遣》上编,赵锺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4),首尔太学社,1996年,页64。


(40)《鹤山樵谈》,《稗林》第六辑,页300。


(41)《足本皇华集》卷三,页77。


(42)《足本皇华集》卷三七,页1202。


(43)《宣祖实録》卷一五三,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丙午,《朝鲜王朝实録》(24),页405。


(44)《足本皇华集》卷三七,页1199。


(45)《宣祖实録》卷一四八,三月十二日甲戌、三月十八日庚辰,《朝鲜王朝实録》(24),页361、364。


(46)朝鲜文臣对明使的讥讽,如果是公开表述的话,往往极爲隐晦,几乎难以觉察。比如弘治五年(1492)兵部郎中艾璞爲正使颁诏,抵汉城后一宿便回程,洪贵达序《壬子皇华集》,有“吾邦虽陋,然仲尼之所欲居,箕子之所受封,亦皇朝之所眷注。故前乎此皇华大夫之来游者,皆从容宽假,至于登楼有赋,楼(原文误作“栖”)壁有诗,自以爲不知身之在他乡也。何先生之不留不处,匪游匪遨,倏而来,忽而逝也?何前后之皆贤达而所履之殊也”(《足本皇华集》卷一三,页436)等句,百余年后的郑泰齐在《菊堂排语》中挑明其讥讽之意曰:“郎中轻躁,务要速还……往来所作诗只十余首,而语甚稚涩,不足观。参赞洪公贵达序其集,有曰……云云,盖讥之也。”(《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3],页230)关于《菊堂排语》的作者,参见左江《〈菊堂排语〉作者考》,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97—101。


(47)《宣祖实録》卷一四八,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辛巳,《朝鲜王朝实録》(24),页364。


(48)参见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羣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49)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拙藁千百》卷二,《韩国文集丛刊》(3),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页24。


(50)《世祖实録》卷一九,六年三月二日己卯,《朝鲜王朝实録》(7),页376。


(51)刘菁华、许清玉、胡显慧选编《明实録朝鲜资料辑録》,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页134。


(52)《中宗实録》卷八九,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乙未,《朝鲜王朝实録》(18),页230。


(53)《明实録朝鲜资料辑録》,页217。


(54)参见李善洪《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55)权应仁《松溪漫録》卷下,《稗林》第六辑,页397。


(56)《宣祖实録》卷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丁未,《朝鲜王朝实録》(21),页195—196。


(57)许筠《惺所覆瓿稿》卷一八,《韩国文集丛刊》(74),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页291—292。


(58)《列朝诗集》闰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6856。


(59)参见张伯伟《中朝外交活动与朝鲜女性诗文之编纂流传》,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页3—18。


(60)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页220。


(61)参见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71—173。


(62)《龙泉谈寂记》卷下,《稗林》第五辑,页192—193。


(63)《东文选》(1)卷首,首尔太学社,1975年,页1。


(64)《足本皇华集》卷八,页216。


(65)鱼叔权《稗官杂记》卷一载:“成化丙申,祈(祁)郎中顺重过博江作诗,其末句压‘菱’字。四佳徐文忠公和其韵,往复各十二篇。最后四佳云:‘南望达城家万里,梦魂长绕故园菱。’郎中曰:‘菱非故园之物,此句何谓也?’译士进曰:‘徐公家在水国,产菱最多,故云尔。’曰:‘然则不妨。’盖四佳泛指故乡爲故园,然终不稳惬。”《大东野乘》本,页470。


(66)《足本皇华集》卷九,页276—277。


(67)《菊堂排语》载:“游汉江日,徐居正以爲天使虽善诗,皆是宿构,吾可先作以试其才。仍投七言律……颔联乃丽朝蔡洪哲之句,而只改下数字,可谓发冢手也。”《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3),页228。


(68)《月沙集,别集》卷七附録《遣事》,《韩国文集丛刊》(70),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页571。


(69)此联实出自高丽朝蔡洪哲《月影台》,下句作“烟波相逐白鸥来”,全诗见《东文选》卷一四。如果注意到徐居正就是《东文选》的编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种相似不是“偷语”而是“巧合”了。


(70)《中宗实録》卷八三,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己丑,《朝鲜王朝实録》(18),页4。


(71)《宣祖实録》卷一九五,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壬辰,《朝鲜王朝实録》(25),页153。


(72)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宋刻本影印版,1985年,页25。


(73)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七,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页463。


(74)参见《天德三年八月十六日鬬诗行事略记》,《羣书类从》(9)卷一三四,续羣书类从完成会,1928年,页286—287。案:日本天德三年爲公元959年,属于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


(75)《鵞峰林学士文集》(下)卷六三,日野龙夫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十二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页80。又卷四四《见百首左右胜负诗卷谕塾生》、卷八四《诗合引》、卷一○○《题鼎峙诗战后》等文,亦可参看。


(76)参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朝鲜时代通信使》,首尔三和出版社,1986年;李元植《朝鲜通信使》,首尔民音社,1991年;辛基秀、仲尾宏编辑《善邻と友好の记録·大系朝鲜通信使》八卷,东京明石书店,1993-1996年;辛基秀《朝鲜通信使:人の往来·文化の交流》,东京,明石书店,1999年。


(77)《海行总载》(1),《朝鲜羣书大系续续》(3),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页2。


(78)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日本史学界,对于日本室町幕府时代与丽末鲜初的两国外交关系有较多研究,使臣互访各多达六十余次,代表性著作如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但此后的研究重心多放在德川幕藩体制与朝鲜通信使。较爲系统的概说则如三宅英利《近世日朝関系史の研究》,其书包含了对朝鲜通信使初期形态的研究。东京文献出版,1986年。可参看。


(79)参见中山久四郎《江户时代来聘朝鲜信使迎接応待笔语唱和図书目録》(小田先生颂寿记念会编《小田先生颂寿记念朝鲜论集》,大阪屋号书店,1934年,页813—832);韩国李元植《朝鲜通信使》第四部“通信使资料”第五章“笔谈唱和集”,页410—421(该书日文版又有所增补,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页563—665);日本高桥昌彦《朝鲜通信使唱和集目録稿》(一),载《福冈大学研究部论集》A六(八)2007,《朝鲜通信使唱和集目録稿》(二),载《福冈大学研究部论集》A九(一)2009;其后修订增补爲《朝鲜通信使唱和集目録稿》,收入松原孝俊编《グ口—バル时代の朝鲜通信し研究:海峡ぁれど国境なし》,福冈,花书院,2010年,页211—291;葛兆光《现存朝鲜通信使文献简目》,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五册附録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416—418。案:这类文献以“朝鲜通信使相关记録”爲名于2017年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记忆名録”,日益受到各国学界的重视。


(80)除了文献庞大的原因以外,收藏地的分散也是困难之一。目前较有规模的整理是韩国许敬震主编的《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翻译丛书》,已由首尔宝库社出版四十册(2013-2017),收録资料五十四种,可以参考。但标点方面缺陷较多,有时不可卒读。影印方面也有不少错乱和遗漏,难以完全信赖。何况在此之外,还有大量文献尚未公开印行。


(81)从宏观上对十二次朝鲜通信使的形式、样态划分不同段落,三宅英利分爲五期,即国交再开期(1—3)、前期安定期(4—7)、改变期(8)、后期安定期(9—11)和衰退期(12)。参见其《近世日朝関系史の研究》“结论”,页630—642。本文着眼于“诗赋外交”的进程演变,所以在段落的时间起讫上与之有所不同。


(82)权近《郑三峰道传文集序》,《阳村集》卷一六,《韩国文集丛刊》(7),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页171。


(83)《三国史记》卷九《孝成王本纪》,页122。


(84)李奎报《题华夷图长短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一七,《韩国文集丛刊》(1),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页469。


(85)庆暹《庆七松海槎録》卷上録朝鲜礼曹参判吴亿龄书,《海行总载》(2),页2。同书也记録了朝鲜国王致日本国王书,精神一致。又据《宣祖实録》卷三七,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戊子载宣祖说:“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朝鲜王朝宝録》[21],页681)这也表示,朝鲜与日本皆爲大明之子,所以是对等的而非上下尊卑的关系。


(86)《庆七松海槎録》卷上,《海行总载》(2),页34。


(87)《庆七松海槎録》卷下,《海行总载》(2),页74。


(88)《东槎録》,《海行总载》(2),页270。


(89)申维翰《海槎东游録》卷一,《青泉集续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200),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页422。


(90)与此后刊印速度不同,此行的笔谈都是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才刊印。如《朝鲜人笔语》刊于宽永二十年(1643),《朝鲜笔谈集》则刊于天和二年(1682)、正德元年(1711)。


(91)金东溟《海槎録》,《海行总载》(2),页481。


(92)任絖《任参判丙子日本日记》,《海行总载》(2),页349。


(93)金东溟《槎上録》,《海行总载》(3),页34。


(94)石川丈山《与朝鲜国权学士菊轩笔语》,《新编覆酱续集》卷一六,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诗集日本汉诗》(1),东京,汲古书院,1987年,页247—248。


(95)《韩使手口録》,《人见竹洞诗文集·后集》附録,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页520。


(96)姜弘重《东槎録》,《海行总载》(2),页254。


(97)申维翰《海游闻见杂録》下,《青泉集续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200),页529。案:日语中的“唐人”有两读,一作“とぅじん”,意指中国人;一作“からびと”,意指不明事理者。此处乃指第一种读音和含义。


(98)《和韩唱酬集》卷首,天和三年(1683)刊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99)《和韩唱酬集》卷一之一。


(100)《和韩唱酬集》卷一之二。


(101)宣祖四十年朝鲜通信使赴日,就涉及日本“回答国书”的年号使用问题,日本国内就如何处理该问题有争议。据《庆七松海槎録》下卷载:“玄苏则欲用万历年号,承兑则欲用日本年号,禀于关白。关白曰:‘我国不事大明,不可用其年号;若用日本年号,则使臣必有未稳之意,莫如两去之宜当云。’故书之曰‘龙集丁未’,‘龙集’者,如我国之岁次云耳。”《海行总载》(2),页49。案:日本国书以“龙集”表示年岁从此就成爲惯例在一段时间内延续下来。


(102)《朝鲜人笔谈并赠答诗》,天和二年(1682)刊行,日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


(103)《任参判丙子日本日记》中记録到日光山时说:“大概此山仿佛我国伽倻山形,而泉石别无可观。国内第一名山如此,其他可想……关白以一国君长,享其祖于佛寺之后、荒山之中,而曾不爲耻,反欲夸张于邻国三使臣,其愚无知识,有不足责矣。”《海行总载》(2),页347。


(104)俱见《问槎二种畸赏》卷上,正德壬辰(1712)刊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104)俱见《问槎二种畸赏》卷下。


(105)荻生徂来《问槎畸赏题词》,《问槎二种畸赏》卷上。


(106)此语刊本作朝鲜副使任守干所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写本《朝鲜使燕乐笔语》有小注云:“此语缘长老笔语也,白石误作任守干之语。”(原文爲日语)玩其语气,以“唐山”代指中国,非当时朝鲜人语,而乃日本人用语。本文所据爲写本。


(108)以“皇京”称日本京都,决非朝鲜使臣用语,乃日方出于自尊心理妄改。当时日本人有称京都爲“皇京”者,而按朝鲜人的习惯用法,仅以“皇京”称明朝国都,以“燕京”称清朝国都,而以“倭京”称日本国都。


(109)以上引文俱见《朝鲜使燕乐笔语》,写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括号中文字爲刊本所有。


(110)《坐间笔语序》,《坐间笔语附江关笔谈》卷首,平安书肆羣玉堂刊行,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111)《远思楼诗钞》卷上,《诗集日本汉诗》(11),页257。


(112)《菊窗茶话》卷下,《雨森芳洲全书》二《芳洲文集》本,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1980年,页257。


(113)以上引文俱见《七家唱和集·宾馆缟紵集》卷下,正德壬辰(1712)腊月出云寺和泉掾、瀬尾源兵卫、唐本屋清兵卫合刻,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114)西山拙斋《闲窗琐言》,関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2),东京,凤出版,1978年,页10。


(115)关于这个问题,将另在《箕子庙与富士山:东亚诗赋外交二题》中有详论,此处从略。


(116)《槎客通筒集叙》,《槎客通筒集》卷首,正德元年(1711)洛下书肆临泉堂刊行,日本内阁文库藏。


(117)关世英《善邻风雅后序》,《善邻风雅》卷末。延享五年(1748)平安书坊奎文馆刊行,日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案:播磨清绚序载《善邻风雅》卷首。


(118)《宣祖实録》卷七,六年三月十七日丁酉,《朝鲜王朝实録》(21),页259。


(119)《长门癸甲问槎》干卷下,明和二年(1765)长门明伦馆刊行,日本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藏。


(120)河间正胤《桑韩唱酬集叙》,《桑韩唱酬集》卷首,享保五年(1720)浪华河内屋宇兵卫、嶝口太兵卫刊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121)《善邻风雅后编》卷上,宽延元年(1748)平安书肆文台屋多兵卫刊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122)《和韩唱和録》卷下,延享戊辰(1748)大坂书林柏原屋与市、村上屋清三郎刊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123)《和韩唱和附録》,宽延改元(1748)浪华书林澁川与市刊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124)《桑韩锵铿録医谭序》,《桑韩锵铿録》卷首,宽延元年(1748)皇都书林圆屋清兵卫刊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125)以上俱见《长门癸甲问槎》卷首、干卷上,明和二年(1765)长门明伦馆刊,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藏。


(126)这不是说其指斥“华夷”之别没有道理,若拈出其合理内涵,如泷鹤台指出的“自古西洋、南蛮舟舶来吾长崎者,百二三十国;又见地球图、坤与外纪,而考诸明清《会典》《一统志》,其所不载者尚多矣。宇宙之大、邦域之多如此,而其国各有其国之道,而国治民安也”,对于当时中国以天下之中自居、以地大物博自足、以八股时文自炫不啻一警钟,从中也可提炼出合乎尊重他人他国、尤其是尊重差异的文化理想。


(127)《鸡坛嘤鸣》,京都钱屋善兵卫、大坂西田屋理兵卫、河内屋喜兵卫、江户须原茂兵卫合刻,日本大坂府立图书馆藏。


(128)《两好余话》卷下,明和纪元(1764)京都钱屋善兵卫、大阪本屋又兵卫、西田理兵卫合刻,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129)《殊服同调集序》,《殊服同调集》卷首,宝历甲申(1764)京都书林八木次兵卫、张藩书林津田久兵卫同刻,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130)《韩馆唱和续集序》、《韩馆唱和续集后序》,俱见《韩馆唱和续集》卷首,写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131)《青泉集续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200),页525。


(132)参见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133)《后师録序》,见草场佩川《津岛日记》上下卷之间所附,抄本,日本佐贺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案:《后师録》原本毁于美军轰炸,其书今已不存,故附载于《津岛日记》之抄録本弥足珍贵。


(134)草场佩川《津岛日记》卷下六月廿六日,写本,日本佐贺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原文爲日语。


(135)《拟答拟问》,写本,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案:此本是在大正十年(1921)七月九日京大图书馆据草场韡之孙草场季彦藏本誊写。


(136)元重举《和国志》卷一,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0年,页109。


(137)德国思想家尼采在1874年写过一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一百三十多年后,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又写了一部同名著作,只是把两个名词改成了复数形式。后者在“引言”中指出:“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孙唯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3。作者在“余论”中还引用了一段堪当警示的话:“这是一个我们一遍又一遍在历史中反复读到的故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他们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就是历史上那些他们觉得任何事情都异常顺利的时候,因爲他们的领导人会变得狂妄自大,并且觉得自己的行爲都是正确的。”(同上注,页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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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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