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散落的珍珠

——“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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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书华  

   要想比较全面地梳理与论述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搏动与演化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搏动与演化的质素与形态是十分复杂的、多样的,工农兵文学思潮内的孙犁的小说,可以视为其一个侧影,冯至等人在十七年的历史小说创作及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初及十七年中的小说创作,作为工农兵文学主潮外的小说创作,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侧影。

   “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直接具体地体现在“五四”一代作家及直接汲取五四思想乳汁成长起来的继承了“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30年代一代作家的创作上,这两代作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在创作上,或处于沉默阶段,或处于自己创作历程中的低谷阶段。就这些处于低谷中的创作而言,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巴金的《军长的心》、老舍的《龙须沟》,或者是用其时社会中流行的观念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曹禺的《胆剑篇》、郭沫若的《蔡文姬》等,这些作品更多地具有“时代共鸣”的特点。另一部分则是基于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来抒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如老舍的《茶馆》、冯至等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更多地具有“个人话语”的特点。无论就作品的艺术力量还是就作品对“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的体现来看,后一类作品无疑是大大地胜于前一类作品的。就前一类作品而言,因为这些作家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与十七年的价值观念有着相当的差距,所以,当他们勉力在理性上在意识层面上,用自己不熟悉的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来处理自己的写作对象时——不论这写作对象是社会现实生活,还是历史题材——由于这些价值观念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血肉,还没有沉潜到自己无意识的深处,所以,这些作品就都谈不到是这些作家生命的外化形式,谈不到是这些作家生命的对象化实现,因而即使在创作理念上不乏正确乃至深刻之处,但毕竟因为缺乏生命的丰富与深刻,所以,缺少艺术的魅力与力量。① 后一类作品则不然。这类作品之所以胜于前一类作品原因有四:第一,这类作品是基于作者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而写,而作者们在写这类作品时,都已经是度过不惑之年的饱经人世沧桑的中年人了,而且,他们又并非徒然年长,而是亲身经历了个性解放、政治革命及改朝换代的翻天覆地之变。第二,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芒特罗斯认为:“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结构。”② 克罗齐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冯至等60年代历史小说的作者自然不是新历史主义者,但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理论、见解,对我们理解冯至等人在60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还是有启示意义的,说到底,作者之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中,对历史的某一点发生兴趣,产生创作的激情与冲动,总是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相遇合的结果,③ 因之,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人物,是作者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遇合、融入于作者所写的历史人物之中的结果而非纯粹客观的历史人物本身。但作者这样写却绝非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影射现实。作者是基于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来写的,作者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这种生命经验人生感受自然而然地是会与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但这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影射现实却是不相干的,在这一点上,对作品或贬或褒都是对作品的消极误读与误置。第三,历史题材可以使作者相对避免当时在写现实生活题材时所受到的严格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具有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个人的空间,这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表现更为明显。④ 第四,对于自己所写的历史人物,作者们都早已经烂熟于心并对之有着长期的深入的理解,如陈翔鹤对其在《广陵散》中所写的嵇康及其从容不迫顾日影而弹琴的故事,早在作品写作的四十年前,就有着十分的喜爱,⑤ 对其在《陶渊明写挽歌》中所写的陶渊明,也因其时他所主编的《文学遗产》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因之,对陶渊明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⑥ 徐懋庸对于其在《鸡肋》中所写的曹操也多有研究,⑦ 再如冯至,作为著名诗人及古典文学的专家,其对杜甫有着深入与切身的理解,应该说,也是再自然不过之事了。前面说过,这些作者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经验,所以,当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经验人生感受通过自己笔下的古代人物给以体现时,他们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文学在十七年的境遇,为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留下了一份遗存,这份遗存由于我们前述的这批作家在十七年中处于创作的沉默期或低谷期,由于这批作家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与当时的价值观念合拍,所以,显得十分的稀少与珍贵。这份遗存,也由于与当时时代的价值观念不相吻合,所以,在其时未能产生强烈的时代反响,常常为学界所忽视,但它们作为散落的珍珠,对于我们研究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搏动与演化,对于我们从人与个体的视角研究十七年小说——只是这种人与个体更多地不是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是作家自身,却是极为重要的。

   这份历史遗存主要是指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徐懋庸的《鸡肋》等。冯至的《白发生黑丝》以杜甫晚年的悲凉生活为写作对象,写杜甫在晚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困境中——所谓“白发”之谓是也,在下层贫苦渔民与具有叛逆性的民间文人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所谓“生黑丝”之谓是也。在这部作品中,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与具有叛逆性的民间文人的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给以深入研读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体现了冯至作为“五四”一代的作家,在60年代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及自身命运的思考。

   冯至所表达的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与具有叛逆性的民间文人的关系,有四点是值得我们给以关注的:第一,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的物质生活都十分的贫困:下层贫苦渔民:“好像打鱼就是为了交渔税。打了一辈子的鱼,交了一辈子交不清的税”。杜甫“虽然没有租税负担,却是老病缠身,衣食无着,杨氏夫人常常眉头双皱,凝视着滚滚不息的江水,愁着没有米下锅”。[1] 335,336正是这种物质生活的贫困,使二者命运相连,情感相通。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具有一种关心民生疾苦的民众情怀,这种民众情怀,除了“济苍生”的“以天下为业”的志向抱负外,与民众物质生存境遇的相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在杜甫面对物质生活的贫困境况一筹莫展之时,在杜甫的亲朋好友对此也一无所助之时:“多少亲朋故旧,以及一些做诗的朋友,见面时输心道故,甚至慷慨悲歌,可是一分手就各自东西,谁也照顾不了谁”,“想不到几个萍水相逢的渔夫,对他却这样体贴照顾,无微不至”,[1] 338并用帮助他卖药的方式切实地改善了他的物质生活境况,但面对下层贫苦渔民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有心帮助他们解决的杜甫却对此无能为力:“总觉得自己爱人民的心远远赶不上渔夫们爱他的心那样朴素、真诚,而又实际。他看见农民和渔民被租税压得活不下去时,想的只是‘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税’,可是渔夫们看见他活不下去时,却替他想出具体的办法。请皇帝减征税,只是一个空的愿望,而渔夫替他想的办法,却立见功效。”[1] 339中国知识分子在变革社会、在精神探索、在身处生存劣境时的软弱无力感,使他们总是有着一种寻求力量的焦虑,由于前述中国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境况上与下层民众的相似,但在忍受与具体而又实际地改变这种生存境况上,中国知识分子又远远不及下层民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也,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在下层民众中去寻求力量的源泉,冯至在作品中,通过杜甫与下层贫苦渔民的关系,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寻求。第三,这种对力量的寻求,不仅表现在对改变物质生存境况力量的寻求上,更表现在对改变精神困境力量的寻求上。下层贫苦渔民对杜甫物质生活的帮助,不仅改变了杜甫的物质生存境况,也改变了杜甫的精神境况:“他对于他那两句自以为很得意的诗发生了疑问。”这样的对自己原有的精神支柱的疑问,是基于对下层民众及自身生存的切实感受而发生而并非是从书中得来的,正是在发生了这样的疑问后,苏涣的出现才能对杜甫的精神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苏涣是作为下层民众的精神力量的代表而出现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强盗”的出身与身份上,也体现在他在精神上与下层民众的声气相投上,体现在他在作品结束时,与下层贫苦渔民一体脱离险境上。正是这样的一种新的精神资源,给了杜甫的精神世界以新的营养与力量:“诗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的。但是它蕴藏着一种新的内容,表现了一种新的风格……隐示着许多过去还没有人道过的新的内容。”[1] 342-343冯至作为“五四”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在建国后,在经历了十分坎坷的精神历程后,在从中心迅即退向边缘后,前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力量的焦虑就更为强烈,而他通过杜甫的晚年际遇来表达这种对力量的寻求,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这样的一种对变革生存现状与解脱精神危机的力量的寻求中,表现了冯至等人对自身力量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在作品中,通过杜甫的自责,有着充分地体现,那就是杜甫在自己与下层贫苦渔民的关系中,得助甚多却无助于人,那就是杜甫对自己“自以为很得意的诗发生了疑问”,杜甫的疑问,其实也潜在地体现着作者冯至的疑问。面对下层民众在变革社会现状中所体现的伟力及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也由于对下层民众在变革社会现状中所体现的伟力及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的顽强的生存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未作出认真的辨析而是将其混为一谈,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是越来越不自信了,这特别地体现在“五四”、30年代那些未经根据地革命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建国后,总是没完没了地作检查,写检讨,冯至通过杜甫所体现出来的对自身价值的疑问,就是这种不自信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种境遇。十年浩劫初期,五四元老郭沫若曾公开宣称自己的诗文一钱不值,⑧ 则是这一缩影的一体两面,但合乎逻辑地极度地变态地扩大。

   如果说,冯至的《白发生黑丝》,以杜甫晚年的个人人生际遇为写作对象,作为一种个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场及其承载的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一种境遇,那么,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则以陶渊明、嵇康为例,着重写的是疏离于整个时代之外的个体命运及其感受,体现的是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立场及其承载的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又一种境遇。

   无独有偶绝非偶然的是,面对杜甫与陶渊明,冯至与陈翔鹤都不约而同地写了他们的晚年,这或许是因为两位作者,作为五四中人,都因为与五四已经相隔了遥远的岁月风尘,因而有了一种回望之感,有了一种回望的心态吧。

《陶渊明写挽歌》一向被视为6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的代表作而较其他同时期的历史小说更受人重视,⑨ 在以着重对作品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为特色的《教程》中,这篇小说被冠以“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而得到了相当充分地论述,论述者认为:作品表现了“一个自觉地疏离与整个时代的人……难以摆脱这种疏离引起的孤立之感”“而且明显地显示出一种不敢与别人交流这种‘疏离’的隐忧,典型地体现出处身于国家权力构筑的‘时代共名’的裹挟之下而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立场以及不可磨灭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态。”⑩ 论述者引用了作品中的一段话:“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睛里。这时他引以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论述者就此论述道:“作者显然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一种个人性的叙事立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追忆,陈翔鹤也由此间接地表露了一种个人性的面对时代的态度。”(11) 应该说,《教程》对该作品的论述体现了学界对这一作品目下所能达到的研究水准,我在这里所能补充的仅仅是想强调,上述的“疏离”“孤立”“隐忧”“苦闷”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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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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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海口)200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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